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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求新声——汪晖的学术世界与当代中国思想之进路

——学术座谈会摘要

更新时间:2010-08-08 22:46:53
作者: 戴锦华   胡志德   严海蓉    

  我们需要互动,因为在过去,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很少,我们虽然说是一个很大的国家,但是对世界的影响是非常小的。

  在现在来说,不管怎样,中国的经济体量已经非常大了,我们每年的经济增长占世界经济增长的40%,对与很多国家,中国是它们第一大贸易伙伴,世界需要中国,需要中国参与世界的这些事务,当然我们的主要的国家的定位还是韬光养晦,当然现在又加了几个字,叫有所作为,但是世界不满足你有所作为,而是你一定要有所作为,一定要参与,这一点我的感受非常强烈,你到欧洲、美国开会,他们认为中国不能像以前那样捞经济利益,一定要参与世界规则的制定,然后要遵守世界的规则。对我们学者,提出的要求完全不一样,以前我们只是被动的,人家到我们这儿来,我们只是提供一些材料给他们看,包括经济学,并不是其他的人文学科,经济学也是一样,人到这儿来,只是采集一点数据,拿回去做点研究。刚才台湾同仁说了,我们只是特殊性的一部分,国外认为,我有一个普遍的理论,到中国检验一下而已,现在我觉得世界变了。这跟中国崛起有关系,虽然中国崛起论怎么定义还是个问题。但是这是个事实,中国的经济体量如此之大,我自己计算,最早中国是在2022年会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现在已经是第二了,这个躲不过去。

  但是在国内,我觉得我们学术界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没有意识到整个世界变了,有一部分人装作不知道,我在中国做自己的事情,我关注中国的事情就可以了,没有想到如何把中国呈现给世界,这个问题实际上现在已变得极其重要了。

  另外一部分人可能意识到这个问题,但是非常强调中国的独特性,说中国什么都是独特的,跟世界没有什么相关的东西,我觉得汪晖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好,他是参与到和世界的互动里头去了,并不是把中国完全作为一个个案、一个特例在这里研究,而是把中国作为一种能找到普遍性东西的这么一个场所来进行研究,这个是难能可贵的,在这点上,我一直在纳闷,为什么汪晖在海外的名气比在国内的名气大?但是很多人不去思考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值得我们国内做学问的人好好想一想,当然有人说,可能汪晖做的东西外国人喜欢,我觉得恐怕不是,可能是因为他说出了中国的普遍性的东西,我虽然有汪晖的四卷本,但是说实在没有时间看,但是我感觉,汪晖是做出了一些很重要的贡献。

  我自己说两方面,跟我自己的研究相关。

  第一,对中国革命的论述,我不一定全部同意他对共和国前30年的论述,至少汪晖对整个二十世纪革命的论述我个人觉得比我们国内很多人站的高度高得多得多。对革命的看法,因为我们离得太近了,我们还有很多亲人死在不停的革命当中,我们没有办法跳出来来思考20世纪的革命对中国到底意味着什么,但是我听了汪晖几次演讲和看了他的一些文章,我认为他的高度超过很多过国内的人。

  第二方面,对现行体制的研究,汪晖虽然是做思想史的,但是对当代问题也非常关注,比如说他对从党国到国党的变化就是一个很好的概括,以前我们说我们的体制是党国体制,党领导国家,但汪晖通过研究说,现在我们已经变成国党体制了,就是说党内和国家结合在一起了,就像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一样,我也跟他讨论过这种国党体制对我们国家宪法架构或者对未来的发展的不良影响,我感觉他在这方面,有很深刻的一些思想。

  总之言之,我自己是一个门外汉,我只是想说,我们做中国学说的时候,应该有汪晖的眼光,把中国放在世界范围内,我自己也把汪晖作为一个榜样,希望自己做的研究,也像他那样,把中国文化不仅作为中国自己的问题,而作为世界问题的一部分来进行研究。

  

  主持人:在美国,经济学家来参与这样的会,几乎不可能的事情,非常感谢姚洋教授的发言。下面是美国塔福斯大学教授钟雪萍发言。

  

  钟雪萍:我有一个很大的同感,我本来想说,从我所经历的过程里面,我是怎么接触到汪晖的学术和他的思想的,就是刚刚台湾的于教授讲的中国研究下的中国问题。我在西方学的尽管不是中国研究,但是后来教的是中国文化。90年代的时候,开始注意到汪晖的书和文章,对他的问题意识,在我所处的环境当中,其实有一种很强烈的认同感,就是他的高度和他提出的挑战,这些挑战在所谓中国问题或者中国研究里面有很多可以对话,可以挑战甚至于超越,所以我想,为什么在西方或者我们讲美国有那么多对汪晖思想和学术的反应,我想是来自于对他提出的问题的认识,不管是同意不同意,但是意识到他的重要性。所以对尝试一种所谓西方的中国观,提供了一个来自中国的视野。这个时候,我讲的中国就是世界的一部分,中国的历史就是世界历史的一部分,这样的视野和角度,我觉得是很有高度和挑战的,甚至于这个挑战不是挑衅性的挑战,而是希望把问题提到另外一个层面上进行对话的挑战。

  我这次回国,在很短的时间里面,看到一些报刊,我看到,中华读书报去年9月份汪晖一篇《让中国说话》的文章,其实是一本书的前言,我到北京的时候,在飞机上看到《天涯》杂志上贺桂梅和沈卫荣教授的文章,看到国内学者对汪晖阐释,这不是他个人的东西,是国内学者做的,这不是汪晖个人的思想,是大家认识到里面重要的东西,是中国学者之间的对话。我觉得很重要,把中国问题带出一种中国观,我比较熟悉的的一个观点,不断可以重复的潜意识和意识当中,都是西方一种重复的东西里面进行不断的对话。互动这个词,我觉得很重要。

  汪晖思想里面很多重要的东西,置入了全球与中国,他对中国历史一定是世界历史一部分的视野当中,然后怎么来理解和梳理。我在我的教学经历当中,我只是想,教学比较直观、比较容易讲,学术上面确实是一个很复杂的层面,有多少人能够通过汪晖的书写,在中国研究的视野或者说目前的范畴里面,认识到本身的一些问题。

  我说说个人的一些经历,我接触汪晖的东西以后,我非常希望有一些东西能够变成英语的,然后让我的学生去接触,其实对学生是非常有挑战的,我很高兴胡志德教授和其他的美国西方的学者,把汪晖的东西翻译成英语,为我的教学提供了材料,我用了这些材料,在我开的一个非常政治部正确的讨论课《中国与西方》中,我用了这些文章,在用的过程当中,可以看出汪晖的思想、汪晖的很多观点,在进入美国大学课堂的时候,他真的是跟什么东西在互动,在各种层面的东西上面互动,其实很复杂,因为要把他的东西的背景和历史和当下的语境解释清楚,本身很难,再加上他的观点有强烈的挑战性,比如说"去政治化的政治"这么一个观点,因为他指的不仅是中国,而是一个所谓全球化大视野的观点,它就让我的学生意识到美国这个国家或者说它的辐射在全世界的很多文化、很多逻辑里面的一种去政治化,但是要讲清楚什么叫做去政治化的政治,就很难,因为他们觉得我们的政治是最优秀的一种政治,尽管有很多问题。什么叫做去政治化,这个要转变一种思维的角度或者逻辑,确确实实是一件难事,在大学里我不觉得我用这个文章很成功,但是给我提供了很重要的认识,这个互动真的非常重要,但是也是很难的,在学术界可能有各种各样的立场,但是一般在西方,中国问题,大家都觉得必须关注,但是这个视野很少有挑战,如果用汪晖的一些文章来进行介入的话,可能会打开一些思路,但是我发现还是很难。

  我的感觉,他的挑战是很重要的,但是同时,面对的阻力也是非常强的,这个阻力不止来自于我学生代表背后的很多东西,同时还有现有世界的中国观的问题还有很多历史积累的问题,包括冷战的元素在里面,包括中国社会主义、中国革命,其实最关键的问题,对中国的问题的看法,有一种很矛盾的,在西方既看到崛起,又不知道怎么来理解它,它还是置于冷战习惯的框架里面。

  我只是从基本从西方主流层面说挑战,我觉得汪晖的东西有了英文以后,给我们带来一个对话、互动,在西方的视野下直接互动的可能性,他不止是简单传统学术领域里的东西,而是跨各个学科,在思想层面的挑战,在这点上,让我想起去年在伦敦经济学院开会时一位经济学家发表的一篇文章,他讲到,世界面临的金融危机里面,非西方国家应该怎么样走出这次金融危机,金融危机可能只是稍微的改变一下,但是没有改变整个世界格局,他用了一句斯瓦西里人的谚语,就是:当狮子有了自己的角度,捕猎的历史才会被重写,他的意思当然不是指中国,而是指全世界其他非西方国家怎么走出这么一个世界的结构,汪晖在当下中国作为一个贡献的话,可能在这个层面上。

  谢谢。

  

  主持人:下一位发言者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院长、汉族藏佛学研究中心主任、西域历史语言研究落所长沈卫荣。

  

  沈卫荣:不好意思晚到了,因为有推脱不开的急事。

  我们前两天在开会,讨论中西背景下的西藏问题,这跟汪晖两年前的文章很有关系。我跟汪晖不熟,我注意到汪晖的研究也很偶然,有一次我去同济大学,做一个关于西藏问题的报告,在发出海报后,下面就有人说,还有人比汪晖讲得更好吗?当时我就很纳闷,我说汪晖不是研究西藏的,怎么讲不过汪晖呢?我就去看汪晖的文章,就找到了《天涯》08年发表的汪晖的一篇文章,当时我一读觉得非常好,非常佩服,然后把这个文章介绍给很多研究西藏问题的朋友看,他谈的问题在我们这个圈内,其实我们早已注意到了,就是谈东方主义问题和西藏问题,西方是把批判东方主义几乎是当做一个学术的游戏,研究西藏的都受东方主义的影响,所以他们对西藏妖魔化的形象,或者神话化的形象,把西藏变得那么热。但是没有把西方的东方主义影响下的对西藏的热潮和对当前的西藏问题联系起来考虑。

  批判西方的藏学研究,从90年代初就开始了,一直没有把这个问题拿来和当前我们国家所面临的西藏问题到底有什么关系做对比,这个汪晖是第一个。很多我们没有注意到的,比如我们政府对西藏问题经常束手无策,不知道西方为什么对西藏那么有兴趣,给我们找那么多麻烦,他说如果不打破西方在东方主义影响下创造的香格里拉神话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对话,我们当时非常有同感,觉得汪晖非常了不起,完全从一个外行,就是因为对国家有一种责任感,所以他来研究这个,而且他的东西,一方面从我们专业来讲,他真的是非专业的,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讲,他是一个非常原创的东西,因为批判东方主义,我早认识他的话,我会告诉他人家已经写了什么书,他根本不需要做那么多研究,人家已经做得很好了,因为他不知道。他写这个文章的起因是因为看了瑞士2000年办的一个展览,讲西方人妖魔化达赖喇嘛,又神话化,他看了展览,受了启发,自己找著作看、研究西方哲学家以前怎么看西藏问题,怎么看藏传佛教。我说我有一个朋友写了一篇文章,4万字,一个瑞士人,研究得很好了,但是汪晖就是自己在那里一个一个的研究,研究西方经典作家关于西藏和达赖喇嘛,关于藏传佛教的论述,他做了非常细致的研究,这个在我们专业里面,几乎没有人,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原创的。

  另外,他对西藏问题的一个到我们现在可能没想到或者视而不见的问题,就是2008年3.14事件之后,我们政府和大众媒体都把西藏问题推到达赖喇嘛和海外势力的影响上面,说都是达赖喇嘛分裂势力在那儿操纵,有很多海外的势力的操纵,说德国纽曼基金会在后面操作了很多事情,把责任推到达赖喇嘛和西方人身上,但是没有人真正花力气去研究到底西藏有没有什么问题。

  到了新疆问题也是一样,说是因为热比娅,她哪有那么大的能耐?一下子把那么多人发动起来,发动这么大规模的事件。就没有人认真地去研究西藏和新疆到底有什么问题。汪晖在这方面就做了很好的研究,当然他花了很多年的时间,包括去海外寻找资料,去藏区做调查。西藏本身有很多的问题,就是没有达赖喇嘛,没有海外势力的操纵,可能也会出现问题的,一方面是社会日益世俗化,另外一方面是宗教的扩张。对这些问题,我们做专业的都没有做调查,汪晖从一个外行做了很多研究,关于当代西藏问题的调查,可以说他是在王力雄以后,是做得最好的。

  他的书里,显示出他对国家社会有强烈的责任感。第二个,作为一个学者,他关心哪怕是自己不是很熟悉的领域,他都非常的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有非常原创的思想。

  我们两天一直在讨论,他的文章里提到的问题,海外、国内、藏族对他的很多观点非常赞赏,汪晖作为一个学者,他的intellectual level 是大大的above of us,所以尽管我对他不熟,对他很多研究根本不懂,他研究的鲁迅等等,但就从他对西藏问题的研究看,不管是在学术上,还是在与现实的关系上,都非常有贡献的,我作为一个西藏研究的学者,(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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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人文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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