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黄应全:文学消失了?——文化研究思潮中的“文学”概念

更新时间:2010-08-18 23:12:56
作者: 黄应全  

  正是由于他一方面坚持文学的相对自律性,另一方面强调文学的意识形态性质,他明确意识到自己的观点与过去那些纯粹工具性的观点之间的差异。他说:

  “过于严格的决定论,批评家的错误在于主张文学作品是意识形态(并且是‘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表现、反映,对此,我们很容易找到一些相反的例子。然而,说文学不是外部意识形态的反映并不证明它与意识形态毫无关系:文学并不反映意识形态,它就是一种意识形态。”

  说文学“反映”意识形态与说文学“就是”意识形态二者的区别显然是,前者把文学看成是意识形态的纯粹工具,后者则把文学的艺术性质看成是文学的意识形态性质存在的基础和前提。认为“文学就是一种意识形态”实际上就是说文学的意识形态性质与其艺术性质是结为一体、不可分割的,意识形态并不外在于文学而是内在于文学。浏览一下文化研究领域著名的文论家不难发现,这一内在论的思路不仅是托多罗夫个人的。罗兰?巴特、伊格尔顿、杰姆逊等人也具有同样的观点。

  因此,当今中国无论是支持还是反对文化研究的人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文化研究中的文学概念决不是前苏联和中国长期存在的那种庸俗社会学概念的回归,不能想当然地认为文化研究只不过是社会历史批评的又一次简单的回归。我们应该把这一次向社会历史的回归看成是黑格尔意义上的“扬弃”而不是简单的循环。经过长时期对文学性的追求,西方文论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后重新回到对社会历史性的肯定上,这决不意味着简单地抛弃了文学性的追求而只是意味着放弃了对文学性的绝对追求。事实上,文学性如今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不可缺少的成分被继承了下来。文化研究往往力图在作品的文学性中发现文化性(即意识形态性)。所以,文化研究是对先前艺术研究的扬弃而不是对艺术研究的抛弃。至少绝大多数以文学为文化的研究者们主观上希望如此。

  

    六

  

  然而,另一方面,文化研究向文学他律性的回归确实是确凿无疑的,而这一回归对于理解文学本身是否恰当却是值得仔细推敲的。文化研究坚持了文学的艺术性与意识形态性之间的依存关系,但文化研究显然把重点放在意识形态性方面。文化研究在文学领域中之所以代替了传统的审美研究,就是因为它对“文化”的侧重。在文化研究中,文学表现为侧重于他律性一面的自律性(艺术性质)和他律性(意识形态性质)相互结合的一种方式。如果说,传统社会历史学批评是立足于意识形态性与艺术性之间的外在关系基础上来强调文学的意识形态性的话,那么,文化研究则立足于意识形态性与艺术性之间的内在关系基础上强调文学的意识形态性。二者有尊重与不尊重文学的“文学性”的差别,但在坚持意识形态性是文学的目的方面是一致的。虽然文化研究以怀疑真理概念为基本特色之一,但文化研究似乎又努力给人一种真理在握的印象。但我们完全可以以其人之道还置其人之身,质疑文化研究中的文学概念的真理性。我们要问,文学的目的一定是意识形态性的吗?意识形态与艺术两方面的结合一定会偏向于意识形态一面吗?难道不可能是偏向于艺术一面?文化研究是不是过于强调文学的意识形态性了?

  回顾一下前述托多罗夫和伊格尔顿的论述可以看出,文化研究中的文学概念实际上并不是一种对实际情况的描述,而是又一种流行的信念。托多罗夫和伊格尔顿表面上都试图说明实际存在的文学是什么,并以此表明通常对文学的一些基本定义都是站不住脚的。但实际上,正是他们事先具有一种以意识形态为主来定义文学的信念才使他们对那些定义表示出不满。也就是说,正因为他们已经相信文学首先是一种文化,他们才会对任何仅仅立足于文学性的定义表示不满。文学观念与文学事实之间向来就存在某种错位。并不只是托多罗夫和伊格尔顿对之表示不满的那些文学定义才是如此,他们自己的文学定义实际上也不例外。习惯上称为文学的文本都是意识形态文本吗?李白《静夜思》是意识形态的吗?如果认为其中的思乡之情乃至五言律诗结构是意识形态,那意识形态一词的含义是不是太宽泛了?如果用一个包罗万象的意识形态概念或文化概念来定义文学,那岂不等于什么也没有说?把文学归结为一种会产生某种效果的话语实践固然有明显的好处,但它是否同时带有忽视文学自身特殊性的嫌疑?毕竟,文学并不是一切话语实践,而只是文学性的话语实践。托多罗夫和伊格尔顿的观点显然有还原主义之嫌,将文学还原成了文化,无论他们事后作出多少关于相对自律性的补充。可见,文化研究中的文学概念和传统的本质主义文学概念之间固然有很大差别,但有一点仍然是一样的,即它也是一种不符合文学“事实”的偏执之论。

  不仅如此,在纯粹理论的层面上,托多罗夫和伊格尔顿在讨论“什么是文学”的时候都表现出明显的偏执,即过分强调了文学的规范性一面而忽视文学的描述性一面。诚然,不仅在不同时期甚至在同一时期,文学都不是一个统一的“事实”,至少对不同的群体(如果不是个人的话),文学文本包含的是不同的东西。因此,任何规定文学的尝试实际上并不只是描述文学的实际状况,而是自觉不自觉地对文学进行规范。把定义文学看成是纯描述性的,那是一种极大的误解。定义文学既是描述性的也是规范性的。它不仅是寻找文学文本共同特征的活动,而且在本质上也是一种划定文学文本范围的活动。一个好的文学概念必定是描述性与规范性之间达到很好结合的概念。 诸如“文学是虚构”、“文学是能指对所指的超越(凸现语言的语言性)”这样一些非常好的定义并不单单涉及是否符合文学事实的问题。比如,如果我主张文学是虚构的文本,那么这不仅意味着我力图把我们通常视为文学的东西用虚构这一特征描述出来,而且意味着在我看来那些非虚构的文本如历史学文本无论语言如何、叙事如何,都不应该列入“文学”的范围。但是,另一方面,以为文学概念是纯规范性的也是一个大大的错误,托多罗夫和伊格尔顿的文学概念就是如此。的确,文学史上出现过很多不同的文学定义,但人们广泛认可的定义实际上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个。这说明某个定义还明显存在是否符合事实的一面。如“虚构”之所以连伊格尔顿、乔纳森?卡勒等都有意无意地视为文学的基本特征之一,就因为它的确具有广泛的事实基础。存在虚构文本和非虚构文本的区别,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尽管虚构文本不一定就要被视为文学文本。同样,存在“能指对所指的超越(凸现语言的语言性)”的文本也是事实。托多罗夫、伊格尔顿、乔纳森?卡勒等人着力批判的那些“本质主义”文学概念实际上明显包含着描述性的一面,它们的确揭示了文学文本的某种特殊性质。文学概念的描述性一面意味着传统文学定义方式具有不可抹煞的合理性。

  由此看来,托多罗夫、伊格尔顿等人排斥传统文学定义,并不是因为它们与文学实际不合(根本不存在符合实际的文学概念,文学概念从来就包含这对文学范围的选择),而是因为它们不符合他们自己的文学概念。换句话说,伊格尔顿所谓“文学研究领域现在出现的危机从根本上说是这一学科自身定义的危机”,实际上不过是说二十世纪前半期的文学信仰已经发生动摇,需要一种新的文学信仰取而代之。把文学归结为文化只是文学信仰领域风向标发生转移的结果。托多罗夫和伊格尔顿等文论家们颇为雄辩的言辞实际上并非理性的论证而是信仰的辩护,它们不过是对文学应该是什么的新式信仰的表达而已。“文学是一种意识形态”并不是说文学实际上是一种意识形态,而是说文学应该是一种意识形态。

  既然“文学是一种文化(意识形态)”不是对文学实际的最新发现,不是文学的终极真理,而是对文学的一种新的主张,我们的态度也就不是是否应该接受一种科学结论的问题,而是我们是否愿意相信甚至追随这种主张的问题。对中国学者来说,我们首先应该做的是充分了解西方文化研究是如何看待文学的,了解西方文化研究与我们所谓审美研究之间究竟有何区别。盲目排斥,以为文化研究古已有之,显然是非常愚蠢可笑的。许多著名的文化研究著作都充分运用了新批评细读技巧、结构主义的叙事分析、后结构主义的解构策略等方法,比中国许多自以为在坚持审美研究的人都做得更好。但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应该、更没有必要盲目崇拜文化研究。可以断言,文化研究只是文学研究的一种新时尚而已。随着时间的推移,它肯定会被更新的时尚所代替。可以预测,在它之后兴起的肯定是一种既坚持艺术性也坚持意识形态性,但目的指向艺术性的新的文学概念。它当然不是简单抛弃文化研究中的文学概念而是对之加以积极的扬弃。文化研究在西方文学批评界已经流行几十年了,它的衰落也许已经为期不远了。因此,下一个螺旋式的回归多半是一种新型“文学性”的产生。(这种说法本身就包含着文化研究不愿接受的假定:尽管人们可以作出选择,但只能在有限的两种基本可能性中作出选择:文学的相对自律性或者偏向意识形态性一极,或者偏向艺术性一极。除非和稀泥,搞折衷主义,否则只能二者择一,历史条件在这里只能起到外在促发的作用。)届时,中国学者将在其中扮演什么角色呢?只有未来能够告诉我们了。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xiaolu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35549.html
文章来源:学术中华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