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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秋云:从乡村到城镇再到区域

——谈费孝通的微型社会学研究方法及其反思

更新时间:2010-07-28 11:19:24
作者: 孙秋云  

  而中国地域广阔、人口众多、民族(族群)差异极大、各地区发展又极不平衡,要想把每个地区、民族(族群)、社会或文化都观察和访问到,这是不可能的。因此,他采用类型学的方式,将中国农村大致分为若干种类型,再用从马林诺夫斯基那里习得的微型社会学方法来解剖典型,进而推论相同类型社会的整体文化面貌。这种做法,当然越出了西方传统社会-文化人类学的方法论范畴,但却是费孝通教授学术生命发展的历史必然,也是受到马林诺夫斯鼓励和赞许的。1938年,当他从英国学成归来后,就到云南昆明附近农村去做调查,后来出版的《云南三村》一书,在方法论上是与《江村经济》一脉相承的,只是在当时处于抗日战争条件下没引起西方人类学界的注意罢了。

  利奇和费孝通的这种学术分歧,在笔者看来,可归入社会-文化人类学史上“新”“旧”人类学家之争的范畴。这种“新”与“旧”,并不在于人类学家对该学科入道时间之先后,更不在于他们自身的年龄齿序之长幼,而在于他们是否将这种本来为研究异域小社会而设计的研究方法转变成研究自身社会的方法。恪守西方人类学传统,专注于研究异文化的社会-文化人类学家谓之“旧”,大多生活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而用人类学方法来研究本国社会文化现状的社会-文化人类学家谓之“新”,大多是前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知识分子。这种“新”“旧”的分野,表面上看,是研究方法应用和研究对象的差异,实质却是人类学家所属国家发展程度的分野和对社会-文化人类学知识定位的差异。“新”人类学家不是外来的访客,是本社会的一分子。除了学术研究外,他们还肩负着设法解释或解决自己祖国建设中面临的现实问题的义务。他们所承担的造福本国大众的任务和作用,促使他们去实验和革新人类学的方法,这样,“在第三世界的许多地方,人类学家已经抛弃了原来人类学和社会学分立的做法,他们既是人类学家又是社会学家,因此,他们能很好地认识到要理解一个复杂的社会需要进行怎样的研究。”这些“新”人类学家需要将一般的科学原理融入到当地社会的实际之中,并以此为工具去说明一个区域或社会中人们的生存状况和发展前景,并提出自己的建设性意见。费孝通教授把这种研究称为应用科学研究。而发达国家的人类学家们,不需要他们承担那么多的为国家现实发展出谋划策的具体任务,同时自身又有优良的生活待遇和充足的科研经费,因此,他们可以自由地从事探究一般文化原理和社会结构,建构和把玩各种学术理论。费氏将这种研究活动称之为纯科学的研究。相反,利奇教授则否认自己所从事的社会-文化人类学研究是一门科学,认为它更可能是一种艺术:“人类学家设想运用推理能将民族志学者的观察归纳成具有某种普遍规律的自然科学,他们这是浪费时间。这使我想到我认为的第三个教条:社会人类学不是,也不应该以‘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科学为目标,它更可能是一种艺术形式(art)。”两位大家所属国家和文化背景的差异,导致了他们对社会-文化人类学研究方法和学科定位上的严重分歧。同为华人,台湾中研院院士、著名人类学家李亦园教授对费孝通的学术理路更能理解,评价也更高。他认为费孝通“志在富民”的学术实践非常重要,其从乡村的研究到小城镇,再到对整个大的区域的格局和战略性的研究,不仅具有促进国家生产力发展的实际意义,而且在人类学、社会学领域具有重要的方法论上的开拓意义,“我认为一个好的学者不一定纯粹是理论的,在应用上面做出实际的贡献,也许更重要一点。”

  

  三

  

  毫无疑问,费孝通教授用微观社会学方法对中国农村社会的研究和观察,学术贡献是巨大的。他早年的一些著作,如《江村经济》、《云南三村》、《乡土中国》、《生育制度》等一再被学术界引用或被诸多中外大学定为研究生从事中国研究的必读书目就是明证。他所提炼出来的理论和倡导的思想对当代中国的社会建设和社会学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亦具有重要的意义和长远的影响。但是,就学术研究的具体细节而言,特别是利用微观社会学研究方法对中国农村社会的研究而言,也并不是没有局限性可言。国内有学者就曾经指出:“社区调查有解剖麻雀的优势,五脏六腑都看得清楚,但弊病之一是囿于一地,容易忽视研究与外界的联系。如费孝通叙述了江村1929年创办的新式合作制丝厂除第一年有盈利外此后1930~1936年每况愈下的情形,他在谈到江村家庭蚕丝业的破产和蚕丝厂的失败原因时,着重强调了国际市场蚕丝价格下降的打击,但并没有看到由于国内市场的垄断乡村工业的利润被销售商截留的情况。”。曾写过《费孝通传》的美国学者大卫•阿古什(David Arkush)也认为费孝通的实地调查价值、准确程度和理论上的意义是可提出不少问题。如在准确性方面,阿古什认为费孝通在1938~1946年间的调查是仓促的,有些数据是粗疏的;在中国农村社会发展序列的排列上,阿古什认为费氏将江苏开弦弓村与云南三个村庄放在一个持续变动的不同阶段上的理论概括也有些过度了;此外,他还对费孝通理论概括重实地调查轻文献工作的方法提出了婉转的批评:“总的来看,他的社会分析几乎完全以他的实地调查和观察为基础,而以他在云南时他的学生们的研究作为补充。战时由于书籍少,图书馆也缺乏,所以他说‘研究著述是不可能的’。这就更使他重视实地调查。但即使在战后的北平,他仍然着重于从个人观察或与人交谈搜集材料,不重视书本。”

  其实,费孝通教授自己在晚年作学术反省时,也意识到了微型社会学研究方法在调查研究像中国这样幅员广阔、历史悠久、民族(族群)众多的社会时的局限性。他认为自己在60年前提出的“类型”概念,当然可以帮助自己解决怎样去认识中国这样的大国中为数众多、结构不同的农村的问题,但是后来他自己也明白了不论研究了多少类型,甚至把所有中国农村的类型都研究遍了,并把它们都加在一起,也还是不能得出“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全貌的,因为像江村、禄村、易村、玉村等这样的研究成果,始终没有走出“农村社区”这个层次。农村是中国的基层社区,基层社区固然是中国文化和社会的基本方面,但要了解整个中国的社会和文化还必须进入从这基层社区所发展或衍生出来的更多层次的社区,并进行实证的调查研究。因此,20世纪80年代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后,获得第二次学术生命的费孝通教授除了把这种类型研究和比较的方法从研究农村带进了小城镇研究之外,还在具体研究方法论上作了一些扩展和改进。他率领的研究队伍与江苏省当地政府工作人员密切合作,辅以问卷的方法,由点及面地做广泛的数量调查,再利用计算机进行统计,其效果是显著的。

  除此以外,费孝通教授还检讨了这种功能主义微型社会学研究方法与社会历史缺乏联结的缺陷。他认为社会人类学的口述史研究,使得过去的历史和现在的传说分不清,以至于两者在时间的框架里互相融合了。传说当然有它的作用,亦能满足当前的需要,但不一定符合历史事件发生时的实际情形。要了解当前的社会,就应该把传说和历史事实分开,并着重于考察其当前发生作用的功能。因此,他建议今后在微型社区里进行田野工作的社会人类学者应当尽可能地注重历史背景,最好的方法是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合作,使社区研究具有时间发展的观念。费孝通教授晚年是这么倡导的,也是这么践行的。他于1988年撰写的著名论作《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就是以当代“民族-国家”的政治理论为参照框架,结合中国各民族各族体的历史情形,阐述了中华民族——中国国族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为理解现实中国国内各民族各族体的关系和互动提供了一个富有创见的结构图。难怪港台著名人类学家乔健教授将费孝通称为历史功能论人类学家,并把他列为12位建构现代文化理论的世界级大师之一。

  由利奇质疑所引发的对微型社会学研究方法的讨论并没有因两位大师的仙逝而结束。事实上,利奇、费孝通的分歧和争议也是国际人类学界长期以来一直悬而未决的三大问题的探索和继续,这令人困扰的三大问题是:1、文化是实用的还是独立的象征体系?2、社会中的个人是社会和集体表象的产物或创造物?3、人类学的描述到底是主观的艺术描写还是客观的科学探讨?从马林诺夫斯基发明的整体论“田野民族志”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美国人类学家倡导的“实验民族志”,社会-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方法经历了现代向后现代的发展与转型,理论范式的多元化和包容性已成为当今人类学界的共识,但社会-文化人类学的关注点——人类社会的文化及其进化、象征、功能和结构等主题,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费孝通教授对社会-文化人类学研究方法的本土性应用、探索及其反省,在全球化的今天仍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他对中国社会学人类学学术事业发展所抱持的开放性、前瞻性、反思性态度及其坚定的信念,都值得我们这些后学深深地敬重和效法。

  

  2009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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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三农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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