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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应全:如何构想中国美学的原创性?

——对高建平“美学在中国”与“中国美学”之分的质疑

更新时间:2010-08-20 21:29:15
作者: 黄应全  

    

  内容提要: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什么是真正属于中国的美学,如何才能创立真正的中国美学,这是中国美学学者近来遇到的一大难题。高建平提出“美学在中国”和“中国美学”之分,目的就是为了突显这一问题。本文认为,高建平所提出的问题实为现代中国美学如何才能具有原创性的问题,但他不适当地把它转换成了中国美学的民族性问题。高建平虽然不再像中国美学失语论者那样把中国美学等同于古代中国美学,但他的思路与中国美学失语论者是一致的,都诉诸民族文化特殊论。其哲学前提都是特殊主义,是对一般与特殊(以及个别)关系理解偏颇的结果。他的特殊主义多半也出自西方流行思潮的感染。本文主张,美学必须同时包含普遍性、特殊性、个别性三个基本层面,民族性只是特殊性的一种形式。现代中国美学的原创性不能靠回避西方美学而得到,只能是以丰富深刻的审美经验为基础扬弃西方美学的结果。

  关键词:美学 特殊主义 一般 特殊 中国美学 扬弃

  

  思想总是轻飘飘的,现实却总是沉甸甸的。如今,从纯思想的角度说,由于西方后现代主义哲学的猛烈冲击,许多古老的哲学话题似乎都烟消云散了;但现实生活却依然如故,很多早已显得陈腐不堪、乏味无聊的传统哲学话题如个人应当如何立身处世、如何待人接物之类,仍然是人人都无法回避的基本难题,绝没有因为谁的思想更加激进就不再存在了。普遍性与特殊性或一般与特殊的关系问题也是如此。它是一个老掉牙的问题,最新思潮似乎早已将它抛到九霄云外去了,但实际上它却阴魂不散地纠缠着我们每个人,尤其是确实想研究点实际问题的某些学者。我最近参加了两次美学会议,发现有些中国的学者也在为这一问题苦恼(当然是从美学的角度)。高建平教授便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一位。高教授所提出的“美学在中国”与“中国美学”之分①就深深地植根于普遍性与特殊性或一般与特殊的关系问题。而在我看来,高教授所提出的问题和给出的答案都是值得商榷的。

  

    一

  

  我认为,“美学”有两种基本含义:作为一个学科门类的美学和作为一种思想形态的美学。我们通常说美学是鲍姆加登创立的,这主要是从学科门类的角度来说的。鲍姆加登那本题为“埃斯特惕克”的著作在其出版之初并不特别受人重视,这一事实清楚表明,鲍姆加登并非天才,他不过是因缘际会,在西方各种思想日益走向专门化乃至职业化的浪潮中偶然扮演了一个角色而已。美学作为分工高度细密的现代学科体系中的一员来自所谓“现代文明”在欧洲的兴起和扩张。就此而言,美学作为一个学科仅只属于发源于西方的现代社会。西方古代和中世纪没有美学,中国在十九世纪末从西方引入美学以前也没有美学。美学产生自现代西方,然后传播到全世界,中国美学也是由此而来的。从这种意义上说,像高建平教授那样谈论“美学在中国”与“中国美学”的区别就是毫无意义的,因为作为现代学科体系的一个门类,美学并无民族国家的界限。你尽可对美学学科的地位(比如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乃至成立依据)有不同的看法,但你不能说美学有时是西方的(或德国的、法国的、等等),有时又是中国的。

  美学也可以理解为一种思想形态。人们写西方美学史一般并不从鲍姆加登写起,写中国美学史也并不从王国维(和梁启超)写起,就因为人们并不认为美学首先是指现代社会的一个专门学科,而是认为它首先是指人类的一种特殊思想形态。美学可以被认为是对某种特殊对象(该对象可以是美、可以是艺术、可以是审美现象,根据不同人的不同理解而定)的理性反思,是有关审美活动的一种元话语(它不一定是系统的,也可以是零散的)。有人就有审美活动,有审美活动就有审美观,但并非有审美观就有美学。只有上升为理性思考的审美观才是美学。比如,每个艺术家都不可能没有自己自发的审美观,但并非每个艺术家都有自己的美学,因为大多数艺术家并未把他的审美观提升到反思的层次上。美学乃是上升到自觉反思层次上的审美观。在这种意义上,可以经验性地加以确证的事实是:世界上从古到今的各大文明几乎都有自己的美学(和美学史)。古代西方有古代西方的美学(和美学史),古代中国有古代中国的美学(和美学史);现代西方有现代西方的美学(和美学史),现代中国有现代中国的美学(和美学史)。鲍姆加登并未创立美学,因为美学是不可能被创立的。原因是,即使在同一文明中,也不可能确定谁第一个开始了美学思考,正如不可能确定谁第一个开始了数学思考一样。鲍姆加登只是开启了美学专门化的先河。现代美学的主要特征就在于它越来越专门化。现代学科体系和现代教育体系既体现了美学的专门化也强化了美学的专门化。西方美学的“先进性”首先就体现在它的专门化上。中国十九世纪末引进的所谓“美学”不过是美学的专门化形式而已,并非美学本身,因为美学本身是中国古已有之的,根本无须引进。

  从这种意义上说,像高建平教授那样谈论“美学在中国”和“中国美学”的区分似乎是完全可以成立的。 “美学在中国”和“中国美学”的区分涉及的是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现代中国美学与现代西方美学的关系问题。这一区别所表达的实际上是这样一种忧虑:现代中国美学深深地笼罩在了现代西方美学的阴影之下,有可能已被现代西方美学“殖民化”了。按照高建平教授的观点,“美学在中国”实为“西方美学在中国”,因此把“美学在中国”与“中国美学”区分开来也就等于说:在同样出现在现代中国的美学思想中,有的是西方引入的有的是中国人自己创造的,在中国流传的西方人发明的美学思想与中国人自己发明的美学思想之间有很大的区别。按此逻辑,可以把“中国美学”的故事讲述如下:古代中国曾经有过几千年漫长而辉煌的美学历史,但十九世纪末在西方美学的强大冲击下这一历史发生了巨大的断裂,结果出现了一百多年西方美学“占领”中国的主导性格局,中国美学面临丧失自我的致命危险。以朱光潜、蔡仪、李泽厚等人为代表的现代中国主流美学(包括现今所谓“实践美学”“后实践美学”)说到底都只不过是“美学在中国”而已,只有王国维、宗白华等较为边缘的现代中国美学才是真正的“中国美学”,中国美学的未来复兴也许只能寄托在发掘和弘扬王国维、宗白华的路径之上。可见,这一区别的关键既不在于外来美学思想是否可以得到如实接受(即是否存在创造性误读)的问题也不在于哪些美学思想更加合理(即对现代中国的审美现象更具有解释效力)的问题,而是谁发明了一种美学思想的问题。区分“美学在中国”与“中国美学”的目的主要在于呼吁中国人自己去发明美学思想而不要只限于传播西方人发明的美学思想。它体现的是如今已然遍及现代中国学术各个领域的一种共同焦虑,即中国学术原创性的丧失,中国学术似乎已经“堕落”成了西方学术单纯的传声筒。它是要提醒人们注意现代中国美学的原创性问题。

  如果事情的实质确实在于现代中国美学有无原创性的问题,那么,我认为,高建平教授等人的提问方式就是不确切的。高建平教授所作“美学在中国”与“中国美学”之分从一开始就模糊了问题的实质,他把现代中国美学缺乏原创性转换成了现代中国美学缺乏民族性,似乎民族性足以担保原创性。高建平教授虽然明确声称“美学在中国”就等于“西方美学在中国”,但他所谓“西方美学”是从民族性的角度来界定的,指西方民族、西方文化所产生的美学;与此相应,“中国美学”也是从民族性角度规定的,指中华民族、中国文化所产生的美学。但在实际上,美学思想未必都带有民族性,“西方美学”完全可以只是指由西方学者发明(或提出)的美学,“中国美学”也完全可以只是指由中国学者发明(或提出)的美学。曾深刻影响了朱光潜美学的诸多西方美学思想如直觉说、表现说、移情说、“心理距离”说、孤立分离说等等之所以是“西方美学”,并非因为它们都带有西方的民族性,而是因为它们都是由西方学者发明的。现代中国美学缺乏独创性并非丧失民族性的结果(民族性倒是中国人永远不变的激情所在),而是由各种原因(如政治和思想的一统、权力和金钱的腐蚀、学者的浮躁,等等)综合导致的学术封闭和创造力萎缩的结果。“美学在中国”和“中国美学”之别不足以解释“什么是现代中国自己的美学”、“如何建立现代中国自己的美学”之类的问题,因为它误解了造就中国美学现状的实际缘由。

  

    二

  

  这就涉及高建平教授关于一般与特殊间的关系及其在美学方面之具体表现的看法。高教授认为,一般是不存在的,世界上只存在具体的事物。比如,不存在一般的作为实体的桌子,它只是从特殊的桌子中抽象出来的,桌子没有单一的对等物,只是所有桌子的总称而已。也不存在一般的实体性的马,只存在白马、黑马、枣红马等各种颜色的特殊的马。同理,也不存在一般的美学,美学只存在于不同的民族、社会、文化和时代条件之中。②也就是说,不存在普遍的美学,只存在特殊的美学。他还拿美学与数学作比较。数学是普遍性的科学,不能说存在英国数学。美国数学、德国数学、中国数学等等区分;但美学不同,“美学与数学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学科与社会文化生活之间的关系”,“美学存在于社会和文化之中,有什么样的社会和文化,就有什么样的美学。”③因此,只存在德国美学、日本美学、中国美学,等等,不存在世界美学。

  我以为这种论述是相当可疑的。

  首先,关于一般与特殊之间的关系问题。该问题或许是自古希腊时代起就困扰着西方人的基本问题之一。高教授的答案并非“中国答案”,而是西方自中世纪以来早就存在的一种答案,曰:“唯名论”。唯名论与实在论相对,实在论相信一般是实际存在的(至于如何存在,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解释,并不都是柏拉图式的);唯名论则相信一般并不存在,只是对特殊的抽象,不过是一个共同的名称而已。我认为,实在论和唯名论都是抽象和片面的,实在论会导致绝对普遍主义,唯名论则会导致绝对特殊主义,一个过分强调普遍性,一个过分强调特殊性,实际上都是很不周全的。我认为,黑格尔在“一般”与“特殊”二项之外加上“个别”这个第三项的做法更为明智。只要不堕入黑格尔机械的辩证法中去,我们就会发现,一般与特殊是结合在个别之中的。就实际存在而言,一般和特殊都不存在,存在的只有个别,但个别却也是既离不开一般也离不开特殊的个别,个别只有在同时包含着一般和特殊之时才能存在。比如,关于桌子,实际只存在个别具体的桌子(此桌子、彼桌子,等等),不存在一般的桌子(如柏拉图所谓“桌子本身”),也不存在特殊的桌子(如电脑桌、办公桌之类);但是,个别的桌子之所以存在,又因为它既永远具有桌子的一般性(一种使它区别于凳子等等的特性),也永远具有桌子的特殊性(一种使它成为此类桌子而非彼类桌子的特性,电脑桌显然具有不同于饭桌的特性),否则个别的桌子也不再存在。又如,关于马,实际存在的是一匹一匹的马,既不存在一般的马(马本身),也不存在特殊的马(白马、黑马等等),但个别的马必须既包含所有马的一般性(区别于诸如“牛”、“羊”的特性)也必须包含马的特殊性(使白马区别于黑马。枣红马等的特性),否则个别的马也不存在。所以,实在论和唯名论都是错误的,因为它们都忽视了普遍性、特殊性、个别性三者之间的依存关系。就其存在而言,三者都不具有完全的独立性,三者都只能存在于同一事物(实体)之内。但三者都具有相对独立的存在,否认其中任何一种因素的存在便会陷入还原主义,从而导致认识上的谬误。

  高建平教授就有还原主义者的嫌疑。他的观点有三大缺陷:第一,忽视了个别性的存在,第二,将个别性与特殊性混淆了起来,第三否认了普遍性的实际存在。他只谈到一般与特殊的关系,这表明他没有意识到个别性的存在。他举桌子为例时谈的是一般与个别的关系(一般的桌子与个别的桌子),而举马为例时谈的却是一般与特殊的关系(马与白马、黑马,而非马与此马彼马),表明他混淆了特殊性与个别性。他否认一般的存在虽然就其否认一般的实体性存在而言是正确的,但他没有认识到一般作为构成成分的实际存在,这表明他误解了普遍性的存在方式。既然如此,他对美学的理解也就很成问题的了。认为存在一种绝对普遍的美学当然是错误的,在这点上我完全同意高建平教授的看法。但是,不存在绝对普遍的美学并不等于不存在美学的普遍性层面。古希腊美学、古罗马美学、德国美学、法国美学、英国美学。中国美学、印度美学等等之所以叫做美学,绝非只是一个名称问题,也绝非简单的形式法则(对称、平衡等)问题,而是因为的确存在某些共同的特性使美学至少区别于伦理学、宗教学等人文性的学问(当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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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术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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