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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秋云:从乡村到城镇再到区域

——谈费孝通的微型社会学研究方法及其反思

更新时间:2010-07-28 11:19:24
作者: 孙秋云  

  

  

  内容提要:本文从费孝通与利奇两位著名人类学家的争论入手,展示了费孝通教授对微型社会学研究方法——整体性的社区研究法的运用、认知过程及其反思,认为费孝通教授的学术思想与利奇学术思想的分歧所体现的是不同国度、不同时代背景下人类学家对社会文化人类学学科认知和定位的差异。本文认为费孝通教授对社会-文化人类学研究方法的本土性应用、探索及其反省,在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社会学人类学学科发展具有非常积极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费孝通 利奇 微型社会学研究方法

  From Village to town and further to area

  --On Fei Xiaotong’s research methods of micro sociology and his reflections

  SUN Qiu-yun

  (Departmant of Sociology,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uhan 430074,China)

  Abstract: This study elaborates on Professor Fei Xiaotong’s research methods of micro sociology ---the application, cognition process and reflection on global community research through the argument between two famous anthropologists, Fei Xiaotong and Edmund Leach. It argues that the academic differences between Fei Xiaotong and Edmund Leach result from different disciplinary cognition and orientation in different countries and social backgrounds. The indigenous application, exploration and reflection of social anthropology by Professor Fei Xiaotong offer positive guidance to the disciplinary advancement of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 in China.

  Key words: Fei Xiaotong; Edmund Leach; the research methods of micro sociology

  

  一

  

  1982年,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英国著名象征主义人类学家利奇(Edmund Leach,1910~1989)教授的著作《社会人类学》,在该书的相关章节中,利奇对中国著名的人类学家费孝通、林耀华、杨懋春、许烺光的一些研究中国社会的人类学著作进行了评议,其中除对费孝通的《江村经济》总体上有较为积极的评价外,对其他中国人类学家的著作评价普遍比较消极、负面。归结其论点,大致可表达为两点:1、费孝通《江村经济》的成功依赖于他先前掌握的大量的地方性知识(local knowledge),它研究了一个小型社区的关系网络,详尽地描绘了该社区内人们的日常社会行为(behavior),但这一类的研究不应该声称自己是某某的典型,因为它们无意于阐述某种一般的东西,只是集中于研究非常小范围内的人类行动(activity)。如果人类学家想运用推理方式将民族志者的观察归纳成具有某种普遍规律的自然科学,是浪费的徒劳。2、社会人类学家研究自身社会的愿望可以理解且值得赞美,但是这种愿望会因为最初的偏见而可能损害研究,只有没经验的天真朴素的陌生人不会受此影响。若对利奇的观点加以解读,则可简洁地表达为两点质疑:第一,中国单个村庄或乡村小社区的社会人类学研究成果,不能作为典型代表去推论中国农村的整体概况;第二,社会人类学家研究自己的社会无法做到客观和公正。

  在得悉利奇教授的质疑之后,费孝通教授于1990年在其《人的研究在中国》一文中对利奇的第一点质疑做出了回应。费孝通教授认为自己与利奇教授看法相左的焦点并不是在于“江村”能不能代表中国所有农村,而是“江村”能不能在某些方面代表中国的一些农村。若把一个农村看作是全国农村的典型,用它来代表所有的中国农村,那当然是错误的;但若把一个农村看成一切都与众不同,只是完全个体的展示,那肯定也是不对的。费氏认为如果承认中国存在着“江村”这样的农村类型,那么“江村”就是这一类农村的代表。如果用比较的方法把中国农村的各种类型的代表一个一个地描述出来,就可以接近于了解中国所有的农村。因此,他认为通过类型比较方法是有可能从个别逐步接近整体的。

  1997年费孝通教授在《重读江村经济•序言》一文中对利奇教授的质疑作了更为详尽的回应。他认为:在人文世界中所说的整体,并不是数学意义上的“总数”。生于斯长于斯的个人,其行为方式和思想感情的表达是从他所处的且先于他而存在的社会中学习得来的。社会用既定的方式鼓励人们模仿或学习既成的生活方式,亦用压力强制性地将个人的行为和思想纳入社会的规范之中,因此,一个社区的文化可以说就是形成社区内个人生活方式的模子。这个模子对于满足社区内个人生活的需要来说是具有完整性的。如果能在一个社会里深入地、全面地观察一个人从生到死过程中各方面生活的具体表现,那么人类学家或社会学家就可以看到他所研究对象所处的整个社会的面貌了。但是,在实际的田野调查研究中,要观察一个人从生到死一辈子的行为和思想是不可能的,所以在实际的研究工作中只能是把该社会(区)中不同个人的片断生活集合起来去重构该社会(区)中个人“完整的一生”。研究者之所以这样做,是基于这样的一种判断:每个人在一定社会角色中所有的行为和感情不是“个人行为”,而是在表演一套社会中业已存在并规范了的行为和态度。因此,社会人类学家首先要研究的对象就是那个规范每个个人行为的社会。从这个角度看,社会的“整体”和数学里的“总数”是不同的。因此,费孝通教授认为利奇教授认定的那种从个别农村入手的微型研究不能概括中国国情的看法,是混淆了数学上的总数和人文世界的整体——社会文化的差别,忘记了社会人类学家研究的不是数学而是人文世界的缘故。

  对于利奇教授的第二点质疑,即社会人类学家能不能研究自己本身所处的社会?其研究结果会不会受到最初偏见的损害?费孝通教授总结自己的研究经历后认为:人类学家是从通过自己熟悉的文化中得来的经验去认知一个不熟悉的文化的。这个认知过程不是套取已知的框架,而是依靠已有的经验来与新接触的事物进行比较。人类学家已掌握了的熟悉的文化在这种比较中只起着参考体系的作用。如果遇到超出既有经验之外的新事物,作为参考体系的既有经验正好可以证明它是“新事物”,从而将它作为新的经验接受下来,扩充已有的知识范围。若将这种参考体系本身有系统地加以综合,就是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Kaspar Malinowski,1884~1942)所说的“文化表格”。在这个体系中,原材料是进行田野作业的人类学家的个人经验,而个人经验须通过个人反省才能表达出来。因此,费孝通教授认定:社会人类学田野作业的对象,实质上并无所谓“本文化”和“异文化”的区别,只有田野作业的人类学家怎样利用自己的或别人的经验作为参考体系,在新的田野里去取得新经验的问题。如果非要以研究者自己不同的文化出生来比较在工作上哪里方便的话,那么本土的人类学家研究本土文化似乎胜面更大一些。

  这两位人类学大家的隔空学术交锋,在华人社会学人类学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表面上看,费孝通教授与利奇教授争论的是微型社会学研究的方法和研究立场问题,但实质上,这是一个牵涉到以两位人类学大家为代表的中外社会人类学家对社会-文化人类学学科定位和研究旨趣认同差异的反映。

  

  二

  

  社会-文化人类学肇始于19世纪,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研究殖民地“未开化的”、“野蛮的”、“原始的”异文化社会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人类学史的早期,社会-文化人类学家们探究的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根本规律或进化序列,因此,他们的研究成果主要是用来探讨人类社会总体进化的过程以及世界各地各民族或人群在社会进化发展序列中的相应定位。进入20世纪以后,这种研究思想和理论先后遭到了德、美、法、英等国人类学家的严厉批判和颠覆。随着功能学派大师马林诺夫斯基所倡导的整体性的田野调查方法为大家所认可并被接纳为科学研究方法之后,社会-文化人类学便被界定为是对小型社会的研究,即是对忽略历史的、比较的、民族志的研究,其中大量且长时间地参与观察是其独特的研究方法。这种以一个人数较小的社区或虽是较大社区却只选其一部分作为研究对象,由研究者亲自参预当地的社会活动,进行亲密地、长时间地观察的整体性研究,被马林诺夫斯基的得意门生和学术继承人雷蒙德•弗思(Raymond Firth,1901~2002)称为微型社会学。当社会-文化人类学家只研究“原始社会”时,“原始人”及其相互间的关系是研究对象,西方的人类学家则是研究者。这种情景下,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的界线是清清楚楚的,两者之间无论是从国籍、身份、地位,还是从文化、心理认同上讲,都是泾渭分明,距离遥远的。因此,人类学家或研究观察者完全是局外人,他们超脱于当地社会之外,其研究一般不会受到研究对象的干扰,这使得研究的所谓客观性得以显著增强。这是西方人类学家对现代人类学的认定,也是西方人类学所恪守的传统和正统。

  利奇教授是英国人类学界少数几个受封为爵士的著名学者。他早年在剑桥大学克莱尔学院(Marlborough and Clare College)学医,后在东南亚和我国从事过商业活动、入过伍,1947年起专门进行人类学研究,后长期在剑桥大学任教,受英国功能主义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和法国结构主义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Gustave Lévi-Strauss,1908~2009)的影响至深,是西方结构-象征主义人类学的重要人物。利奇一贯关注人类行为的“表达因素”。他认为文化是一种载体,“叙述”和“传递”才是文化的根本。他以探索语言范畴、分类和禁忌为中心,注重理论结构和静态宇宙观所表现出来的象征性,认为阐明文化现象所传递的信息是人类学研究的对象。因此,他认定:“人类学家最重要的洞察力来自内省(introspection)。要研究‘他者’而不是‘自己’的学术考量是:尽管我们最开始认为‘他者’是异国情调,但最终他们的独特性像一面镜子照出了我们自己的独特性。”因此,在利奇教授眼里,人类学家研究异文化的根本目的是发现并理解文化的意义。

  而费孝通教授则不一样。他是一个深受儒家“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爱国思想浸染的中国知识分子,是在国家羸弱、民族困苦的危难时刻抱着救国解民于倒悬的理想和志向投身于社会学人类学的。他的《江村经济》之所以在人类学史上具有标志性的意义,就在于它是第一个以本土学者身份研究自身社会文化的人类学成果,而且这个“自身的社会文化”远不是西方人类学家所惯常研究的“原始社会”或小型部落,而是一个庞大的、历史悠久的、政治文化复杂且正处于向近现代社会大变革中的农业社会。这一点马林诺夫斯基在给《江村经济》写的“序言”中就有过高度的评价:

  “我敢于预言费孝通博士的《中国农民的生活》(即《江村经济》——笔者注)一书将被认为是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这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人在本乡人民中间进行工作的成果。如果说人贵有自知之明的话,那么,一个民族研究自己民族的人类学当然是最艰巨的,同样,这也是一个实地调查工作者的最珍贵的成就。”

  同时,费孝通的研究志趣也并不在于只想认识并理解一个小地方或单个民族(族群)文化的独特性质或意义,他是要认识整个中国,目的是利用社会-文化人类学知识为改造中国服务。(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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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三农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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