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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应全:文学消失了?——文化研究思潮中的“文学”概念

更新时间:2010-08-18 23:12:56
作者: 黄应全  

  代之以一种全新的定义。从托多罗夫和伊格尔顿的上述观点来看,文化研究走的是后一种路子。他们的做法表明,即使在文化研究中,“什么是文学”的问题仍然是不可回避的。他们虽然都否定了定义文学的传统做法,但他们仍然为文学提供了一个定义,即文学是一种文化形式。以为文化研究彻底抛弃了定义文学的努力是错误的。托多罗夫和伊格尔顿都没有否认文学理论存在的必要性,相反他们都力图建立一种新的文学理论。他们对文学理论的这种认可必然使他们不是去清除一切文学定义,而是寻找一种新的文学定义。他们的努力表明,他们只不过希望排除传统的那些非历史、超社会的文学概念,用历史性、社会性来规定文学。文化研究并未抛弃对文学的规定,而是给出了一种立足于文化层面的规定。文化研究对文学的反思意味着揭示文学的历史性,但并不意味着把文学理论还原为文学理论史。认为文学概念具有历史性并不等于文学概念已经成为历史上一系列不同的文学定义,而是认为一种更新的文学概念应该建立在历史性的基础上。强调历史性反对本质性,乃是重新规定文学的一种需要。简言之,文化研究并没有取消文学概念,它只是取消了基于“本质主义”的文学概念而提出了一种基于“历史主义”的新的文学概念。

  那么,文化研究所提供的这种“历史主义”文学定义有何奥妙之处呢?仔细琢磨不难发现,除非放弃定义文学的努力(这就意味这放弃文学研究本身),否则定义文学实际上只有两种基本途径。一是“内在论”途径:用文学文本所包含的某种内在特征来定义文学(区分文学文本与非文学文本);另一是“外在论”途径:用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学界的某种共识来定义文学(区分文学文本与非文学文本)。托多罗夫和伊格尔顿都谈到这两种途径。托多罗夫把它们分别称为“结构性”的和“功能性”的定义方式,伊格尔顿则称为“本体论”和“功能性”的定义方式。他们二人的说法都不太确切。定义文学(乃至艺术)要么是认定文学对象本身就具有某种特征足以将它和其他对象区别开来,要么否认存在这种内在特征而诉诸从事文学者(作家、批评家、读者等等)“主体间的”一种约定(通常是无意识的、自发的)。两种定义方式的区别也许可视为内在、客观的定义方式与外在、主观的定义方式的区别。前者认定某文本之所以为文学文本乃是由它自己决定的,后者则认定某文本之所以为文学文本乃是由“我们”(从事文学者)决定的。文化研究为什么把文学看成一种文化呢?首先是因为它认为“我们”认定文学是什么文学就是什么,不存在文本的任何客观特征可以决定文学是什么。其次是认为,“我们”是一种群体性的主体而不是个别性的主体,因而“我们”的认定不是随意的而是相对确定的。托多罗夫和伊格尔顿都试图用特定社会的制度化机制来界定“我们”,因为这样一来“外在论”的文学定义就不再是纯粹主观的而具有“客观性”了。但这种客观性决不能混同于真正的客观性,它不过是“集体主观性”的别名而已。因为,在这里,虽然不是某个人认为某文本是文学文本它就是文学文本,但一旦一个得到全社会认可的文学群体认为某文本是文学文本它就是文学文本了。伊格尔顿在《文学理论引论》中曾通过英国“文学”概念在阿诺德和利维斯学派中的演变阐明过这一点。埃利斯的“杂草”比喻之所以备受青睐,就因为它极有助于表明,没有什么客观特质决定什么文本是文学文本,某个社会认为某文本是文学文本它就是文学文本。

  由此可见,不能以为文化研究只是简单地把文学纳入了一个比文学更为广泛的层面上(文化层面)来加以研究。文化研究中的文学概念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对文化研究来说,传统意义上的“文学”的确消失了。甚至应该更准确地说,文化研究根本就不再相信存在传统意义上的文学。能够通过某一特征(如“虚构”、“无功利性”等)被识别出来的那种文学文本,在文化研究看来不过是一种幻觉。文化研究植根于所谓“反本质主义”。在它看来,传统文学观相信的那种文本客观特征就是一种“本质”,就是一种超历史、超社会的永恒特征,因而都是一种人为的虚构。文化研究或许会认可传统文论的某些结论如“文学是虚构”、“文学是自我指涉的语言”等,但一定会对它们作出重新解释,认为它们只不过是某个时代对“什么是文学”的一种界定而已,并不是文学文本必然具备的特性。因此,原则上说,文化研究已经彻底推翻了传统的文学观念。对文化研究来说,文学之所以被看成文化,并不仅仅是因为文学具有社会历史性,也不是因为它具有意识形态性质,而是因为它最终只不过是一种文化的界定。文化研究与传统文学研究的区别在于,传统文学研究把“文学”看成是一种内在特征,文化研究则把“文学”看成一种外在身份。对文化研究来说,一个文本是不是文学文本的问题也就是它具不具备“文学”身份的问题。由于是否具备文学身份是由文学群体中的人士(往往是掌握权力的人士)按照他们的标准决定的,所以,文学才是一种文化活动。

  

    四

  

  要确切把握文化研究中的文学概念,还必须对文学是一种文化的观点本身进行仔细辨析。首先,说“文学是一种文化”当然意味着文学是从事文学的人们“主体间”的一种共识(即一致意见)而不是文本固有的特征,但即便如此,也还存在两种可能看法:一是认为这种共识(一致意见)是相对于所有人的、普遍的、永恒的,一是认为这种共识(一致意见)是相对于某些人的、特殊的、历史的。这两种可能性都可以看成是反表象主义认识论的,都主张文学不过是人的建构。但前者是康德主义(或哈贝马斯式)的,它虽然将文学概念主观化了,但并不否认文学具有普遍性,因为对它来说文学是超越阶级、种族、民族、性别等等差异的人人都认可的一种建构。而后者则是后现代主义的,它不仅使文学概念主观化了,而且使文学概念特殊化了,因为在它看来文学作为一种建构是与某种特殊利益群体(阶级、种族、民族、性别等等)不可分割地联在一起的,根本不存在普遍的建构这种东西。文化研究中的文学概念显然属于后者。文化研究的“反本质主义”不仅意味着反对文学对象具有固有特征的观念而且意味着反对文学建构具有主体间的普遍一致性的观念。文化研究不仅反对文学的客观性,而且反对文学的主体间的普遍性(文化研究常常将客观性与主体间普遍性混为一谈)。如果说文化研究对文学的看法可以简化为“我们说某文本是文学文本它就是文学文本”的话,那么,其中的“我们”并非人类性层面的所有人,而是以阶级、种族、性别等等区分开来的不同的人群。

  不仅如此,“文学是一种文化”还意味着文学是权力斗争的场所。文化研究对文化的看法主要属于社会学冲突论一系而不是社会学功能论一系。文化研究并不把文化看成是一个人人平等的领域,而是把文化看成是一个权力分配极不对等的领域。因此,文化研究认为,“文学”实际上并非文学界所有人共同协商的结果,而是文学界掌权者强制性界定的产物。“文学”总是由文学界乃至更大社会领域的权力集团所界定的,因而“文学”总是内含着权力集团的价值标准。由于权力集团的价值标准就是意识形态,所以,“文学是一种文化”实际上往往等于“文学是一种意识形态”,文化研究中的文学概念不可避免地是意识形态性的。前述托多罗夫和伊格尔顿的观点都明显归结为这样一点。

  可见,文化研究促使文学又回到了中国人久违了的文学与政治的内在关联上来。政治性成了文化研究中的文学概念最后的落脚点。“文艺为政治服务”曾经是我们中国文学界占支配地位的一句口号,如今,西方文化研究似乎又回到这一点上。问题明显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文化研究当然不是简单地回到了文学的政治性上,而是以一种全新的面目回到了文学的政治性上。另一方面,文化研究确实复活了文学的政治性,确实使政治成了文学的决定性成分。文化研究相信文学是一种文化实际上意味着它相信文学是一种政治,文学乃是(革命的)文化政治的一种形式。文化研究本来就是由西方左翼知识分子推动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当然,它是由葛兰西思想指导而非毛泽东思想指导的),它甚至与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还不无联系。因此,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文化研究确实具有中国极左思潮统治时期的“政治挂帅”的特色,虽然是在不同“语境”下,政治目标也指向相反的方向(文化研究的政治目标是反抗现存不平等的社会制度)。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到今天,中国文学观曾经走过一个从强调政治性到淡化政治性的过程,西方文学观则似乎一直不停地在强调政治性。文化研究的全球化似乎将再一次把中国文学引向强调政治性的轨道上来。鉴于中国当代文学在“政治挂帅”的旗号下吃尽了苦头,中国学者对之保持足够警惕是非常必要的。

  

    五

  

  文化研究虽然在理论上似乎刷新了“文学”观念,似乎摧毁了很多古老的文学理论问题,实际上却并非全然如此。有些问题(如划分文学与非文学界线的问题)也许确实被它排除掉了(至少也是被置换了),但有的问题却刚从前门出去却又从后门进来了。所谓文学自律性与他律性的关系问题就是最突出的一个。

  事实上,不管有人会把问题弄得多么复杂,文化研究中的文学概念仍然涉及两种因素之间的关系,即文化性质与文学性质之间的关系。如上所述, “文化性质”常常意味着“意识形态性质”, “文学性质”往往等于“艺术性质”或“审美性质”,因此,问题又表现为文学作品的意识形态性质与艺术(或审美)性质之间的关系问题。文化研究总体上强调的是文学的意识形态性质,但它同时又并不放弃文学的艺术(或审美)性质。因此,文化研究中的文学概念在一种新的语境下涉及美学上的一个重要问题:自律性和他律性的关系问题。文学文本的艺术性质显然属于自律性方面,文学文本的意识形态性质则属于他律性方面。弄清文化研究如何处理这两方面的关系也十分有助于我们准确认识文化研究中的文学概念。

  关于自律性与他律性问题,韦勒克和沃伦在《文学理论》中说:

  “在某种意义上,整个美学上的问题可以说是两种观点的争论:一种观点断定有独立的、不可再分解的‘审美经验’(一个艺术自律领域)的存在,而另一种观点则把艺术认作科学和社会的工具,否认‘审美价值’这样的‘中间物’(tertium quid)的存在,即否认它是‘知识’与‘行动’之间,科学、哲学与道德、政治之间的中介物。”

  从极端的立场看,这段话对自律性和他律性的表述是非常正确的。前一种观点主张艺术是自律的,后一种观点主张艺术是他律的,传统美学似乎摇摆于二者之间。但仔细琢磨就会发现,这段话有明显简单化的嫌疑。它似乎暗示艺术的自律性与他律性之间是绝对排斥的,似乎自律性与他律性之间不存在调和的可能性。实际上,自律性与他律性之间的关系问题比上述两极对立要复杂得多。韦勒克的说法只不过表达了传统美学中常见的两个极端而已。极端的自律论以形式主义(包括韦勒克的形式主义文论)为代表,主张艺术是绝对自律的;极端的他律论以庸俗马克思主义为代表,主张艺术是绝对他律的。极端自律论指责他律论牺牲艺术的审美特质,将艺术看成社会的仆人;极端他律论指责自律论人为地割断艺术与社会其它领域的联系,在艺术拜物化的过程中使艺术成为空洞无聊的摆设。然而,并非所有人都认为艺术自律与艺术他律是绝对不相容的,西方六十年代以来的主流观点恰恰是力图调和自律性和他律性。阿尔都塞的“相对自律性”是美学著作中经常出现的概念。相对自律性显然意味着一种包含着他律性的自律性。一般美学如此,文学理论也不例外。甚至应该说,文学理论更充分体现了这一点。

  从文化研究定义文学的基本思路来看,它应该属于极端他律论一方。但从实际上看,文化研究中的文学概念又往往是文学“相对自律性”观念的一种表现形式,是文学的自律性和他律性相互结合而不是相互排斥的一种形式。某些保守的中国学者以为把文学研究纳入文化研究之中就意味着回归到强调纯粹他律性的老路上去,这是一种莫大的误解。文化研究与过去的社会历史批评之间的根本区别在于:传统的社会历史批评建立在完全的他律性基础上,文化研究却建立在自律与他律的统一基础上。以托多罗夫为例。在《批评的批评》中,托多罗夫坚决反对文学自律论,捍卫文学的意识形态性质。 他说:“文学是在社会价值面前表达自己见解的一种方式,用一个词说就是意识形态(着重点为原文所加)。” 但是,托多罗夫也强调文学不能只有意识形态成分,还应该有艺术成分。“所有的文学都有艺术与意识形态两个方面。” 他认为给文学下定义不是好办法,但如果一定要给文学下一个定义的话,必须平衡作品的意识形态方面和艺术方面。(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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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术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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