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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鲁:汪晖是抄袭吗?

——也谈汪晖“抄袭”事件兼与王彬彬商榷

更新时间:2010-07-30 09:30:44
作者: 姚鲁  

  可是张汝伦的引文(引伽达默尔观点)很散很乱,跳跃性也很大,而且多半运用的是“间接引文”的方式,有时让读者(包括转引者)分不清哪些是伽达默尔的原话哪些是张汝伦的观点,只有经过仔细地梳理辨析后才能确定;很显然,汪晖是经过一番认真梳理辨析后才转述清楚了伽达默尔的原话的,而且使用的是“间接引文”方法中的“取舍转引法”,符合转述(转引)惯例。岂能以“剽窃”定性?如果真有所谓的“剽窃”之嫌,也不是转引者汪晖,而是《意义的探究》一书的作者张汝伦。

  这里,王彬彬只所以对汪晖做出了“剽窃”的错误的判断,根本原因是,可能王彬彬不仅没有阅读过张汝伦的《意义的探究》全书,甚至可能连该书的第五章第三节都没有完整地阅读过,或者阅读了,但只是走马观花断章取义地看看,否则,很难解释王彬彬“篡改”汪晖引文的用意。而一个学者不对事物、事实进行仔细地分辨、调查就轻率地发言,是很不严肃和严谨的!

  当然,我这样说,也不是说王彬彬在《汪晖〈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的学风问题》一文中指称汪晖剽窃五种书的地方全是主观臆断,毫无事实和理论根据。在王彬彬指正汪晖剽窃的证据中,有一处,我认为还是很有道理或根据的,但是否因此就能认定汪晖是剽窃,也是值得研究的。

  王彬彬在称汪晖对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剽窃的证据中,有一处说:

  “……‘搅拌式’和‘组装式’相结合的剽袭,在《反抗绝望》中也能见到。下举一例。

   汪晖《反抗绝望》第59页(三联版第121-122页):

  从上个世纪40年代起,魏源在他的《海国图志》中就提出了‘以夷制夷’和‘师夷长技以制夷’两大主张,尽管其内容和对西方长技的认识还完全停留在武器和‘养兵练兵之法’的狭隘范围内,但‘窃其所长,夺其所恃’的‘师长’主张却一直是以后许多先进人士为挽救中国、抵抗侵略而寻求真理的思想方向。从洋务派的‘船坚炮利’、‘中体西用’,到冯桂芬等人要求‘博采西学’,努力学习资本主义工艺科学的‘格致至理’和史地语文知识,从龚自珍、魏源、冯桂芬对内政外交军事文化的改革要求,到康有为、梁启超等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托古改制’,‘君主立宪’,总之,由认识和要求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进到认识和要求学习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由要求发展民族工商业进到要求有一套政治法律制度来保证它的发展,这种思维的逻辑发展的必然过程正反映着历史发展的必然过程,‘任务本身,只有当它所能借以得到解决的那些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至少是已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发生的。’(王按:加引号的话为马克思语)”

  我们只要仔细地阅读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一书中对“十九世纪改良派变法维新思想的研究”部分,就会发现,汪晖此处的论述无论是段意、段意结构,还是语言确有和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一书雷同,甚至重合之处,而且汪晖也没有任何的加注说明,似有“剽窃”嫌疑,但能否就认定为剽窃,还需要探讨。

  因为,一篇文章或一部著作,引用了别人的观点和材料,除了在篇章中注释外,在序、后记中都可以加以说明,文章或书后所列的参考书目,也能间接地说明某些观点、资料的来源,尽管这种说明解释的方法是否规范,有待探讨,但我们不能因为运用了这种方法就轻易定性文章或书籍的作者是剽窃。

  不过,作为学者,一定要有高度的自律精神,时时刻刻地约束自己,不能倦怠和疏懒;除此,建立完善的学术监管机制和制定出细致的可供操作的学术标准或规则,对文章、著作剽窃的概念给予明确的司法界定,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防止学术腐败,提高中国学人的学术思想、道德水平,有望与国际学术接轨。

  因为,单凭主观的自律,对完善学术伦理是不能起到根本作用的,即便道德很完善的人,也有倦怠和疏懒的时候;只有加以制度、机制和法律的约束,我国的文化学术水平才能从根本上得到普遍的提高,赶上,甚至超过国际先进水平!这绝不是故作惊人之语!

  这也许就是所谓汪晖“抄袭”事件,值得探讨的意义!

      

  2010年7月10-12 北京

      

      

  注:本篇博文,只要注明作者或出处,欢迎网友以任何形式转载、转帖、编发或介绍等,无需与作者联系。姚鲁 2010年7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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