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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启立:文化反转:2008年的“民族国家”与“80后”问题

更新时间:2010-07-27 22:38:38
作者: 雷启立  

  因此,从官方主流媒体到边缘网站、单个的人际传播,传播的声音虽然是多方位、多渠道,立场和取向是多元的,但内在的价值和目标在那个时刻(Moment)则相对一致。弥散的能量聚集,情感共识逐渐变成文化统识(hegemony)的重要组成部分。

  某个时刻的意义是重要的,但它只是一个瞬间,容易被另外的常态所打破。或者说,在一个理性社会里,那些重要时刻总会被某些逻辑和惯习所转化和利用。美国传播学者W·兰斯·班尼特指出,人们都惯于根据媒体提供的信息和对各种问题的重视程度,确立自己看待事物的顺序。在高度商业化的媒体社会里,新闻媒体就正是通过议程设置而拥有新闻的话语权,媒体背后的投资者或利益集团则通过拥有和操控媒体来实现话语霸权。从总统和国会成员到各种重要组织、市民活动家纷纷用他们的力量来影响新闻和新闻业。借用新闻聚集民间力量,引导和影响民意,“新闻执政”因此已经成为政治家和执政者治国理政的重要手段。[8]在承平时代,民意的重要性在于它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统治集团的合法性程度。拉萨3·14事件中,英国广播公司一位记者未经允许拍摄了拉萨街头的暴力事件,在西方主流媒体播放,有力地说明了暴乱分子的残忍和中央政府的克制,为政府处理西藏问题的做法和立场提供了有力证据。这一意外收获使中央政府意识形态领导人认识到对新闻媒体的管理不意味着只有封锁和统发稿,还可以适度的开放并加以利用。在汶川地震的报导中,以中央电视台为代表的官方媒体的系列报导和作为就直接受到了国家领导人的表扬。

  从媒体的本质和运营策略上看,现代传媒缺乏了大众的关注和支持就不成其为大众传播。传播学者丹尼克·戴扬(Daniel Dayan)和伊莱休·卡茨(Elihu Katz)将媒介事件分为三个类型(3Cs),曰竞赛(Contest,如奥运会、世界杯等)、征服(Conquest,如珠峰取火、神舟七号上天等)、加冕(Coronation,如国庆阅兵、升旗等各种仪式)。他们认为,这三个C紧密相连,互相渗透,都是媒体用以凝聚群体的重要方式。[9]媒介欢迎并不时参与制造竞赛、征服和加冕事件,借此赢得主流公众,取得在公众中的支配性权力和地位。因此,当各种可能造成上述三者的事件出现以后,报纸、电视、互联网等各种媒介,都会积极参与对灾区各种状况的报导,以吸引大众的注意力,赢得公众的信任,从而建立本媒介对于事件诠释的权威地位和民众的信任度。这是媒介的本质和策略。但媒介与当下鲜活而多变的社会、政治状况相连接,常常会表现出更为复杂的特性。在极端的情形中,大众传媒产业“向巨大的媒介市场灌输意见”,它们会控制舆论的形成,“以使舆论在评估有效权力、增值的声望、获得更多的财富时,成为一项更具安抚性的工具。”而在一个集权社会,权力可能会被公然赤裸裸地使用。传媒信任和工具的意义和作用会发生变化。在极端情况下,大众传媒只是一个利用物质和制度进行政策宣传的附属品。[10]如此情形之下,汶川地震中的媒体多渠道的报导,当然不可能延续太长的时间。同样用戴扬和卡茨对媒介事件的研究概念来说,“竞赛”和“征服”凝聚的群体还可能带来脱轨(Derailment)和冲突(Disruption),意在加冕的仪式化大事件更可能触发犬儒嘲讽,从而生产出幻灭(Disenchantment)。3Cs变成3Ds,集体认同刹那间松散,认同变成分化。在现实状况中,一种真正多声道的报导有可能触及到根源性问题,危及到现政府的统治合法性。

  多国的历史经验也已经证明,非政府组织的壮大就是与大灾难及其救助联系在一起的。怎样将这些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和行为控制在一定的程度上其实一直是政府关注和思量的问题。对媒体的规范和控制因此成为必然。进一步说,大众传媒自身就有着多元性,不同的媒体中涌动着语言、符号、图像、声音和娱乐的巨大洪流,其中有大量公开的争议,也有大量批判,这些也都不可能汇聚成一个情感-文化统识(dominant emotion-hegemony)而静止不动。对灾难更惨烈状况的揭示,天灾之下的人祸,灾民日常生活中的困难,政府的责任与运作效率,积重难返的官僚体系,都将会因媒体的进一步放开而受到更广泛的关注和批判。非常时刻过去,对媒体的管制立刻收紧。

  悲情六月过去,在对地震引发的堰塞湖问题的警报基本解除以后,对地震的报导便被限制,不能传播惨烈和悲情,只能报导灾区人民自强不息、党和群众齐心赈灾。媒体关注的焦点逐渐转向对北京奥运会的报导(从“征服”转向“加冕”)。火炬传递,募捐仪式,领导讲话,奥运筹备进展,各路奥运健儿的备战状况,媒体报导的多声道被归并到主流声音的报导上,民间的歌哭也被纳入到某个合唱的声部变换中。在这种状况下,宣传管理机构对传媒的引导和控制是显而易见的。中华民族的凝聚力需要有悲情来召唤,扬眉吐气的一刻更需要欢乐时光来左证。在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讨彩日子里,2008年8月8日晚8时,期盼已久的盛大晚会开场,鸟巢上空烟花璀璨,五星红旗在风洞前飘扬,端庄矜持的国家领导人前排就座,欢笑喧闹的人群秩序井然……中华民族的伟大崛起,就是安静地坐在电视机前看一场按部就班的大型晚会吗?曾经充满激情的主体(广大民众)有些迷糊了:百年梦圆的那一天就这样被定格?被符号的因最后变为符号的果。人们开始讨论,某某传递的火炬拍卖到了多少,某人跑第几棒的背后是怎样的政商关联,某某项目的金牌会给某选手带来多少奖金,什么品牌由此看上某运动员做代言人了。一样的升国旗唱国歌,但群众性的加冕仪式直接转换成了与某个人(小集体)相关的利益。崇高感顿时被消解于无形。特别是,有不少奥运项目虽获得冠军,但在民众中并不普及,民族自豪感和体育精神被抽离。幸福的家庭家家相似。电视是沉闷而无聊的。民众真切的参与感、主体意识被悄无声息地剥离,个人对于民族国家的责任和荣誉,因此而受到质疑和消解,进而被空洞化。作为主体的民众被围出圈外,金牌第一没有激发起期待中的骄傲和自豪,反而是跨栏运动员刘翔不能承受巨大的期待、压力之重,趔趄着退出赛场的一幕,更为真实和具象征意义。幻灭和嘲讽风生水起。

  从悲情中集聚的民族凝聚力随着欢乐的烟花而飘散。

  导致今天的情感-文化统识快速形成,又以更快速度消解的,还因为记载和传播这些信息的方式。由于传播技术的进步,信息的传播是广泛和迅速了,“知识分子”蜕变为“知道分子”,没有了艰苦和深入的思考,再多的信息也难以转化为思想的力量。手机短信、个人博客,传达了个人的感受,也仅止于个人感受。仅有感受是难以持久的。这是一个读图时代。时间是如此重要,庸庸碌碌的人们都太忙,语言和书写来不及叙述,也来不及阅读,手机短信和互联网传播速度、容量极大提高,也使叙述的方式完全改变,实时传播和传播受众的海量让阅听人对于信息和内容的反应发生了变化。“新闻海鲜价”,人们习惯于在信息传播的速度和量上获得满足。互联网将世界各地的计算机、手机都联系起来,图像实时传输往世界各个角落。整合(Convergence)是一个技术术语,更是一种社会文化状况。它将曾经是彼此分离、互不联系的事件通过图像直观地连接在一起。也就是说,缺乏内在逻辑和关联、相互矛盾和分裂的若干事物,可以在外力作用下粘合在一起,形成一种新的物质或社会状况。新的传播技术使地球上各不相同的文化形态和物质被“整合”在“全球化”的格局里。于是,20世纪60年代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所预言的“地球村”景象仿佛以更全面和深刻的方式实现了。每个人的计算机一启动,就如同爬上了村头的大槐树,村子里的鸡飞狗叫都在眼底。无论黎明还是黑夜,每个人都可以爬上各人的槐树,随时随地生产和发布各自的“新闻”和观察,这种方便和随意,显然降低了感受的质量和价值。随着数字技术的进步,照相机和手机获取图像变得极为便捷,图像成为报导的主体,曾经是思考和表达工具的文字更多地只是承担说明性的功能,其表达过程中的深刻性和曲折、丰富的意味逐渐丧失。

  图像的特点是直观。它是一种很不同于文字的传播中介。其丰富的意味需要人们用心去体会,用思考去开掘。缺少了“凝视”,也就缺少了开掘的“深度”和力量。那种被本雅明称作是“灵韵”(aura)的东西,在机器复制时代需要人们以自己强大和丰富的感受力去启动。偏偏今天人们的“感受力”是如此无力。技术和载体的意义就更重要了。传播的技术偏向早在半个多世纪以前就已经为哈罗德·伊尼斯(Harold Innis)所揭示。在伊尼斯看来,媒介会对文化和文明的形态产生着很重要的影响。他说,意在时间久远的媒介侧重口头传统,在对知识的习得和传播中偏重依靠象形文字,信息的载体也笨重耐久,因此有利类似于宗教等形而上文化的传承。与此相对照的,致力于空间传播的媒介,倚重书面传统,多选择拼音文字,信息的载体也以轻便,有利于帝国空间的扩张。[11]他所谓的传播时间久远可以理解为思考之深刻和既有长久的价值而流传久远。生活于现代主义思潮处于上升期的二十世纪早期,伊尼斯把论述的媒介偏向主要集中在对时间和空间上不同侧重的探讨上,其价值和立场趣向是显而易见的。他同样忧心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渐扩张的实用主义思潮侵蚀了人类基本的价值和思想的尊严。

  伊尼斯同样指出了不同媒介对于当下社会心理和文化形成的影响。他敏锐而有针对性地指出,“喇叭和广播的使用促成了希特勒的上台。”借助于口语,广播突破了国家的疆界,在利用民族主义方面,提供了一个传播基础。它可以对更多的人发生作用,“文盲状况不再是严重的障碍。”[12]伊尼斯是宏观的,他没有具体分析这样的影响如何对具体的个人产生作用。对于具体的单个人而言,同样存在对于不同媒介的认知偏向。在阅读书面文字时,人们会作更多的停留、凝视,所谓思考、理性也就沿着这样的凝视和思考攀爬出来,而图像就不一样,后机械复制时代的数据图像所提供的是视觉的触击,是惊鸿一瞥中的快感和印象。时间在这个一瞥的过程中是转瞬即逝的。有没有“印象”,会形成怎样的印象,就取决于那个“一瞥”。西谚云,“一小时是黄金,60秒就是60颗钻石。”商业主义对于时间的理解成为新的价值坐标。凝视从视像意义中的分离,造成了眼睛“看”的不同处理方式,既产生了主观的分裂,也导致了意义世界的变异。由于新媒介的发展,空间大到无远弗届,时间快到转瞬即逝。太快的时间使它背后所具有的现代意义受到严重的改变。象形文字起源于图像,但数字时代的成像技术及其背后的意义完全有别于象形文字,迅速和不直接显现思想成果的图像因此传递的是一种很不同于文字的信息和意义。

  在08年上半年各种事件的报导中,虽然最后造成声势的是电视、大的门户网站等主流媒体,但个人,特别是年轻人,通过手机、博客、电邮等人际传播传递信息,所形成的某些大致类似的共识,为前述文化统识的形成准备了接受共识的土壤。这种状况的出现基于既有某种共同的愿景和关心,更有对政府作为和周围社会境遇不满,是对当下社会文化状况忧虑的结果。二十多年来日渐膨胀的个人主义,对他者和集体事务的不关心,对形而上问题的逃避,使人们生活在物质日渐丰富,环境日见恶劣,精神日渐无聊的可怕境地。近二十年来的政府作为和意识形态管制,也以“不争论”[13]回避各种对于大的社会局面和问题的讨论和思考。中国传统中“风声雨声”“声声入耳”的读书人[14]迅速转变为专业人士。

  整个社会面对大问题的“不争论”、知识群体普遍的专业化、深入的思考缺失,接受和传递信息依赖于成像和解读都迅速的“印象派”图画,在“不思考”的“快闪”文化中长大的“80后”一代,猝然面对大事件,会有怎样的结果呢?其所集聚、形成的情感当然会很迅速和强烈,但也因此消散得快。

  五月接纳稚嫩而热情的呼号和聚会的广场,到七月就被置换成迎接奥运的艳丽花坛[15]。十月北风渐紧,我走过长街,看到来来往往的人流和车流,东西南北,匆匆而过。

  这世界好快。

  

  二、民族国家认同及其消解

  

  很多人以为,西藏3·14事件、巴黎风波到5·19天安门前的激情宣泄,中华民族的子民们在2008年上半年的一系列事件中激发出了强烈的爱国热情,特别是天安门广场上自发集聚的年轻的手臂,让青年人和整个民族得到了重新认识中国、中国人,重新认识世界、认识自我的契机。如何看待几年来中国青年中的爱国热情和民族情绪?(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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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当代文化研究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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