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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玛蒂亚·森:社会发展中的和谐与不和谐——中印经验比较

更新时间:2010-07-26 13:40:54
作者: 阿玛蒂亚·森  

  让我简要谈一下犯罪在世界范围内的蔓延,现在有不少的研究正在围绕这个问题而展开。贫困和犯罪之间的联系确实得到了大量探究。我支持这种关注,也赞成详细地讨论一下这种关系的本质、所达到的程度以及它可能的形态。

  近几年来,从贫困与犯罪之间的因果关系出发来解决贫困问题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这是好事。我们当然有理由强调这种关联,因为,贫穷的确能使一个人感到愤怒并绝望,这种不公平的感觉则是反抗、甚至是血腥的反抗所滋生的温床。这种强调往往把经济因素说成了社会犯罪失控的原因,许多社会评论家在想要不局限于只探究犯罪背后直接且显而易见的原因时,也喜欢用这种方式。当然,在探究犯罪的"根本原因"时,的确也包括经济上的贫困和不平等。因此,这种认为造成社会不满和混乱的根源必须从经济贫困中寻找的想法得到了社会分析家的广泛追捧,他们试图透过表面的和显而易见的现象去寻求原因。

  这种看法还有另一种好处,那就是在为了消除贫困而采取大众性的协同行动时,它可以被用来发起人性化的--实际上是非常人性化的--政治和道德倡议。世界上那些致力于与贫困作斗争的工人倾向于从暴力与贫困之间显而易见的因果关系中寻求支持,甚至还试图从那些过于麻木而对贫困自身带来的痛苦无动于衷的人那儿寻求帮助。事实上,近几年有一种趋势日益增强,那就是以如下理由来支持各种消除贫困的理由,即消除贫困才是防止政治混乱和斗争的最可靠的方式。很明显,那些一般的身体暴力行为比社会不公平和对他人的剥夺(甚至是极端的剥夺)更惹人生厌和令人畏惧,特别是对那些上层人上而言。因此,如下做法是具有吸引力的,即能够告诉大家,包括富人阶层和上层人士,严重的贫困是会滋生恐怖暴力事件的,是会威胁到所有人的生命的。考虑到战争和骚乱的关注度以及大众对此的担忧,近几年,为消除贫困辩护的间接理由--不是为了其自身,而是为了追求和平与宁静--已经成为了我们与贫困作战的宣传辞令的一部分,其方式就是援引社会发展的需要。贫穷和暴力之间共生和共存的关系使得我们非常自然地提出如下问题:贫困是否可以两次致人于死地--第一次是通过经济上的贫困,第二次是通过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屠杀?

  我们在此需要讨论的是:这种关系是否强大到必须因为贫困与犯罪的联系而充分利用这一方式来提倡消除贫困呢?我必须说,从这一方面来看,整个情况是相当模糊不清的,至少有时在那些因果推理中假定的直接性就是模糊不清的。那种把犯罪和暴力的原因都归结于贫穷的观点是将经验方面的联系过于简单化了,这些联系远远不具备这种普遍性。这种关系也取决于其他许多因素,例如政治、社会和文化环境,而这些因素使得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更加复杂得多。更一般地说,经济还原论并不是研究社会问题的好方法。

  在此,请允许我再一次阐明我的观点。去年3月我在纽约城市大学做刘易斯?芒福德讲座,题目是"加尔各答的文明",这次讲座让我有机会对如下引人注目的事实进行了评论,即加尔各答算得上是印度甚至是世界上最为贫穷的城市之一,但令人惊奇的事实是,这里的犯罪率却出奇的低,事实上它算得上是印度犯罪率最低的城市。它以相当大的差距在印度所有城市的犯罪率排名中占据着最低的地位。它的谋杀发生率尤其低。在印度,平均每个城市(包括所有的35个城市)的谋杀率达十万分之二点七,德里达到十万分之二点九,但在加尔各答,该比率低至十万分之零点三,同时,加尔各答的各种触犯刑法的暴力事件(包括对妇女的犯罪事件)的发生率也是非常的低。

  考虑到加尔各答出奇贫穷的状况,如果说这一切显得有多么神奇的话,那它所反映的是我们思想的局限,而不是现实世界的自相矛盾。必须强调的是,加尔各答在消除贫困和改善物质生活上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而并不是有低犯罪率就万事大吉了。不过,值得庆幸的是,离开政治运动以及社会和文化之间的相互作用,贫困并不是不可避免地会滋生出暴力。

  是什么使得贫穷的加尔各答的一般犯罪率,尤其是谋杀率如此之低呢?解释犯罪对于经验概括而言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但是存在一些看起来有启发性的合理联系,这些联系将社会发展与经济繁荣分离开来。我一直倾向于认为,加尔各答从如下事实中获益颇多,它的种族实现彻底融合的历史相当悠久,在那里,邻里之间不存在其他城市--无论是印度还是其他国家的城市--所具有的那种种族隔离的特征。毫无疑问,在理解贫困与犯罪之间的关系时,许多其他的社会和文化因素也是至关重要的。比如说,我今年4月去了南非,在考察南非的高犯罪率时,有一点是很清楚的,其中一些犯罪活动与当地的种族隔离政策的历史产物有关,不只是种族对抗的遗留物,还包括那些隔离开的邻里关系以及因经济原冈而分裂的家庭所带来的糟糕后果,这些都与种族隔离政策并存。但是这仍然不能解释为什么在实行了种族混合生活制度后,混合生活区还是会直接导致犯罪的发生。我本人也对巴西如此高的谋杀率感到很困惑,要知道,在这座城市里,精彩的狂欢节把人类的爱表现得淋漓尽致。

  不可否认,尽管我对加尔各答的异常低的谋杀率和犯罪率是有一些推测,但是我其实很清楚经验联系的复杂性及其松散性和稳健性,以至于我完全无法确定什么是真正的因果关系。非常清楚的是,在贫穷和暴力之间寻找一种普遍而直接的联系这一倾向是很难维持的。这看起来像是对社会发展的一种简单概括,但经验事实并没有证明它的准确性。

  当然,承认这一点并不等同于否认贫穷和不公平与冲突和斗争有着深远的联系,但这些联系还需要通过我所谓的经验的刚性的调查和评估。事实上,为了对社会发展做出有效的概括,经验的刚性是绝对必要的,我们不应该被引诱而放弃它,不应该被那些建立在理论基础之上的看似合理的联系所鼓动。就像谋杀和其他犯罪活动的发生率所表明的,鼓吹我们所谓的"经济还原论"这样的诱惑是极具误导性的。还有,即使断言它们之间的这种联系能帮助我们消除贫困,我们也不能因为要倡导正义的事业而利用这些没有得到经验支持的假设性的联系。社会发展作为一项课题需要比这更加确切的标准。

  更概括地说,我们有理由认为不平等和贫穷带来的非正义会让人忍无可忍,而贫困带来的苦难也会让人恼火和愤怒。显而易见,我们有理由认定暴力与贫穷之间存在一种关系。举个例子,很难想象法国2005年秋季爆发的政治暴力事件与这个国家某些地方遭到经济和社会权利被剥夺的人们没有关系,那些人一般居住在巴黎和其他城市的郊区,感觉自己待遇差,被人忽视。但是如果仅仅把这次暴力事件看成是由贫穷引起的那就大错特错了。在法国,穷人和富人之间通常由经济来划分,但经济差异和与文化和移民有关的社会及种族差异之间存在着对应关系。

  对于贫困研究而言,探求不同范畴,例如经济、文化、种族之间的一致是极其重要的。亚当·斯密早在1776年就率先这么做了,他在《国富论》中谈到了社会环境与社会不同群体所拥有的那种被剥夺感之间的关系。在我们探寻社会发展的重要性的时候,我们有理由继续亚当·斯密两个半世纪前所说的:捷径已不再适用了。

  

  五

  

  为了留足时间讨论,我想我必须结束演讲了。今天,我一方面提出了有必要认识到社会发展的意义,另一方面又提到了有必要深入考察那些使得社会发展变得如此重要的联系。我们要避免两种危险的假设,哪怕是暗含性的假设,一是经济发展最终决定着人类生活和自由的发展,二是社会发展中的各种关系显而易见到无需要经验检验就可以被引用。关于后者,我们必须做好准备为看到对社会关系寻根究底的研究的成果而感到惊讶。事实上,经验的刚性对于审视社会发展与对于研究经济发展和进步一样重要,而更多关于这方面的探讨已经在进行中了。

  我先前所提到的关于社会发展重要性的观点又使得进行寻根究底的经验性审查的必要性显得尤为重要。在前面的讲话中我就说过,这个世界从过多关注经济发展而脱离社会发展中没有得到太多好处,因此在制定政策和促进社会关系发展的时候,我们必须有所改进。但这种改进需要比以前更多的经验性审查和评估,这一差距必须得到填补。我相信,我所阐明的关于健康、长寿、犯罪和谋杀等问题的观点一定会适用于更广泛的社会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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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人文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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