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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卫平:公安局应该向全社会道歉

更新时间:2010-08-04 11:18:26
作者: 崔卫平   丁力  

  

  北京电影学院的崔卫平教授是一位因为敢言而受到广泛尊重的公共知识分子。她的其专业文艺理论与政治理论之外,一向关注社会问题。就浙江遂昌县公安局为上市公司通缉揭黑记者仇子明之事件,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崔卫平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

  

  “企业将自己陷入更大危机之中”

  

  经济观察报:上市公司负有向投资者披露与公司经营有关信息的法律责任。凯恩股份把记者的信息披露转变成一个刑事案件。请问你如何看待这个事件?

  崔卫平:我想从企业方面来谈谈。企业不是孤立存在的,它是与社会有联系,面向社会的。当媒体报道它的问题时,它就遇到一次公关危机,这对它是非常重要的事件。在危机中,对于企业重要的是重建企业形象,重新恢复公众对于企业的信任。

  危机中的公司首先需要实事求是。这是最重要的。危机发生后,企业要发表公开声明,表明认真自查问题的态度,在第一时间告诉公众自己改正错误的决心。而如果是报告公安局,在网上全国通缉揭露它进行关联交易的记者,这就将自己陷入更大危机之中。如果原来有错误,这样做就犯了一个更大的错误。

  为什么呢?新闻媒体是公众分享信息的平台。读者订阅报纸,因为他们相信这家报纸是客观、公正的,读者与报社之间建立了基本信任。这种信任关系要求报纸实事求是地报道事实,只有这样才不辜负读者对报纸的信任。同时这种信任也是我们基本的社会纽带。一般人们第一反应会站在报纸一边,报纸本来就有揭露、舆论监督的功能。

  在这种情况下,有关企业起码应该等待法院裁定下来,才能认定记者有问题。怎么可以在法院还没有出面的情况下,就开始想要对一个记者进行人身限制?这个记者又没有在逃,没有任何袭击他人,对他人造成即刻危害的可能性。说实话,企业这样做(借助公安机关通缉记者)的结果只能是,在一瞬间,这个企业将自己放在与公众相对立的位置上,与我们社会价值相对立的位置上。

  经济观察报:企业、媒体、公众应该是什么样的关系?

  崔卫平:从企业方面来说,他们也有责任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维护新闻这个共同平台,维护读者对报纸的信任。维护公众也是维护他们自己,维护及创造公众(客户)对自己良好的信任关系。他们没有理由无视新闻媒体的价值,无视社会的共同价值。公司不能忽视舆论,公众就是他们的客户,新闻媒体也是他们与客户之间的桥梁之一。

  

  “公安局不能为个别企业看家护院”

  

  经济观察报:你如何看公安局保护当地企业这件事?

  崔卫平:公安局是公权力,是公器。与这个社会的各个部门一样,公安局也有责任维护社会的公正,维护各种社会纽带,包括维护新闻的真实性,维护企业、报纸与社会之间的信任,而不能为个别企业看家护院,这不是社会公器所应该做的,在公众面前是说不过去的。

  2008年初,辽宁西丰县委书记派警察到北京抓捕揭露丑闻的记者,最后不也是道歉了吗?这是处理这种问题的一个参照。这次事件中的公安局也应该依照以前的处理方式,向记者仇子明道歉,向全社会道歉。

  如此对待记者,公安局也把自己陷入了一场危机当中,他自己成了危机的一部分,并加重了这个危机。而企业以为能够借用公权力压制舆论,压制公众,以此摆脱危机,它就不想想,这个企业今后还要不要继续面对公众,继续生产和经营?企业的道路应该很长,不是从它的总部到公安局之间这点距离。能够使得企业运转的,是客户,是公众,而不是公安局。

  经济观察报:记者仇子明还是幸运的,杭州有人因为转载记者的文章被当地公安局抓住,交遂昌县公安局带走了。这个事件在扩大吗?

  崔卫平:杭州的股民瓮安余因为在网上转帖记者的文章被抓,公安局因此犯下了一个更大的错误,因为这位市民更加无辜,更不应该抓。他只是动了几下鼠标,将一篇报道转移了一个地方。公安局也有一个公共形象、社会形象的问题,也需要让人们对它产生信任和尊敬。如果公安局能够道歉,那么也是挽回它自身形象的一个机会。

  这无论如何令人想不通,有人的做法怎么会尽往那条窄道上走,做对自己越来越不利的事情,成功地将自己陷入公众舆论的汪洋大海之中,成为众矢之的?本来他们完全可以做得更加聪明一些的。

  

  “信息控制是死路一条”

  

  经济观察报:南京发生了严重的爆炸,造成重大伤亡。电视台记者在直播事故现场。江苏省的官员却质问记者:“哪个让你直播的?”最后强行终止了播出。你怎么看舆论监督在中国的处境?

  崔卫平:某些官员相信,舆论是可以控制的,他们可以控制公众的看法。经常性地隐瞒和控制基本信息流通,这是我们当下社会信任缺失的原因之一。而每当新的危机发生时,官员有义务坦诚地面对公众,重新赢得社会的信任,重建社会纽带社会连结,而不是一再加重危机。

  经济观察报:知识分子在这类事件中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崔卫平:公共知识分子应该向企业和公权力部分发出呼吁,要求处理事情的相关人员要学会他们恰当地面对舆论,面对公众,尊重公众,而不是关起门来,以为自己可以搞一套。封锁报道、通缉记者的做法,在今天已经完全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要求。信息控制是对社会关上大门,是死路一条。现在是信息社会,谁没有眼睛、耳朵和嘴巴?你们如何能够封住所有人的嘴?往积极的方面来说,越是危机的时刻,也是他们重新赢得公众信任的时刻,是他们重建自己在公众当中良好形象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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