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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启立:文化反转:2008年的“民族国家”与“80后”问题

更新时间:2010-07-27 22:38:38
作者: 雷启立  

  

  摘要:2008年的中国大陆,一月南方雪灾,三月拉萨事件、五月汶川地震,大事频发。忽然之间,民族情感、国家认同,个人的思想和行为忽然与那些遥远的大事件和责任连接,曾被认为是自私的物质主义者的“80后”一代因此而“长大成人”,建立起自己的“历史感”。紧接着八月北京奥运、九月三鹿奶粉事件、十月金融海啸、年末草泥马大战河蟹……“80后”在危难中爆发出的责任和激情迅速反转为对周围世界的调侃、戏谑和游击,那种历史感又似乎是瞬间坍塌了。如何理解一代青年从激越到幻灭如此迅速而巨大的情感-文化转向?本文针对上述现象,结合中国大陆在近二十年来的社会和文化价值变化,从传媒与文化统识、民族国家认同问题、“80后”及其长大成人等几方面展开,指出纠缠于08年从激越到戏谑的文化反转既是一种表象,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症候。论文认为,是资本运营逻辑和新的传播方式的变化造就了新的论述,所谓“80后”“长大成人”建立“历史感”就是在这种逻辑和变化过程中讲出的老一代的成功故事。论文试图重新打开对于“80后”青年主体的理解和指认,从而寻找出今日中国社会的思想潜能和社会力量。

  关键词:“80后” ;民族-国家;文化反转;文化统识

  

  2008年过去已经大半年了。曾经,很多人以为,这是一个伟大的年份,历史将对它大书特书一笔。不是因为别的,这一年里,中国人在四月巴黎火炬风波、五月汶川地震等事件面前,表现出了强烈的民族情感和对“我族”“他者”的关心,个人和国家民族的关系也因此而异乎寻常地密切和重要。在经历了三十年改革开放,特别19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文化变革的淘洗,整个社会日渐个人化之后,这些变化弥足珍贵。与此相关联地,胡温政府在对这一系列事件的处理过程中受到好评,日渐丧失对政府信任的民众似乎重新找回了自己对政府的信心。[1]经过西藏3·14事件之后,有关方面改变了对于媒体的管控策略,开始探求信息公开的尺度和方法。5·12汶川地震之后,各种新旧媒体很快展现出它巨大的动员能力,以中央电视台为首的电视媒体,24小时滚动播出灾区情况,逐日公告死伤数据和各种救援消息。类似于“牛博网”(http://www.bullog.cn,现已关闭)这样的非官方网站和募捐管道被允许运行,不仅在抗震救灾中表现出来自民间的力量,它的出现和运作,与允许外国救援队到灾区救人一样,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展现出国家对于社会管控的某种松动,让人们感觉到这个古老的“新大国”在未来走向上的某些新的可能性。这些普遍的感觉当然都没有人公开讨论。“小荷才露尖尖角”,对这些模糊的可能性的学理讨论的显然太早而且容易“见光死”。传统的老议题之外,公开在网上和大众媒介中讨论的,是年轻一代的“长大成人”。地震发生后,各行各业包括没有工作的“80后”[2]青年,纷纷前往川、陕、甘灾区,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参与灾区艰苦的救灾行动,表现出与此前舆论中完全不同的责任和承担。5月19,汶川地震后七日,中国大陆下半旗哀悼地震死难者。三分钟默哀之后,各地民众自发振臂高呼“汶川挺住,四川加油,中国加油”。群情激昂,尤以自发集聚在天安门前悼念的青年民众为最。这些自发的激情,通过影像和网络传开,那情形颇有流行影视剧中旧家族的浪荡子弟大难之后毅然挺身承担振兴责任之气概,叫人悲愤之余更感到未来的希望。

  在灾难和外侮中被激发出的民族认同感,新自由主义笼罩下关注底层和民生的政府作为,懵懵懂懂的新一代一夜之间“长大成人”……一个民族在灾难中失去的,似乎真的将在民族的进步中得到补偿。[3]这个民族的希望和未来,好像,真是将展现出某种新的图景。那些认为2008年将进入伟大年代的人们大概就是看到了这样的希望。但这样的期待在暗暗滋长的同时就被另外的狐疑所冲淡。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现象是,很多“60后”及更年轻一些的学人为地震灾害所震撼,对民族国家由此而打开新的未来可能持热切的期待。与这种久违而可贵的激情和纯真相对的是,大部分今天仍然主导中国思想和学术界的77、78级学者,却显得特别的冷静和持重。他们基本上把地震等事件看作是一个的局部事件,对那些街市上的热情和期望以理性分析的眼光观之,并不以为那会是怎样的大时代,或者还有怎样巨变之希望存在。这一感觉和结论当然还不包括那些“天谴论”者[4]。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地产界龙头之一的万科地产主席王石曾要求每个员工捐款不超过人民币10元,认为“万科捐200万元是合适的”[5],就并不个别和偶然了。迫于地震后的语境和对道德劣势的回避,这一知识群体对地震的悲悯和民族情绪的冷眼旁观,认为包括青年人震后的作为和歌哭在内的若干事件在中国社会文化进程和大局基本不会有怎样的影响。“过分冷静”的判断虽然与他们对于“文革”等事件的思考历练有关,却更让人读出他们对于未来的悲观,两代人不同的看法和判断在私下的交流中相互印证、交锋、流传,却并没有直接展开和公开表达。

  2008年从头到尾都充满了各种可预见以及不可预知的惊心动魄的事件。这不是持“伟大的2008”论者最重要的理由却是2008年的事实。令人沉痛和揪心的五六月终于过去,汶川地震的创伤及堰塞湖等次生灾害下的亿万灾民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北京奥运会的迎宾锣鼓敲响。国家领导人不断变换姿势的讲话、大国外交的折冲、官方媒体不断升高的宣传声浪,都围绕着北京奥运而展开,在在提醒着人们这场聚会的重要。那显然是一场倾举国之力而承担的大Party,要够High。不要成功,要巨大成功。当是时,华尔街的乌云迫人而来,而报导中北京的上空却祥云遍布,关于金融危机的报导恍如几缕炊烟飘过。在大众媒体的推波助澜之下,奥运“强国梦”试图从另一个方向在地震悲情之后继续凝聚民族国家认同的使命。在这样的时刻,知识群体的独立立场和有意无意的疏离在民族国家认同面前又变得模糊、游移起来。在一般民众的感觉里,北京奥运会是在严防死守的维护稳定中诚惶诚恐开始,在不容有失的严密安保中小心翼翼结束的。金牌第一或者激发了国人“强国梦”的自豪感,但也留下一种梦醒时分的惆怅。仿佛是一场大剧的隐喻,8月8日北京上空的灿烂烟花很快消散,符号化为“飞人”的跨栏运动员刘翔拖着他受伤的脚瘸拐着退场,留下了巨大的惊愕和长久的是非议论。这一画面背后的象征和隐喻还没来得及被解析,九月的三鹿奶粉事件席卷而来,影响巨大而恶劣。好不容易树立的“中国制造”的信心和“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受到严重打击。那是怎样的尴尬和耻辱呢?各方政要和贵宾赞颂北京奥运巨大成功中华民族了不起的客气话还没有说完呢。对于普通国民而言,食品危机的背后是更严重的对自己生活的这个时代的信心危机。

  需要有一种力量穿透这些琐碎,需要有精神的脊梁担起责任,但人们看到的是更多的琐碎和这个时代的逃逸路线:知识群体一如既往地销声匿迹,曾经被认为是关注民生的政府其实一直在忙着危机公关,两个月前被指为终于“长大成人”了的“80后”也只是庆幸自己不用再吃奶粉。十月,金融海啸无可阻挡地越过太平洋拍面而来,经济下滑,失业剧增,各种极端事件此起彼伏,社会危机加剧。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对新闻和信息的管制收紧,曾经出现的各种积极和正面价值的可能性消失,于是,“草泥马”大战“河蟹”[6],简称为“段子”的或黄色或戏谑的短信通过手机在人际之间传播[7]。相较于网民的创作,短信的形成和传播由于它背后隐匿的商业利益,情形要更复杂一些,不少短信被指为电信和网络公司为商业驱动的专业制作。那个被认为伟大的悲欣交集的2008,就这样被“后现代”收编,被“消费”主义的解释和作为笼罩,一个眼看着长大成人的“80后”群体的历史感被稀释,1980年代结束之后一个重新政治化的可能终于被消解于无形。

  一场正面的期待和希望终于反转为对于正面价值的戏谑和游击。世故的人们常常会豁达地认为,社会文化和思考有变化和反转是经常的和可以理解的,但这样的反转也是太过剧烈和迅速了。短短的一年之内,直来直往的几个回合,“希望”消失之迅速、干净竟然到连“失望”都不曾留下的程度,通达的理论家们惯于以“后现代”性解释、消解这种剧烈变化和反转的价值和思考,然后扭头而去,那同样是这个时代的症候之一。有没有可能去追问:这样的文化反转为什么会如此迅速的发生而没导致主体的倾覆,新的可能性到底有没有?“大国”意味着什么,我们这个时代真正的问题出在哪里?正如上文所铺陈的,接下来的分析将从传媒与我们这个时代、民族国家认同、“80后”及其长大成人等几个方面展开。

  

  一、传播媒介与文化统识

  

  在今天这样的时代,一切事件经由传媒。

  2008年以来风起云涌的各种事件留给中国的印痕同样都是经由媒体再现(represent)和散布(spread)才发生的。从一月的南方大雪开始,通过电视画面、网上图片、手机短信传播,人们对于这场灾难的了解由远及近,逐渐升温。到了1月25日前后,看到的已经是拥挤不堪的车站广场,疲惫焦虑而茫然的人流,拥塞在风雪交加的高速公路上看不到尽头的车龙,被大雪压垮的高压电塔,救灾的人群,混乱不堪是非莫辨的各种信息,总理温家宝往返广州长沙协调指挥……春节日近一日,希望和失望夹缠在泥泞的风雪路上。各种报纸的文字描述和报导引人关注,具有震撼性的画面更强烈地撞击着人们。期待返乡团圆的弱势民工,反应迟缓头痛医头的政府作为,两鬓霜白的救火总理,人们的感情有些复杂。网上声音有愤怒、有无奈,还有庆幸的调侃。比较而言,三月间的拉萨事件就要严肃神秘得多,神秘不是由于对宗教圣地的敬畏,对雪域高原的虔敬,而是由于对西藏的无知和对西藏问题严重性的恐惧,不能也难以展开公开和深入的讨论,人们基本上处于单方面接受和消化信息的处境中,在官方单一的宣传和民族国家的主流价值之外,畏惧和怀疑是有的,但适时出现的图像报导让人们“眼见为实”了。四月奥运火炬国际传递在伦敦、巴黎等地出乎意料地受阻,海外反华声浪夹杂着西藏问题激起了海外华人和留学生强烈的爱国情绪和民族感情。夹缠在现实的台湾问题、屈辱的百年中国历史之中,分裂、外敌等概念涌入,一个基本的判断和立场就此确立。2008年伊始的这几件大事,即将举行的北京奥运会,每个可能“想多了”一点的国人心里都有一种“前途未卜”的预感。

  孤独的个体、实时的消息、直观的印象,决定了人们对于遥远事物的判断和反应。这种传播方式和效应带来的心理和社会反响是不一样的。五月的川陕甘地震所引起的广泛社会反响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从这种传播特性和效果上解读。地震发生在5月12日下午2时28分,台湾、上海等地都有震感,敏感的新闻工作者立即意识到出大事情了。很快,地震台网测定震中在四川汶川,强度7.8级(后确定为8级)。还有人通过地图测定,汶川正处于中国大陆雄鸡状图块的鸡心位置。“祖国的心脏”震裂了。消息迅速传到各地。距离灾情发生后不到一个小时,中央电视台就开始了“一场不知道终点的直播”——《抗震救灾 众志成城》。也就在这震后不到一小时里,总书记胡锦涛就做出了指示,两小时后,总理温家宝的专机赶赴四川灾区。国家领导人带来的不仅有政治和行政的救灾资源,更带来了主流媒体的聚焦。众多媒体赶赴四川。一直以来,中国对于突发事件的报导大多是采用封锁式的方式处理,通报灾情也大多以新华社的统发稿方式发布。新闻管制的陡然放开,就更有了放大的效果。中央电视台的24小时滚动直播,各个卫星电视的卫星联机。非政府组织,大的企业集团、慈善团体、明星、一般网民,都以各种各样的途径展开救灾,向外界发布自己看到的地震灾区的惨状,自己及周围人的救灾作为。各种非政府组织、新闻机构也都以自己的方式宣传和发布各种各样的灾区消息,大批以慈善义演的名义上演的晚会举办,通过广播、电视、名流的声音传递开来,震后废墟上一排排遇难学生的书包、危难和困苦中顽强乐观的孩子,呼唤出人们内心最柔软的一面,大灾难面前“爱的奉献”、“人道主义”的声音,与胡温政府上任以来强调和谐社会、关注底层民生的姿态结合在一起,转化成为以“万众一心”、“大爱”、“家国命运”为主要意涵的情感共识(dominant emotion)。这样的情感共识显然是有助于群众号召,有助于政府的救灾动员。借助于中央电视台的媒介强势地位,新闻从业人员的职业作为和个人情感的融合,宣传方向上政府和民间声音的一致,有效避免了新闻宣传空洞化的状况。(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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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当代文化研究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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