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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宇宽:印度真的不如中国?

更新时间:2010-08-20 14:52:17
作者: 郭宇宽 (进入专栏)  

  

  几年前,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批评郎咸平。批评他的观点:民主对中国没有任何好处,中国当前只有加强中央集权和严刑峻法才有出路。郎咸平的言论很有煽动性,加上郎还雇了公关公司来包装营销自己,在网上,任何批评郎咸平的言论,都会遭到很多谩骂。所以上次批评过郎咸平以后,我想,行了,我已经尽到提醒公众的责任了。而且从那以后,我观察郎咸平也有了很大转型,最近几年他很少再就国家政治体制问题发表他的所谓“学术见解”。也不再提他当年发表的“国有企业效率高”等观点。而是专心到各地演讲赚钱。

  要是能专心赚钱少搞些似是而非的见解,倒还真是一种进步。不过最近几天,有朋友发来郎最近的文章《印度的腐败,难以想象》,在文中,郎把印度描写成了一个非常不堪的国家,尤其是嘲笑印度的民主。在我看来涉及到一些常识性的判断,这种误导性的观点,在转型期的中国是非常有危害的,而这篇文章代表着郎几年前就让我警惕的价值观依然一以贯之。

  我从2006年起成为美国New School 大学中印研究所的Fellow,在其资助下,曾两次前往印度进行访问和田野调查,接触了政府官员、商人、学者、社会活动家,包括底层的农民、矿工、手艺人,甚至毛分子游击队。以我的亲身经历,更觉得郎咸平对印度,尤其印度民主的评价,错乱不堪,有一些则是完全违背事实的捏造。

  

  中印比较的逻辑基础

  

  很多学者都喜欢比较中印这两个亚洲人口大国,但是在我看来,这种比较稍有不慎,就可能陷入简单和粗糙,很多人又爱下大结论,诸如通过中印的GDP或者出口数据比较,就得出哪个社会制度更优越。这是非常不严谨的态度。

  如果一定要比较印度和中国,最基本的逻辑基础是多变量的综合分析。比如说你要评价炸鸡翅这种食品对人的健康好还是不好,你不能拿飞人博尔特来跟我比,博尔特喜欢吃炸鸡翅,他得了奥运冠军,我不喜欢吃炸鸡翅,跑得没博尔特快,所以多吃炸鸡翅的人跑得快。这算是学术研究吗?

  可郎咸平的比较逻辑也是这样,印度搞民主选举,中国不搞民主选举,中国GDP每年增长10%,印度每年增长8%,说明民主不管用,不搞民主,更有利于经济发展。

  真正了解中国与印度之后,会发现虽然看上去,中国和印度都是发展中的人口大国,但其资源秉赋特别是历史积累其实差别很大。

  印度不像中国,早在周天子的时代就形成了中华认同概念,秦始皇又建立了大一统,而印度,在漫长的历史中更像是一个地理概念而不是国家概念。直到今天,印度普遍国民的国家认同也远远没有中国人强烈,这使得印度很多问题上确实像是一盘散沙。要是干像中国那样动员全国的资源来搞奥运会的事情确实比较困难。

  印度大陆是平坦的,表面从数字上,印度的可耕地比中国多,但印度处在热带地区,全年分为两个季节,雨季和旱季。历史学家兰德斯的著作《国富国穷》从经济、文化、制度、自然资源、历史传统等方面对国家经济潜力进行比较,他的分析从产值和人均收入来看,温带到热带总体趋势是越热的地方国家越穷。而中国由于多山,虽然耕地面积相对不多,但是多处在暖温带和少部分亚热带,气候更加温和,有更好的条件发展农业和包括理论上的资本主义经济发育。

  这个道理也很简单,印度到了漫长的旱季,气温常常动辄接近50℃。这样的气候,不要说种庄稼很困难,劳动也是很大的痛苦。睡觉,减少身体消耗,是最明智的选择,所以释迦牟尼时代能够制定僧团组织过午不食的纪律,而在中国大多数地区,晚上不吃饱饭是抗不住的。这也是一种传统,在一年之中,印度人的工作时间要远少于中国人。

  再加上印度教有乐天知命的传统,甚至反对现代化,中国民族意识的崛起,伴随着学习“洋务”,兴办实业,而甘地领导的独立运动,他的政治理想,不是让印度发展经济,而是让印度回归反工业化的田园社会。甘地的理想也深远地影响了印度社会,在这种观念看来,要赚那么多钱干吗,活这么累干吗,知足就行了,经常唱唱歌跳跳舞不是蛮好的么。甘地自己就整天只裹一块破布,过绝对的低碳生活。

  这也是为什么印度的人均GDP不如中国,而按照盖乐普的统计分析,印度的国民幸福感却排名在中国之前。学过经济学的应该知道,幸福感水平是比GDP或者出口量更能衡量国民需求的满足程度。

  郎咸平先生也是知道这个事实的,他曾在一次演讲中做很有良知状说“中国人的收入全球最低,工作时间最长”,但为什么在他进行中印制度比较的时候,就忘记了这个重要变量差别呢。

  在我看来不能理解什么是幸福的人,很难理解什么是真正的经济学。

  中国现在每年GDP增长10%比印度高,但有多少含量是靠透支资源,搞建设,搞拆迁,把一条路修了再挖,挖了再修搞出来的。而印度目前的经济增长速度8%,是靠软件业、服务业这些更有技术含量的领域,增长质量比中国要高,而且人家的增长是在一边唱歌跳舞的条件下达到的,中国如果还不感到危机感,反思自己的发展模式。像郎咸平这样嘲笑印度的民主,未来只会证明自己的可笑。

  郎咸平还说印度“人口比我们少2亿,耕地面积比我们多40%,结果他们是最大的粮食进口国,他们养不起自己的老百姓。”这说法和事实不符,印度的稻米和一些经济作物的出口,都远远领先中国。而就算印度进口很多粮食也不能得出“印度养不起自己的老百姓”的结论。印度不像中国用户籍制度把农民捆绑在土地上,而是放开劳动力流动,允许土地撂荒,他们的农业政策,没有搞“以粮为纲”,缺粮食,就到国际市场上进口,做更符合自己比较优势的事情,这未尝不值得我们参考。

  如果真是认真学了经济学的人,就应该知道阿马迪亚森的重要研究,中国和印度相比,中国因为当年的体制,一边已经遍地饥荒,一边还在向国外出口粮食,结果在风调雨顺的年景搞出个“三年自然灾害”,印度是真遇到了自然灾害,却因为政府能够反映民众的需求,通过进口粮食避免了饥荒的发生。郎咸平如果是一个尊重事实的严肃学者,他先应该回答,中国有这么温和适合耕作的气候条件,和全世界少有的勤劳人民,当年却搞出饥荒的惨剧,这和他呼吁的加强集权,有什么逻辑关系。

  

  印度的腐败程度真的难以想象么?

  

  郎咸平先生告诉中国读者,“印度的腐败程度难以想象”,这非常让我吃惊。印度确实有很多的腐败,腐败确实有传统因素的影响,不是光靠民主就能解决的。可是,郎咸平这个一年到头在大陆捞钱的人,说他发现印度腐败“难以想象”,就有些不可思议了。

  根据“全球腐败指数”,印度和中国的腐败水平,基本是不相上下,同一水平的,大致都是在七十几名左右。印度是一个地方自治的分权制国家。所以腐败也各有特点。在我看来,印度的腐败更像是一种自下而上的草根分沾机制,而不是一种自上而下的精英侵占机制。

  所以我也接触过一些在印度投资的商人,他们普遍反映越是在印度基层地区,越是腐败严重。在印度有些地方的政治家几乎是赤裸裸的腐败分子,报纸经常报道,大家也都知道,但是民众就是愿意选他,因为他在腐败中,也维护了地方利益,甚至腐败来的钱,很大一部分,也要为了选举的需要,给选民送礼。

  如果一个地方政治人物,光是腐败,而对他的选民不大方,下次别人就很难再选他。我听印度基层地区的朋友介绍,有的地方,竞选人会给一个家里送一台电视机,一台摩托车之类的贵重礼物。在印度很大程度上的腐败,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利益分配渠道。而在印度的政治高层,相对比较精英化,道德职业水准也较高,比如商务部一个处长就可以捞几千万的案例,在印度是比较罕见的。

  而让郎咸平判断印度不如中国的最主要例子是:“香港一个大集团的CEO,他带着香港的商会去印度投资,他回来抱怨说,在内地我做个生意,我可能会找内地官员和人脉,问题不大,成本并不是很高。但印度不行,我找了那个A部门还不行,B还要说话,B说完之后,C又出来说了,到最后我发现,我请了一堆人出来,没有人能办事。”

  这体现了他最根本的逻辑,在中国,郎咸平认为只要花钱就好办事,而在印度花钱也不见得好办事,就觉得中国比印度好。从此你就可以理解郎咸平所提倡的法治到底是什么货色,也能理解他的道义包装背后到底是站在什么立场说话。

  在中国大陆某些地方,商人到一个县投资,“成本不高”。而在印度权力有一个分权的制衡系统,不是搞定一个人就行的,这其实是说,在中国腐败成本比较低,腐败收益比较大,而在印度,腐败成本比较高,而腐败收益比较校这样两个国家,听完郎咸平的介绍,读者如果自己用脑子想一想,会觉得哪些腐败更加可怕?郎咸平向中国读者宣称印度“这一种多元化的腐败体系,它所造成的交易成本之高,是中国的10倍、100倍”,我真不知道,他是通过什么样的“学术研究”算出来的。

  这种腐败模式的差异,也造成了经济结构的差异,中国的经济巨头,更多钱权交易,明显的表现是比如中国的富豪榜上,几乎多数都是地产商,依靠从政府拿地赚钱,而印度排名在前的富豪,几乎没有地产商,而是以Infosys为代表的世界级软件巨头;甚至想收购宝钢的更加国际化的米塔尔钢铁;搞实业的汽车巨头塔塔……这些在国际舞台上的印度企业家,用周其仁教授的话来说,“一不靠出售自然资源,二不靠廉价劳动力优势,三不靠贩卖军火,四不靠政府补贴。靠什么呢? 靠技术创新产品、管理、本土和非本土市场开发。”

  印度的企业环境和企业家精神,不说学习,至少也应该值得很多中国企业和学者的借鉴,而不是像郎咸平那样出于无知,或者忽悠老百姓以自恃高明的嘲笑。

  

  知识分子应该为苍生说人话

  

  在郎咸平看来,印度的体制是低效的,他举的例子是“你看那个浦项制铁,它当年进印度的时候,那真是费了劲了,为什么?它要占用村中的林地,这些居民闹得李明博跟辛格谈判了好几次。”

  与此相比中国的体制,官员的决策实在是太高效了。

  这是郎咸平所推崇的集权带来的高效,在中国,一些地方官员,想拆哪片,就拆哪片,想拆谁家的房子,就拆谁家的房子,想征哪个村的地就征哪个村的地,转手卖给开发商,地方政府就可以赚大钱。谁不服,地方官员就压制,甚至可以把人抓起来。这种所谓“高效”而无视法律的权力机构,就是郎咸平所提倡的,在郎咸平看来是低效的,在我看却是对哪怕最弱势的公民权利的保障。

  在中国不少县,你都会看到政府门前宽阔无比但是格调低俗的大广场,看到八个车道的大马路在赤裸裸地炫耀权力的意志。这种郎咸平所提倡的高效有执行力的政府,常常让我感到惶恐,和为它的人民而痛心。不谈权力的运行机制,和权力来源的合法性,光讲集权和人治,是无知而无耻的。

  在我看来一个知识分子存在的价值,应该为苍生说人话,而不是为人治的强权唱赞歌。郎咸平和他的营销团队,包装他的口号是“良知”二字,虽然我认为学者首先要保证的是尊重事实和逻辑,为公众提供真实的判断,但如果一定要谈良知,从目前的言行来看,假如郎咸平身上真有被叫做良知的东西,还真的要思量思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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