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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守东:当代中国思想文化流行款式批判——以于丹、余秋雨、汪晖为例

更新时间:2010-07-18 13:42:57
作者: 张守东  

  

  谨以此文献给肖鹰、萧夏林、徐晋如、朱大可、陈明远、郭宇宽先生,他们让我在这个“瓦釜雷鸣”的时代犹能得闻“黄钟大吕”悠远但清晰的声音。

  

  网友对汪晖、余秋雨、于丹分别有精彩批判,但还未见有人把这三位结合起来加以批判。我一直在想,完全可以把这三位联系起来去描绘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面貌。他们分别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我们时代思想文化的几个流行款式:于丹代表了不少人对经典任意取舍的态度;余秋雨体现了“文化”生产与消费中的自我抚慰与自我陶醉;汪晖代表了某种流行的“思想”造型:乍一看来博学多识,略一深究则不知所云。他们共同有一种浪漫主义心态:拒绝认真对待经典、文化与思想,刻意回避真正关系国计民生的现实问题,用戏说代替求真,比如把孔子所说的“小人”解释为“小孩子”(于丹);用抒情曲解历史文化:“为什么在战争平息后一切邀功论赏、荣华富贵的名单中却又找不到余?”(余秋雨);用铺陈驳杂的知识取代慎思明辨(汪晖)。

  他们还有一个共性,就是都伴有程度不同的丑闻:或涉嫌诈捐,或漠视人命(于丹听到自己的研究生自杀还照常开会),或有抄袭之嫌。他们对丑闻的回应也如出一辙:都拒绝认错(“我在国外,现在是深夜。……我没有看到文章,手头也没有20年前的著作。”(汪晖))。他们的辩护士也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把批评者说成是出于“嫉妒”。

  由于汪晖、余秋雨、于丹的旨趣分别代表了我们在解读经典、传承文化、砥砺思想等思想文化方面的流行款式,加上他们还具有以上列举的某些共同特征,所以我觉得有必要把他们放在一起批判。

  为了行文方便,我在汪晖、余秋雨、于丹的名字中各取一字,名之为“汪雨丹”,以下凡是同时提及这三个人的地方,均简称为“汪雨丹”。

  

  一、“鼓捣”“傻傻的”经典

  

  于丹解读《论语》“成功”的秘诀在于把孔子装扮成“傻瓜”又推销给她心目中的“傻瓜”。其实,她推销的是戴着孔子面具的于丹自己。

  她虽然没有明说听众和读者是“傻瓜”,但她的“传播学原理”还是透露了这一信息:“我是研究传播的,在传播学上有一个原则,就是你要永远保持它那种特别简单甚至是傻傻的笨笨的样子,这才易传播,你把它整得特别深邃的话,就传不出去了。再传播的前提就是使它简单、傻瓜。”试想,假如受众不是“傻瓜”,为什么要“永远保持”经典“傻傻的笨笨的样子”?

  于丹大概也意识到《论语》“特别深邃”,所以她特别传授了把孔子鼓捣成“傻傻的笨笨的样子”。这等于说她自己也承认她所“传播”的并不是孔子自己的思想。难怪她会把孔子思想的真谛归结为“怎么样才能过上我们心灵所需要的那种快乐的生活”。很难想像对“礼坏乐崩”持强烈批判现实主义态度、周游列国宣传“克己复礼为仁”、晚年教导学生如何在乱世坚持“成人”、“成仁”的孔子会知道自己思想的“真谛”不过是教人“快乐”。

  孔子是如何从具有强烈忧患意识的民间教师变成了“快乐的生活”的教主,从而帮助于丹为这个贫富悬殊、司法不公、危机四伏的时代挣扎在底层的民众提供“快乐”的“精神胜利法”呢?原来,于丹为了确保“简单、傻瓜”,“我没备课,就是冥想,拿着杯水,想如何把《论语》里做人的道理匹配点故事,拿张白纸,这边是一主题词,那边是一点小故事,鼓捣到一起。”

  经过“这边是一主题词,那边是一点小故事”鼓捣,难怪肖鹰认为她的讲解会有三个错误:第一,于丹讲《论语》,有大量的常识错误,严重曲解了《论语》本文;第二,于丹的讲解,缺少对《论语》的必要尊重,为我所用,牵强附会;第三,以于丹本人的学识,联系现实向听众谈其个人心得无妨,但不当用《论语》为自己做包装。

  经过于丹这位传播大师的“鼓捣”,孔子就从以“仁”的精神修复千疮百孔的“礼制”的君子变成了快乐按摩师。事实上,这再也不是孔子自己。这是戴着孔子面具的于丹。这样鼓捣孔子,和1974年把林彪和孔子一起批判,都是把孔子当成工具,而不是聆听他的教诲。

  于丹辩解说,她不是在研究《论语》,是在讲“心得”。我想,“心得”也得是在把握原典的基础之上有所“得”吧。“心得”也不能成为篡改经典的理由吧。关于经典的解读,让我们听听业内诠释孔子的公认大师杜维明教授的观点。杜教授“反对太离谱和肢解性的诠释,毕竟,弄懂原意是基础,在此基础上的理解和心得才是个人的事情。” 他还强调,“把书读懂”是基础教育应该完成的工作,“个人见解”是第二步。诚哉斯言。

  我们之所以要跟于丹较真,是因为经典的传承乃是一个民族文化事业最基本的工作。毕竟,哲学解释学消解“作者”和原典、张扬读者自己理解的理论只是一种学说,不是唯一正确的学说,不必成为我们对待经典的唯一方法。执着于经典的原文和本意毕竟是我们聆听经典大师教诲而不是自己天马行空、信口开河的基本历史文化态度。经典是一个不能任意解构的他者。否则我们对经典的传承只不过是自说自话,自娱自乐,而不是严肃地向历史和文化寻求古老常新的智慧。

  的确,不少人欣赏于丹,于丹也有自己的言论自由。同样,我们也有批判于丹的自由。出于对孔子和经典的热爱,我们不能坐视孔子成为于丹的面具,从一个具有忧患意识的经典教师变成“傻傻的笨笨的”快乐按摩师。假如经典还要成为维系我们民族精神的纽带,假如经典还要为我们的当代文化提供推陈出新的思想营养,假如孔子还要成为我们人生的导师,我们就不能“笨笨的”接受一个“被傻”的孔子,然后享受“傻傻的”“快乐”,任凭奸商大发不义之财,任凭贪官污吏吃喝嫖赌、挥霍人民的财富,还强作欢颜,以孔子的名义自慰。

  假如“于丹个人背后是中国整体文化的堕落和无奈”(杨念群),那么我们就不能甘心和于丹一起在“快乐”中装傻,而要还原被于丹处心积虑的傻瓜传播原理过滤掉的“特别深邃的”经典,以便实行文化自救。更何况,《论语》本来就是一个文化人起码的修养,因为“自西汉以来,为中国识字人一部人人必读书”(钱穆)。钱穆的《论语新解》也是以写成“一部人人可读之注”为宗旨,何必非要听于丹为了弄傻孔子“拿张白纸,这边是一主题词,那边是一点小故事,鼓捣”呢?

  当然, 谁愿意那样被于丹当做傻瓜鼓捣,那是他的权利。于丹自己也有把他人当傻瓜鼓捣的自由。

  

  二、自恋的的文化造型

  

  于丹把经典当做传播自己傻呵呵的庸俗人生观的金喇叭,切断孔子的仁学旨趣与今天民族生存困境的现实关联,余秋雨则是徜徉于自己拼凑甚至杜撰的历史文化之中,把自己游戏人生的理念寄托于抒发怀古幽情的汪洋恣肆之中。他向人们传达这样一种价值观:用“爱国”的名义为强权辩护,以抒情的手法消解价值。他使用的史实充满错误;他提出的主张总是自相矛盾;他用文字的华丽回避文化的反省。他特别像一个扭捏作态的歌手,希望人们陶醉于他夸张的文字舞姿,忘了他唱的其实是五音不全的文化。

  比如,

  作为《山居笔记》中的话语核心,《一个王朝的背影》被投放在全书之首。这是作者在有意暗示它的引领作用。这篇“散文”试图向读者表达这样一种看法,即尽管满族的康熙皇帝曾经以大兴“文字狱”而“臭名昭著”,但他“竟然比明代历朝皇帝更热爱和精通汉族文化”。由于这个缘故,作者惊喜地发现,就连中国当时“最有抵触的汉族知识份子也开始与康熙和解了”。……“这不是变节,也不是妥协,而是一种文化生态意义上的开始认同。”作者反诘道:“既然康熙对汉文化认同得那么诚恳,汉族文人为什么就完全不能与他认同呢。”(朱大可)

  且不说是否应该接受靠杀戮夺得政权、凭“文字狱”巩固政权的异族征服者,单就其论证的逻辑而言,似乎只要谁“对汉文化认同”,就应该“认同”谁的统治。按照这样的逻辑,假如日本人表示“认同”“汉文化”,我们就只能接受日本人的统治了?汪精卫在世,也可以根据余秋雨的逻辑为自己“变节”辩解:日本人“认同”“汉文化”!

  其实,正如林贤治所言,“在余秋雨这里,文化是一堵屏风,遮蔽了真实。他所以如此,无非借维持所谓的“文化生态”,为古今知识分子的变节、附逆、卖身投靠权势者的无耻行径而极力辩护、开脱罢了。”

  因此,我们不能仅仅因为余秋雨自称是“文化人”、又在传播“文化”而直接“认同”他的“文化”。他宣传的是一种为投降变节辩护的文化。而且,他的这种文化很可能蜕变为一家一姓的文化:“在十三世纪的马蹄血海中,为什么一切对立面的终端都姓余?为什么最后一面破残的的军旗上都写着一个‘余’?”我们也实在难以回答余秋雨这个古怪的难题:“这个清清朗朗地顶着一个‘人’字的姓氏,无法想像为什么自己的一部部家谱全都变成了灾难史”。这种莫名其妙的姓氏文化与历史得有超常的想象力才能写就。余大师这么一问,似乎在抵抗蒙古人入侵的战斗中(我猜“十三世纪的马蹄血海”指的可能是蒙古人征服南宋)有人没有屈服仅仅因为其“姓余”。

  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明白,为什么姓余的不应与蒙古人“认同”,而应该与康熙皇帝“认同”呢?是因为蒙古人不“认同”余氏“汉文化”?

  大到民族国家,小到一姓一氏,余秋雨写起来都是不着边际。连自己的祖先他都是“凭一种难以表述的直觉”来认的:“我猜我家应该是余阙、余渊之后,是从安徽流徙到浙江来的”。他甚至还敢于把自己个人遭遇无数人批评的经历放大成为“中华文化的历史”,煞有介事地声称“中华文化的历史,就是‘君子’斗不过‘小人’的历史”。因为他把自己当作“君子”,反对他的人都是“小人”。难怪陈明远评论说,“余秋雨说话做文章,喜欢上纲上线,凡事好往大里说。”这样“凭一种难以表述的直觉”写出来的“文化”,我们哪敢认真对待呢?

  深究起来,你会发现余秋雨这些漫无边际的写作骨子里还是有章可循的,那就是,他写的“文化”都有一个用处,就是证明当政者永远是对的。比如余秋雨的“天谴论”。关于1976年唐山地震,余秋雨说,“人世间的小灾难天天都有,而大灾难却不可等闲视之,一定包含着某种大警告、大终结、或大开端。可惜,很少人却能够领悟。” “天地自有天地的宏大手笔,一撇一捺都让万方战栗。这次在唐山出现的让万方战栗的大手笔,显然要结束一段历史。”

  我不知道余秋雨为什么不在1976年地震发生当时给毛泽东写信说这是“天地的宏大手笔”,“显然要结束一段历史”。然而,按照他对这次四川地震的解释,“不管是谁,提出这种谬论(“天谴论”)都是大恶。因为这种谬论把十三亿中国人当作了“天谴”的对象,把已经死亡的五万多同胞当作了“天谴”的对象,实在太让我们愤怒了!”难道只有唐山大地震死去的同胞应当成为“天谴”(“天地的宏大手笔”)的对象,而这次四川的死难同胞就不是?为什么不是要是都是,要不是都不是?何以薄彼厚此?余菩萨津津乐道的“天地的宏大手笔”,这次为什么就不该“让万方战栗”?而且,如今为什么余秋雨大声喧哗,声称这次震级更高的地震只是“自然暴力”,此时我们不应像他就唐山大地震提出的警告那样注意“人世间的小灾难天天都有,而大灾难却不可等闲视之”? (引自我的博文《余秋雨的政治辩护》)

  这种自相矛盾的文化理论背后隐含着余秋雨自我中心的解释原则:他一方面借用天谴论解释唐山大地震来显示自己的先知先觉,又借反对“天谴论”的名义来为彰显自己对“已经死亡的五万多同胞”的无需自己实际付出的“爱”,为了表现政治正确,他还“含泪”劝阻那些要声讨豆腐渣校舍的责任人,甚至不惜抛出豆腐渣工程的受害人已经成为“菩萨”这种政治不正确(违反了官方无神论立场)的许诺。他这样反复无常的文化修辞,最终只能解释为自我崇拜的文化造像:无论谈历史、说文化,还是讲爱国、说政治,都是为了展现余氏自己的才学和美德。他就像一个忽左忽右、忽前忽后的文化导游,所有的景点编排和文辞解说不是为了让人加深了解客观的历史文化本身,而是为了让人相信真正有“文化”的其实就是这个导游自己。

  历史文化的讲解者当然不必隐身说法。但历史文化毕竟是一个有其自身章法的文本,不能任意编排,更不能仅仅用来为解说者本人的文化品味作注。“于是历史文化”固然可以孤芳自赏,但要用来教导我们关于“汉族知识份子”、“文化认同”、“和解”、“大警告、大终结、或大开端”,我们似乎就只能另寻高明了。

  

  三、隐蔽在他人学说中的“思想者”

  

  于丹曲解经典,秋雨腐蚀文化,汪晖则编辑他人的思想,署上自己的名字,博得博学的美名。

  因为,当汪晖给我们展现一副“中国现代思想兴起”的宏大叙事,面对“宏大的历史二元结构(王朝帝国和民族国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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