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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求新声——汪晖的学术世界与当代中国思想之进路

——学术座谈会摘要

更新时间:2010-08-08 22:46:53
作者: 戴锦华   胡志德   严海蓉    

  我很敬重他。谢谢大家!

  

  主持人:下是的演讲者是哈佛大学讲座教授、藏学研究专家范德康教授。

  

  范德康:对不起,我的汉语不够好,所以我只能讲一点点。

  我在美国和汪晖见过几次,和他讨论过几次西藏问题,我觉得他的看法比较开放,他的观点比较深刻,论述到角度很有意思。我同事沈卫荣教授说的话大部分我是很同意的,所以我就不多说,谢谢你们。

  

  主持人:其实我在5月底刚刚把这篇文章翻译成了英文,这里面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过程。因为去年6月已经有一个定稿,但他后来又吸收了各种各样的意见,重新下了半年的功夫,对这个文章进行修改,增加了将近一半的内容,而且增加的内容对于翻译来说都是非常难的。

  下面请香港理工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严海蓉发言!

  

  严海蓉:非常感谢会议的组织者,也感谢我们会议的主席和这场的主持人,给我这样一个机会,跟大家见面,借着讨论汪晖,也可以使我们关于中国当下的问题和历史的问题有一些讨论。

  我自己的训练是人类学的训练,从学科来说,也是少数派,我们最近在香港理工大学组织了一个读书小组,关于中国农村问题研究的,我们梳理从三四十年代、土改、大跃进、文革到现在,我们选了一些材料阅读和讨论,讨论里头,使我对汪晖学术的意义,对我自己的启发有了一点认识。在我们读书的时候,我们知道,三四十年代,中国有一个非常大的论战,这个论战,有中国历史的论战,有关于中国农村问题的论战,中国总的性质的论战,这样的论战在今天是见不到的,当时论战的时候,有一些问题,关于农村定位的问题,比如梁漱溟,他当初对中国社会的认识,他之所以投身于乡建运动,本身有一个判断,这个判断是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判断,他判断既然世界上一些发达国家、先进国家通过农业的积累达到了工业化的过程,那么这条道路对中国来说也是可能的,况且中国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农业大国,而我们要进行工业化、现代化的积累,必须从农业和农村开始,尽管他有文化重建、道德秩序重建的想象,但是在我看来,他是一个现代主义者。

  因为他对中国现代化的道路有这样一个假设和想象,使得他投身于乡建这样的活动和实践。那么,当时中国到底是怎样的状况?农村问题是不是这样的问题?其实通过论战看起来,以后有其他人介入,有陈翰笙薛暮桥等等,打开了看中国农村的视野,看中国的视野,其实当时的中国,已经陷入了一个新的环境,梁漱溟的想法,你说他有一个先验的想法,不能说他不经过思考,是错的,但是问题在于,中国的问题,当时已不是中国的问题,是中国在全球体系下的问题,那这个全球体系下的问题,就完全改变了中国问题的性质。从这个意义上说,世界体系已经进入了一个帝国主义时代,垄断已经产生,金融资本在全球扩张,在这样的环境下,就算别人曾经走过这条道路,这条道路对中国当时,对任何一个被殖民和半殖民的国家来说,这条路是行不通的。所以正是因为放置在一个全球体系下看中国问题的时候,才能看到中国问题的本身是内外交织的问题。

  我们读书小组在读书的时候,我们有这样的讨论,中国从80年代以来,试图把中国放在全球体系下看,改革开放本身就是这样一个出发点,到80年代的时候,新启蒙啊,《河殇》啊,忧患意识啊,所有这些都是把中国问题放在世界全球的背景下,但是这里面包含了太多的假设,这些假设其实没有被真正的质疑,依然把我们国家的问题当做我们内部的民族国家怎么样跟国际接轨这样的一个问题去想象、去叙述。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觉得汪晖对我们来说,最大的一个意义就是他关于新自由主义的写作,关于很多中国问题的论述,把我们带入一种讨论、论战的环境底下。

  因为我一直觉得中国社会现在需要这样的论战,需要这样把问题讨论清楚,这样的讨论在中国还是很缺乏的,而且所谓的从90年代末期到现在,所谓有关汪晖事件的东西,都是纠结在一些获奖啊、抄袭啊这样的问题,这是非常扭曲的,完全在回避问题本身,我们关于社会问题到底怎么看,这样对待问题的方式,在我看来太扭曲了,太变态了。

  我说的是,汪晖对于我们现在思考中国问题的意义,恰恰在于他试图这样去做,从这个意义来说,正是我们需要这样去做,才能真正完成一个所谓的主客体的转变。

  三四十年代的时候,因为西化派啊等等这些都很多,而且是以西方的眼光看中国的,不光是中国民族特性的描述或者其他性质的描述,处在半殖民下,要不就是以保守的状态看这种中西的对立,或者以西化的态度看中国的问题,这都是有前面于教授说的主客体易位的问题,但是对这个的否定不是仅仅通过一个思想史的梳理能够解决的一个问题,最后通过革命来解决的,中国推动了社会运动,推动了社会革命以后,才能真正完成一个主客体本身的否定之否定。

  在中国今天的当下,这个东西还没有开始,中国社会性质,中国往哪里去,中国在这样大的全球体系下,怎么看中国的问题,我觉得汪晖开辟了一些这样的思想,他引发了我们的思考,但是这个东西在我们今天,因为这个论战还没有形成,是远远不够的,但是他的贡献已经超出了很多的人。

  这是我想说的。

  

  主持人:谢谢严海蓉教授,把汪晖的问题放在历史、理论和实践的平台上讨论。下面是韩国圣公会大学教授白元淡。

  

  白元淡:大家好。我想从全球化视野下的中国问题的角度,来分析汪晖提出亚洲问题的定位,他提出亚洲问题的意义。......我觉得汪晖最苦恼的是中国的发展模式到底是什么的问题,他非常关注中国发展模式下的理论问题,思想问题,我觉得中国现在经济发展非常快,当然,全球化时代,中国的影响力非常大。

  对韩国来说,韩半岛的冲突问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的影响力非常大。经济方面、军事方面,安保方面,中国都是重要的因素。中国以后的发展方向,跟我们韩国、跟亚洲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但在学术和思想上谁对这方面的问题提出了回答,我想汪晖是在这方面提出了回答。......

  另外,就是我现在也参与翻译的汪晖的《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这本书,它关注的就是中国是什么,现代中国的含义是什么的问题。我觉得他的框架是两个,一个是东方主义,突破东方主义的问题;一个是以前西方/东方之外的...问题,可是我觉得还有,就是中国和亚洲之间的关系之上,怎么重新建构中国的意义的问题,所以他的新亚洲的想象力,关于新亚洲的想象力的文章,提出了这种的重要论述。

  所以,三个框架下,他的思想工作,以及更重要的,为了兼顾这种思想工作,他所做的另一个方面的实践方面的努力,比如,2005年,他去江苏扬州调查工厂改制中的问题,他提出了中国知识分子在思想方面的问题和实践方面的问题怎么聚集的问题,以前中国有非常好的经验,但在21世纪的中国,一个知识分子怎么做自己的角色?所以我觉得,汪晖的思想史的工作,一方面是非常理论方面的,而另一方面呢,他自己又关注和进行各种各样的实践方面的事情,象刚才说的西藏的问题等等,改制的问题等等。

  我感觉汪晖的真正目的就是在中国来说,他要求的就是恢复知识、思想与实践的真正关系,2007年他在与一些在美国留学的留学生讨论时,强调了思想与实践的关系问题。以前80年代、90年代,跟中国知识分子接触的时候,谈到这个问题时,一般都会说,中国有大的问题,很难说,可是现在,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他要求的是为了提出关系性的恢复问题,怎么恢复?他又提出来了就是"去政治化"的问题。

  他关注的就是20世纪革命时代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传统,2007年的讨论中,他强调的就是这样的吧。

  重要的一点就是,恢复政治性。比如现在的所谓"抄袭"事件中,我觉得争论的问题应该改变,现在需要认真考虑中国知识分子关注的真正问题是什么?理论思想方面的重构,另外,怎么重新关注现实的问题,怎么恢复知识、思想与实践的关系问题。另外一个,90年代初期,我开始读到汪晖的文章,《反抗绝望》当时也读了,没有发现转引和注释的问题,可是现在转引的问题为什么变得重要了?引用和转注的问题不重要吧?我觉得这是中国知识对现实政治性还没有建构的关系,思想比转引问题重要吧?

  所以我觉得这次讨论要转到学术主体化的问题上。应该转到新的方向和新的主体性的方面。我在亚洲框架下关注汪晖的著作,最近在翻译中注意到,汪晖的框架中,突破东方主义的问题,......看法,另外一个,在亚洲的看法下,还存在着不平衡的平衡,亚洲里面有不平衡,汪晖对西藏的研究的文章,里面的亚洲,少数民族,进入到亚洲人,是一种什么关系?这个问题还是存在的。

  对与我一个韩国人来说,全世界知识分子之间还存在不平衡性,所以你们关心一下亚洲吧,大家都关心美国、欧洲,可是对亚洲的关心还没有建构。

  汪晖的学术思想中,找一找平衡性的问题,......完整的体系下,中国有自己的体系,......他的思想史工作中,他建构完整性的思想体系,中国民族主义建构当中,......他强调的是与西方处境的不同,其真正目的是提出多样性、差异性。

  所以中国民族主义的发展途径和西方不一样的话,在亚洲意味着什么?所以在这方面我一定写一篇文章,以后再与中国知识分子一起讨论吧。

  

  主持人:请北京大学法学院强世功教授发言。

  

  强世功:我想简单讲两个问题,第一,前面很多老师讲过了,就是在全球化范围内中国的处境问题,我自己觉得,这是中国近代以来的一个核心问题,但是我们经常会有一个问题,在全球化下的中国处境的时候,我们讲中国处境讲得多,但是对全球化的认识可能或许不够,或者说我们传统的框架是马克思主义的框架,后来是新自由主义的框架,到目前为止,我们在这两个框架之内,没有对全球化有新的认识,这样我们谈中国处境的时候,不大容易谈,如果中国没有全球视野的话,不知道中国应该做什么,要不就是按照左翼全球化模式想象中国的未来,要么按照右翼的全球化模式想象中国的未来,但是我觉得核心问题是中国从来没有想过在全球化下中国是什么样子,或者不管怎么说,我们希望它是什么样。所以我自己觉得,在这样一个范围里面,我们对全球化的理解不够。

  第二,与汪晖老师的研究有关,我对汪晖老师的文章了解不全面,而且我自己也在法律领域,只对自己感兴趣的关注一些,我觉得他一个最重要的意识,是说不是在假定的全球化以后来想中国的问题,而是回过头来,如果让中国人想的话,我们如何理解全球化,可能中国人想全球化的时候,你会发现把的视野既不是马克思主义左翼视野,也不是美国主导全球化的视野,他的四卷本恰恰是从近代以来中国思想里面看看,我们中国近代以来的思想家他们是如何想象设计的。

  这样一个挖掘,我觉得到今天,它仅仅是一个开始,包括他做东亚问题、做西藏问题,其实也是放在这样一个视野里面,从中国的角度来看我们建构的政治法律制度,所有的想象,既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想象,也不是新自由主义的想象,甚至说根本不是现代性以来的所谓的民族国家的想象,汪晖老师在书里用了很多帝国的概念,我其实不是太同意,但也可以看看我们中国是怎么说的。

  那么如果说四卷本说到了晚清,到今天又有百年的历史了,这一百年来我们中国人,包括我们在座的又是怎样来想象全球化的?我觉得全球化和中国不是两个并列的问题,而是一个问题,我们如何想象中国的未来,实际上就是想全球化的问题,如何想全球化的问题,实际上已经奠定了对中国未来包括历史的全面想象。

  我就简单地讲这么两句,我的理解,汪晖的贡献可能不是我们目前惯常讲的,我觉得他的贡献更是全球性的,就是一个中国人如何来想象全球化的问题,可能会讲出一些与西方主流不太一样的东西,这是我自己比较关心的。

  谢谢。

  

  主持人:下面是自由讨论时间。

  

  靳大成:刚才白元淡老师谈到亚洲,这个话题跟汪晖关于亚洲、关于琉球问题的文章都是连带的,我想,我欲徒托空言,不若见诸行事而深切著明,在这里我不妨说点事实。比如说韩国,我们知道中国的朝鲜族到韩国去打工的有几十万人。而白元淡老师,包括您的父亲白基莞先生,都是非常著名的工运领袖;而事实上,中国朝鲜族在韩国的地位,是二等公民或者三等公民,他们的收入和待遇,不及韩国普通劳动者的一半。由此可以观察这个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转移的过程,这个过程中世界各地全卷了进来。所谓的现代性,不管我们玩多玄妙的学术,如何拒绝宏大叙事,也不管这个学术新潮怎么变迁,关键是历史问题它在那儿,它没有变化。就好象中国内地农村的劳工全往沿海大都市来了;反过来非洲劳工在广州30万。(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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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人文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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