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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应全:谁真正需要“启蒙”?——为合理精英主义一辩

更新时间:2010-08-20 21:31:57
作者: 黄应全  

    

  如今,在我所从事的专业领域,存在一种古怪的现象:“精英主义”似乎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证明一种学说是坏学说的典型方式就是证明它是精英主义的。我的专业文艺学和美学如今都卷入了一种叫“文化研究”的思潮中。文化研究主流是左派性质的,追求的是文化的民主化,精英主义自然成了它最大的敌人。比如,英国学者约翰·凯利声称,严格区分精英与大众、推崇精英而鄙视大众的精英主义乃是欧洲现代文化的痼疾,希特勒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就是精英主义的必然结果,因而,精英主义乃是极权主义的同胞兄弟。(见:John Carey,The Intellectuals and the Masses,London:Faber &Faber,1992.)当然,一般情况下,文化研究没有如此极端,并不认为精英主义一定通向极权主义,但是,相信精英主义是社会压迫的一种形式从而坚决果断地否定之,却是文化研究思潮中的普遍现象。要了解这一点,不用读老外的书,只需浏览一下文学研究领域那些中国“前卫学者”的言论就够了。

  

    一

  

  在这里,我想从文化救世论入手讨论这一问题。关于“文化救世论”,说实话,我对它的认知经历了一个演化过程。1980年代上本科的时候,人们告诉我文化是一切问题的关键。那时,有人把梁启超关于中国近代学习西方经历了由器物到制度到文化的三阶段论改造为社会构造的三层次论(庞朴是其中最大的代表),以为器物不及制度、制度又不及文化,并以此证明中国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再到五四运动乃是一个不断深化、不断进步的过程。当时的我信以为真,今日中国许多人似乎依然如此。不过,几年前(已经无法说清确切时间)我变了。我深信,文化不是关键,制度才是关键;今日中国(乃至一百多年以来中国)的核心问题不是文化问题而是制度问题;从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不一定意味着深化和进步。我甚至坚信,过多谈论文化,硬把中国问题归结到文化问题上去,乃是模糊甚至掩盖真正问题的一种方式。它既是政治家的错误,更是知识分子的错误。我对所谓“国民劣根性”、“素质低下”之类从小学起就被灌输给国人的理论已经不再信任,既不相信中国人由于具有诸多西方人没有的坏性格而阻碍了中国走向现代化,也不相信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由于普遍缺乏“素质”而阻碍了中国走向现代化。2005年,我看见许纪霖的一篇文章,批评五四以来的文化救世论,感觉与我前几年的观点相同。我相信,许纪霖的观点并不独特,它着实代表了一批“有识之士”(恕我冒昧,把自己也算进去了)共同的感受。坦率地说,我现在仍然坚信制度救世论才是终极真理。但是,我已经有所改变了,我已经不再全然敌视文化救世论而部分地回归文化救世论了。只不过,我认同的文化救世论与五四以来流行于中国的那种文化救世论有着根本的区别。

  简单地说,我赞成的文化救世论与五四式文化救世论有两点不同:第一,我赞同的文化救世论是以制度救世论为最终目标的,文化启蒙只是制度改造的手段而非终极目的。严格说来,把我的看法称之为文化救世论已经不太确切,因为我并不主张文化启蒙可以拯救世界,我相信只有制度改造才能拯救世界。我只是重新肯定文化启蒙,认为没有文化启蒙,制度改造也是不可能的。第二,五四式文化救世论是大众型的,而我相信的文化救世论却是精英型的。五四以来所谓“启蒙”,其对象虽然总是模糊不清,但无非两个,要么是全体国民,要么是除启蒙者(精英)以外的普通大众,尤其是下层民众。而且,我深信它更倾向于后者。因为启蒙者(精英)自认为是已经开窍的人,所以启蒙的对象当然不包括自己。农民被当作国民劣根性代表,常常是启蒙者“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对象。但是,我认为,文化启蒙论如果还要有合理性的话,其对象不应该是社会大众,而应该是社会精英,需要启蒙的应该是包括启蒙者自己在内的社会上层人物。

  于是,我所认可的文化救世论便与精英主义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了一起,便需要认可一种恰当的精英主义。那么,我为什么要认可精英主义呢?让我简单陈述一下自己的观点。不错,对于任何一个社会来说,常常不是因为制度中的绝大多数居民争做好人而使制度变好了,而是好的制度使制度中的绝大多数居民变好了。这是人类历史留给我们最大最应牢记的教诲之一。因为,社会无限复杂,个人相对于制度非常渺小,个人往往敌不过制度的压力。比如,对于国人深恶痛绝的腐败,通常不是人自己要腐败,而是制度让人腐败。但是,仍然有一个制度救世论者无法回避的问题,那就是:如果制度需要改变,那么由谁来改变呢?制度是不会自己改变的,制度毕竟是人的制度,是由人建立和维护,也是由人来破坏和改造的。因此,什么人来改变旧制度建立新制度就成了不得不面对的一个大问题。我的答案是:不是社会大众而是社会精英。五四式文化救世论的根本缺点不在于它相信文化启蒙是最终的救世良方(当时的主流恰恰还是制度救世论,胡适代表的自由主义和陈独秀代表的马克思主义都是例证),而是误以为社会的改造者是社会大众。对精英主义的恐惧和对民主主义的信仰(实际上是把民主主义等同于民粹主义,即狂热地崇拜大众)也许是其主要原因。

  然而,时至今日,我以为理解社会问题必须有一种悲剧意识,必须承认这样一个基本事实:任何社会都是精英统治的,没有一个社会是大众统治的,因为如果把社会分为上下两层的话(当然还可分为上中下三层,但我觉得分为两层更能说明问题),任何社会都是上小下大的(无论是金字塔式还是橄榄式)。以为可以颠覆这种不平等的秩序,乃是一切乌托邦主义最大的谬误,它不会真正带来期望中的完全平等,反而只会带来更坏更大的不平等。我们必须痛苦地承认精英统治的事实,承认帕雷托和米切尔所揭示的“寡头统治铁律”。(我们能够争取的不是消灭寡头统治,而是建立合理的寡头统治。被人们很不确切地称之为自由民主社会的社会仍然是寡头统治的社会,只不过它是较过去任何社会更合理的一种形式而已。)只有承认了这一点,我们才能知道,谁应该为一种坏制度负责,谁对于改变一种坏制度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那就是,社会精英,即一个社会居于最上层的少数人(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等各个领域的“权力精英”)。

  于是,我认为,诉诸精英的文化救世论还是非常合理的。大多数人素质低下并不一定妨碍一种良好制度的建立,但是居于社会上层的少数人素质低下则必定妨碍一种良好制度的建立。所以,启蒙仍然是必不可少的,只不过,该启蒙的不是“老百姓”,而是“统治者”(此处指居于社会权力上层的所有人,而非专指居于政治权力上层的人)。也就是说,社会精英(占据社会地位上层的人)必须具有精英的素质,必须同时成为思想精英和精神精英(处于思想和精神顶层的人)。在一个国家占据社会最上层的位置,就理当具备洞察国家民族未来走向的眼光和为国家前途命运负责的责任感,但占据很高社会地位并不必然具有同样层次的思想深度和道德品质,于是“统治者”需要教育,需要启蒙。如果把我的意思通俗点说便是:地位越高责任越大,素质要求也就越高。一个国家的平头百姓目光短浅、精神萎靡并不可怕(因为一个社会的绝大多数人是随着制度好坏而转移的),可怕的是身居高位者目光短浅、精神萎靡。真正的精英不在于享受特权,而在于担负责任,因为国家民族的命运掌握在精英手中,一个国家精英们的集体错误则会导致整个国家误入歧途、坠入深渊,一个国家精英们的集体堕落会导致这个国家前途黯淡、希望渺茫。通观人类历史,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中国近现代便是显著例证。

  

    二

  

  当然,承认精英与大众之分极易导致很多误解。首先,承认精英与大众之分的永恒性似乎就等于承认贵族与平民之分的永恒性,就等于承认了严格意义上的“封建制度”(严格意义上的封建制度不等于地主阶级压迫剥削农民阶级的制度)存在的永恒性,从而似乎意味着公然敌视现代平等化潮流。我认为这是一种似是而非的想法。精英与大众之分与历史上出现过的贵族与平民之分不能等同,根本原因在于精英与大众之分并不一定以固定不变的等级制度为基础,而贵族与平民之分却一定以固定不变的等级制度为基础。贵族与平民之分乃是以封建制度为前提的,它是以“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的逻辑为基础的,是完全基于血缘关系(完全以出生决定社会地位)的;精英与大众之分则不同,它可能来自固定等级制(如欧洲中世纪的封建制度和印度至今存在的种姓制度),但根本上与固定等级制度无关,更不以血缘关系为标准。出身社会上层并不一定就是精英,出身社会底层也并不一定就是大众。实际上,人类社会的一些根本性的进步就是以冲破“精英=贵族,大众=平民”这一公式为标志的。比如,从这个角度看,钱穆关于中国秦汉以来的制度是一种平等主义制度之说就有一定道理。钱穆洞察到一点,即中国自战国时代开始便逐渐打破了单凭血缘来决定精英的封建制度,使精英不再主要受制于先天的东西而主要决定于后天的东西,精英成为人们可以去争取的而不是预先决定的。钱穆的问题在于,他夸大了这种“平等化”的幅度。实际上,在秦汉以来的古代中国,最核心的部分即最高政治权力显然是被排除在了公开竞争之外而完全由血缘关系决定的,因此这种社会很难与“平等主义”挂上钩的。

  真正够得上“平等主义”称号的只能是充分发展了的现代社会,现代社会的最重要特点之一就是平等化。无论西方还是中国,很多人都误以为“平等化”等于非等级化,他们不知道非等级化是不可实现的,现代社会的平等化只是机会(以及条件)的平等化而非结果的平等化。因此,如果硬要把“精英”等同于“贵族”、把“大众”等同于“平民”的话,那么,作为现代社会根本目标之一的平等化并非要消灭贵族、把所有人变为平民,而是要消灭天生贵族和天生平民、给予所有人成为贵族或平民的同等机会(乃至大体一致的条件)。从结果上看,现代社会仍然是贵族平民明显分化的等级社会。但我说过,这是人类的宿命,我们不能选择生活在一个没有等级分化的社会里,只能选择生活在一个等级分化更为合理的社会里(而且想要一种更合理的等级社会也是非常非常困难的,对此中国人应当有非常切身的体会)。在恰当的意义上,说现代社会仍然是贵族社会也没有什么问题,虽然有很多自命聪明的学者言之凿凿地宣称现代社会是“大众社会”。不过,为了消除很多不必要的误解和混淆,还是不要把“精英”等同于“贵族”、“大众”等同于“平民”的好。所以,最好的说法是,现代社会仍然是精英社会,正如它同时依旧是大众社会一样。它与古代社会(封建社会)的区别在于它是开放式的而非封闭式的,它为一个人最终成为精英还是大众提供尽可能同等的机会乃至同等的条件(当然这是在最好的情况下)。

  

    三

  

  其次,承认精英与大众之分似乎意味着贬低“人民”,否定“人民”的地位,从而似乎意味着敌视现代民主化潮流。这个问题在某种意义上是上一个问题的不同提法。比如,托克维尔认为现代化的主要特征就是民主化,但民主化实为平等化,实为贵族的没落和平民的崛起。所以,民主化往往被等同于平民化。由于我已经说过的原因即精英常常被等同于贵族、大众常常被等同于平民,民主化又往往被等同于大众化。于是,一种非常流行的观念便产生了:精英主义就是民主主义的死敌。很多人不假思索地认为,承认精英的存在就是承认民主的敌人即贵族的存在,因而就是与民主主义为敌。前述西方激进左派就是如此。他们的错误在根本上来自于这样一种信仰,即“民主”等于人民当家作主。由于“人民”当然不包括贵族,“人民”约等于“平民”,“人民当家作主”约等于“平民当家作主”。所以,民主就是人民当家作主这种观念乃是由西方启蒙运动发明出来再传播给全世界的一种观念。在我看来,时至今日,我们应该醒悟到这种观念是完全错误的:人民不可能当家作主。不是说历史上人民从未当家作主,而是说人民永远不可能当家作主。什么叫“当家作主”?当家作主的表面意义是自己做自己的主人,实质意义是自己做自己的统治者。人民能作自己的统治者吗?激进左派认为完全可以,我则认为绝不可能。“人民”一词大约有三个意思:下层人、平民、全体国民。假如人民指社会下层的老百姓,他们显然不能做统治者;假如人民指与贵族相对的平民,他们成为统治者的可能性只有一种,那就是取代原来的贵族成为新的“贵族”,但既然已成新“贵族”,他们就不再是人民了,人民当然依旧不是统治者;假如人民指全体国民,他们本身就包括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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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术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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