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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贵松:自杀问题的国家立场

更新时间:2010-08-02 10:18:58
作者: 王贵松  

  

  【摘要】国家对自杀的态度经历了一个历史变迁,目前自杀行为属于法的评价空白领域。对于自杀行为应该如何定性,能否将其权利化,这涉及到个人的自我决定权、国家保护生命的义务、基本权利价值体系乃至道德伦理之间的关系。从国家的立场出发,不应将自杀界定为一种权利或者自由,也不属于个人的自我决定权的范畴。自杀有其社会成因和社会危害,国家应有所作为,努力防止自杀,履行自己对于生命权的保护义务。

  

  【关键词】自杀;法的评价空白领域;生命权;国家保护义务

  

  话题虽然沉重,却又不能不说。自杀,对个人、对家庭、对社会都是一场灾难,看似完全私域的行为,却让整个社会都难以承受。面对自杀问题,是否需要国家做些什么,国家又能够做些什么,这是现代国家应该检讨的问题,它关乎国家存在的根本目的。

  

  一、国家对自杀态度的历史演进

  

  自杀,顾名思义就是自己杀死自己,自己结束自己的生命。用比较专业的界定那就是,“人们把任何由死者自己完成并知道会产生这种结果的某种积极或消极的行动直接或间接地引起的死亡叫做自杀”。[①]这个定义不必去考虑动物的自杀,也不必去考虑时常熬夜以致于油尽灯枯的学者是在自杀,甚至还可在一定程度上与积极安乐死、非自愿安乐死相区分。[②] 对于自杀,国家的态度在发生转变。

  

  (一)西方:由入罪到出罪

  

  自杀是一个古老的现象,社会上褒贬不一,立法上也莫衷一是。在苏格拉底、柏拉图那儿并不承认选择死亡的权利,生命属于神的财产,等待着上帝的召唤。但是许多古希腊和罗马思想家还是逐渐将自杀看作几乎完全是个人的事情,这里可能涉及对家人、朋友和自己的义务,但不会涉及对国家的义务。[③]在当时也有关于自杀的立法。只有未经国家批准,自杀才被视为非法。在雅典的法律中规定,如果在自杀之前说明生活难以忍受的理由,请求元老院批准,如果请求正式得到同意,那么自杀就被认为是合法的行为。[④]自杀被广泛接受。但是,“基督教社会刚一形成,自杀就被正式禁止。公元452年,阿莱斯宗教会议宣布,自杀是一种罪过,而且只能是一种恶魔般的疯狂的结果。但是,直到一个世纪以后,即在公元563年的布拉格宗教会议上,这项禁令才得到刑法的承认。”“民法受教会法的启发,在宗教惩罚之外又加上世俗的惩罚。” [⑤]英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荷兰、俄罗斯等一些国家都制定了法律,对自杀行为加以惩罚,或者入罪化。[⑥]到18世纪,人们还是认为,自杀的行为违反自然法和天启的宗教,国家的法律有理由对其予以诋毁。[⑦]但是随着宗教势力的式微和启蒙运动的展开,自杀逐渐在宗教戒律之外获得了一定的辩护,一些思想家如孟德斯鸠、伏尔泰、休谟、叔本华等积极主张自杀是个人的自由选择,反对国家对自杀行为进行惩罚。法国率先废除了自杀罪,1796年普鲁士废止自杀法规,1871年德国全面废止了有关惩处自杀的法规,1961年英国废止了对自杀未遂加以惩罚的自杀法,自杀自身不再收到国家的惩罚。天主教在1983年的新教会法典中也废止了自杀者不得在教会埋葬和追悼的规定。

  由此可以看出,西方国家对自杀的法律评价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禁止个人擅自自杀,但国家可以批准其自杀;第二个阶段,对自杀的谴责是绝对的,自杀行为要受到国家的严惩;在第三个阶段,自杀行为不再受到国家的惩罚,甚至出现了“死的权利“的主张。

  

  (二)中国:一贯的放任自流

  

  自杀在中国有时又被称作“自尽”、“自寻短见”等,古籍中多有记载。春秋三传的《左传》和《谷梁传》即已出现“自杀”一词(前者出现3次,后者出现1次),表示行动者以利器结束自己生命的行为。[⑧]而《史记》一书则出现了134次,而且已经用来表示用非特定或不知的方式结束自己生命的行为。[⑨]中国古代对自杀问题并没有在法律上给予评价,官方的态度可从其统治思想——儒法并用和若干做法中大致进行推测。

  作为儒家经典四书之首的《论语》有多处论述与自杀有关。孔子提及伯夷、叔齐饿死首阳山时备极称道:“伯夷、叔齐饿于首阳之下,民到于今称之”;[⑩]“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与。”[11]孔子还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12]此处的“杀身”虽不可等同于自杀,但却可包含自杀。与此类似,《孟子》中提出“生亦我所欲也。义,变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13]“舍生”虽亦不可等同于自杀,但同样能包括自杀的手段。生命在这里只是一种手段,为了“仁”、“义”,便可“杀身成仁”、“舍生取义”。集法家之大成的韩非对自杀问题亦有论述,只不过其以国家利益为评价标准。他对“饿死首阳之陵”的伯夷、叔齐亦有评价,谓其为“无益之臣”、[14]“不令之民”。[15]对于“破家以便国,杀身以安主”的人,则视为“霸王之佐”。[16]由此可见,对于自杀,儒家与法家对于自杀问题即便不予褒扬,也不曾予以非难,这些认识亦为统治者所接受。现实中,汉初田横投海,被汉高祖以王者之礼厚葬。[17]另据《史记·酷吏列传》记载:“(周阳)由后为河东都尉,时与其守胜屠公争权,相告言罪。胜屠公当抵罪,义不受刑,自杀,而由弃市。”自杀者不予追究,而另一方则在闹市执行死刑。《孔雀东南飞》中焦仲卿与其妻刘氏一个自缢一个投河,双双自杀,后人亦多以凄惨,而并无贬抑。国家和社会对于自杀的这种理解甚至认同的态度一直存在。

  中国不曾出现西方对自杀所作的惩罚,一方面是不同的文化背景使然,另一方面,中国人非常清楚,国家对于自杀是无能为力的,正所谓:“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18]在中华民国1935年刑法第275条的立法理由当中指出了自杀不为罪的原因:(1)法理上不便。刑罚的极端也不过能致人于死地,自杀者既然不畏惧死亡,则刑罚失其效力。(2)实际上不便。自杀既遂,自然就没有处罚的余地,如此可处罚的只能是未遂者。然而处罚未遂者,而既遂者不受处罚,岂不是要鼓励自杀的既遂?此非立法的本意。再者,无法借助法律的制裁来期待人们不会自杀。故而对于自杀者无论既遂未遂概不加刑。这在法律层面上明确了自杀非罪,法律对此不予评价。新中国的宪法和法律对于自杀行为也鲜有正面规定。[19]

  

  (三)日本:由放任到预防

  

  众所周知,日本是一个自杀率较高的国家。与中国一样,日本以前对自杀并没有任何贬抑的态度,甚至在社会上还多有褒扬之声。[20]在日本,从来也没有将自杀作为犯罪,也不曾对自杀者施以任何国家的惩罚措施。日本的自杀指导手册、自杀网站等亦十分流行。国家囿于表达自由等传统认识,也听之任之。

  但自1998年以来连续八年,日本每年都有3万多人自杀身亡。面对这一惨痛的现实,日本政府逐渐改变了以往的态度。自杀虽然不可入罪,但并不意味着国家可以放任自流。2006年6月8日,日本参议院内阁委员会将起草完毕的《自杀对策基本法案》列为议题,第二天在参议院说明提案理由,并当即表决,全票通过。6月14日内阁委员会将该法案提交众议院,6月15日全票通过。6月21日,日本国会公布了《自杀对策基本法》(2006年第85号法律)。这一法律的迅速通过和公布,标志着日本在自杀问题上国家立场的重大转变,国家不再是消极放任,而是要积极预防。该法第一条即开宗明义:“鉴于近年来日本自杀死亡人数在高比率上推移,本法旨在通过制定自杀对策的基本理念,明确国家、地方公共团体等的责任,确定自杀对策的基本事项等,综合地推进自杀对策,防止自杀,并充实对自杀者亲属等的援助,进而促进国民过上健康而有意义的生活。”2006年11月7日,根据《自杀对策基本法》,在内阁府设置了一个特别的机关——自杀综合对策会议,由内阁官房长官担任会长,委员也均由内阁总理大臣从其他国务大臣中指定,规格相当之高。该会议着重研讨防止自杀的综合对策,对自杀对策的相关行政机关进行相互调整,并审议自杀对策的重要事项,推进自杀对策的实施。2007年6月8日,日本内阁通过了《自杀综合对策大纲》,明确要联合各种社会力量,强力推进防止自杀的对策,并设定了自杀对策的目标,到2016年要将自杀死亡率降低20%以上。2008年1月31日,自杀对策推进会议成立,根据《自杀综合对策大纲》,对其各项政策的实施状况进行评估,研究改善实施的对策。

  现在日本的基本认识是:自杀不应视为个人的问题,其背后具有各种社会要因。社会应当根据这一理念,努力实施自杀对策。自杀具有多样而复合的原因和背景,不仅仅从精神保健的观点出发,还要根据自杀的实际状况而实施自杀对策。自杀对策应当根据自杀的事前预防、发生自杀危机的应对以及自杀发生后或者自杀未遂的事后应对等各个阶段有效地实施。全社会要行动起来,密切协作,实施自杀对策。国家负有责任,综合地制定自杀对策并付诸实施,地方公共团体应协助国家实施自杀对策,并根据该地域的状况制定相应对策。各企事业单位应努力协助实施自杀对策,采取必要的措施保持其雇佣的劳动者的心理健康。作为普通的国民,也应努力加深对自杀对策重要性的关心与理解。按照基本法的规定,政府每年要向国会提出日本自杀概况以及政府自杀对策实施状况的报告书。[21]这样就可以督促政府积极采取对策预防自杀。

  

  二、自杀既非权利,亦非自由

  

  自杀入罪的历史业已结束,新的国家态度正在展开。国家能否承认自杀是一种权利或自由,能否承认自杀属于自我决定权的范畴,自杀与国家对生命权的保护义务之间的矛盾冲突如何协调解决,这里继续从理论上予以分析。

  

  (一)自杀权利化的诸多难题

  

  某些自由主义者认为,个人具有“死的权利”(the Right to Die)。到底能不能承认自杀是一种权利或者自由,还需要进一步思考甄别。这里权且分出四个小的问题加以探讨。

  1.自杀与袖手旁观

  如果自杀是一种权利或者自由,那么为了体现对这种权利的尊重,别人就应袖手旁观。但是看见了别人在自杀却置之不理,任其自杀成功,却又是与慈悲之心、与道德准则相违背的。而且在法律上,也并不是谁都可以袖手旁观、置之不理的。第一,对自杀者负有抚养或监护义务的人员。例如与自杀者有抚养关系的亲属,如果见死不救,在刑法上则是不作为犯罪,其理由在于法律保护包含抚养关系的家庭制度,抚养者对于自杀者具有法律上的救助义务。第二,负有救死扶伤职责的社会人员,例如医生。如果可以袖手旁观的话,则又是与医生的基本职业伦理和法律义务相违背的。[22]第三,国家工作人员。国家存在的目的就在于保护人民的生命和财产。生命权是人的基本权利之一,国家不仅要予以尊重,还要提供积极的保护。国家工作人员明知公民寻死而不予救助,自然与其所负有的义务直接相背离。[23]如果承认公民享有“自杀权”,则其他人起码应保持尊重,任何试图阻止的援助都是对公民权利的一种侵犯。不承认自杀的权利,正是体现着对生命价值、对特定社会关系的维护。

  2.自杀与阻止自杀

  如果自杀是一种权利或者自由,那么别人加以阻止,实际上就是对其权利和自由的一种侵犯。然而,古语有云:“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救助别人,本是一种值得褒奖的美德,在这里却成了侵犯他人自由的行为,如此则会造成法与道德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从社会伦理来说,人的本性是求生而不是求死。阻止自杀的行为实际上是为了自杀者的利益着想的,或许可以称之为一种“父权主义的关怀”。诚然,人的本性是求生,俗话说,“好死不如赖活着”,但是有些人偏偏反其道而行之,在某种场景之中,自杀者就是在求死,他会认为自杀才是他最好的选择,最符合他自身的利益。固然“个人是本身利益的最好的和唯一的裁判者”,[24]但“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头已百年身”者亦比比皆是。在具体的场景中,自杀者囿于自己的心理状态对自身利益很难作出明智的判断和抉择。自杀一旦既遂,就意味着生命的终结,其他的一切均化作泡影。不承认自杀权,或许可以给试图自杀者更多的机会去维护自身的权益,也给社会以更多的机会去伸出援助之手。

  3.自杀与自杀的消极帮助

  如果自杀是一种权利或自由,帮助别人自杀,即成为一种合法行为,似乎也合乎另类的“助人为乐”的美德。但是,这种帮助自杀的行为与自杀者的生命权也是直接冲突的。如果自杀不是一种权利,而是处于“法外空间”,那么自杀行为的价值即低于宪法所保护的生命权的价值。这时,别人的帮助自杀的行为即难以成为合法的行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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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北方法学》2009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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