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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守东:当代中国思想文化流行款式批判——以于丹、余秋雨、汪晖为例

更新时间:2010-07-18 13:42:57
作者: 张守东  

  他当年的同学高全喜却“总是找不到,或者说难以发现汪晖的政治哲学的立场到底是什么,让人感觉他是一个第三者,一个宏大叙事的叙述者,或者说言说者。”——其实,这正是汪晖要的效果:让你感到他学问博大精深,但也要让你不知道他究竟想说什么,这样你就永远不能说他错了。

  汪晖的学术向我们展示的是一个特健谈但又不知所云的学人形象。他就像一串永远放不完的鞭炮,不停地响呀,响呀,响个不停……

  汪晖与他专门研究的鲁迅适成对比。汪晖的朋友钱理群先生指出,“真正的鲁迅是沉默的,默默无言的鲁迅,才是真实的。”

  对于汪晖的文风,可以借用李泽厚的话来评价,虽然李先生的话原本不是针对汪晖说的,但用在汪晖身上也非常贴切“那种弯弯曲曲似通非通的‘团团转’文风,它把人转到人仰马翻,天昏地暗,却仍不知道它到底说些或想说些甚么。”有趣的是,在为汪晖叫好的一篇文章中,也体现了汪晖自己的那种文风:

  “他首先就拒绝了一个在未来或中国社会”外面“的整体计划:他认为真正的”平等与自由“其实就在”斗争“或”政治化“的过程中,在其中展开并由其实现。但历史/社会的总体视野同时又是必需的,它能够帮助我们面对”广阔的历史本身“,并总体地把握我们所存身的历史机器如何运转。唯有具备这样的视野,新的政治主体的诞生才是可能的。”(贺桂梅)

  贺老师解说的新左派汪晖的观点有没有更明白了?我不明白,还是不明白。我更喜欢老左派,他们写的东西对不对且不说,至少能令人明白:“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人类历史的动力。”

  汪晖的学术何以至此?“汪晖办过刊物、当过主编,写文章也总喜欢搜集尽可能多的材料,甚至水火不容的观点来论述同一个主题,在不同观点之间游走钢丝,辨析提炼,然后隐约间自以为是地用串葫芦的方式把这些捏成型。”(谢源卿)高全喜从汪晖的方法论发现了汪氏洋洋洒洒的文风的奥妙:

  “知识社会学……属于一种观念之社会现象的考察,立足于知识本身的自主性。……按照知识社会学的方法,(汪晖的《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还可以再增添几章内容也没有关系,反正只要是在知识观念的社会勾联性方面挂得上的东西都可以写进去。”

  然而,如果仅仅是罗嗦、晦涩,汪晖不会招致这么多的批评。如今这样写作的人并不少。汪晖写来写去,却回避了真正的问题。也就是说,汪晖的写作似乎只是陈列知识,但回避问题:“在欧洲主义和亚洲主义的双重力量的碰撞之下的现代中国人究竟要做什么,应该做什么这些与中国生死攸关的问题上,汪晖采取了回避的态度,或者说他隐藏了自己的立场。”(高全喜)学问与思想如果只是铺陈知识,没有立场,缺少论辩,也就失去了写出来的必要性。著作总是为了让读者了解作者的观点才有写作的价值,如果只是堆砌知识,那还不如去读这些知识的原典。写作不应成为知识秀。

  当然,批评者隐隐约约从汪晖的晦涩中还是读出了某种欲说还休的潜台词。经过邱慧芬教授仔细阅读,她发现,

  “汪晖虽然论及宋儒的反对专制,但是,他着墨最多的却是儒家随着时势的变化,所发展出来为政权提供合法性与正当性的权宜之道。可是,「权变」在儒学传统的价值位阶上,是不能超越「义理」原则的。汪晖明显偏重权宜之道的阐述,使他论及宋儒反对专制的部份,显得格外苍白无力。他选择这样不平衡的论述策略,不但窄化了儒学在宋代为它本身开展出的理学历史脉络,尤甚者,更让他提出用儒学思想中的道德批判来化解「现代性的危机」,流为空洞的形式。尽管我们知道儒学的抗议传统,无法改变专制的基本政体,但是,它建立的道统生命,自有其终极的超越价值,不是权宜的妥协之道可以解构替代的。”

  丘教授的问题很清楚:假如儒家只是精于“权变”,热衷于与时俱进,为当政者提供合法性与正当性,那么汪晖却要 “用儒学思想中的道德批判来化解‘现代性的危机’”,岂不是缘木求鱼?精于“权变”的人怎么还会坚持进行“道德批判”?或者汪晖所铺陈的并不是儒家自己的学说,或者儒学不能化解“现代性的危机”,这二者不能同时成立。汪晖不仅晦涩,还自相矛盾。

  经过认真思考,邱慧芬教授认为对汪晖的“质疑可以归纳成三点:一,汪晖对于政治权力具有的腐化本质,缺乏警觉性;二,他将当前中国经济理解为市场经济的看法,并不准确;三,他将中国人权重要性予以边缘化的论述,与他强调现代性应为多元的看法,实相抵触。”(丘慧芬)

  这样看来,汪晖要不就是晦涩难懂,要不就是自相矛盾。这就使他的写作失去了通过提供明晰的观点或思想参与建立思想共识的价值。

  有人对汪晖的批判更加直截了当:

  “汪晖这个教授,在我过去看来,就是惊人的逻辑不一致,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用英语讲一套,用中文讲一套,完全是一个巧言令色的骗子。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欺负中宣部的看不懂英文,他把自己包装成广场民主斗士,用中文说话他又论证中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合法性;见到西方左派,他说人家爱听的,反殖民和中华文化道路的主体性,反资本主义道路,单独持这种观点倒也可以自圆其说,可碰到镇压西藏,到西藏去搞大开发,拉动西藏GDP,他又讲那叫传播先进文化。”(郭宇宽)

  假如一个人有观点,而他的观点却是忽左忽右,忽前忽后,不是为了真诚的交流、对话,而是为了乞巧、讨好,也同样没有发表的价值,因为那些说出来的“观点”并非言为心声,听者自然不必认真对待。根据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任何共识必须建立在主体之间的相互理解和承认之上,沟通行为的约束力在于一方给出各种理由来说服我们接受,如我们相信其论证,这时该方就获得有效性的证明。”如果言谈只是逢场作戏的“权变”之术,当然就因其没有真诚地给出理由而不能为建立共识提供帮助,这样的学术也就失去了交流的价值。

  有趣的是,汪晖本人自相矛盾的学术套路在为涉嫌抄袭的汪晖辩护的朋友那里也得到了应用。比如,王斑教授最近在为朋友汪晖辩护的时候一方面提醒我们“费城国际亚洲年会他(汪晖)能作为中国学者作主题讲演,应是中国学界、思想界的骄傲”,一方面又劝告我们不要太关注“谁开了一个世界级的大会,邀请某某国际名人”。他一方面强调汪晖“不仅在中国是焦点人物,在欧美学界,也影响极大”,一方面又建议我们不要太在意“谁最全球化、国际化,被邀请为欧美学界、世界顶级大学的座上宾。”

  至于抄袭问题,我也弄不清王斑教授的意思究竟是什么。他一方面承认“美国学界这种规范极严”,另一方面又说“虽然是学术规范问题,但规范也不是金科玉律”。难道是说别太在乎“规范”?他特别反对“执意要通过行政手段把人(汪晖)扳倒”,那样的话“反而失去良好的、心平气和的学术风格”。我不知道假如王斑教授自己抄袭,斯坦福大学会不会担心如果“执意要通过行政手段把人扳倒”“反而失去良好的、心平气和的学术风格”?

  就这样,汪晖的朋友一拨接一拨出来为他声辩,好比汪晖有一批又一批的票友为他喝彩,直到所有的听众也跟着捧汪晖这个“角儿”为止,只要还有一个人在那里为汪晖喝倒彩,就一定还会有更多的票友来为汪晖捧场,直到再也听不到一声倒彩。汪晖的朋友们,你们辛苦了!

  当然,就像于丹曲解经典、秋雨腐蚀文化一样,汪晖也有逢场作戏的言论自由。他说的再晦涩,再矛盾,再不真诚,都不妨碍他有言论的自由。一个人有权无休无止地说晦涩的废话,没有人可以制止。

  

  四、“嫉妒”辨

  

  大家批评于丹不是因为她传播经典做出了他人不可企及的成就,而是因为她在既不懂文句又胡乱鼓捣义理的情况下曲解经典;大家批评余秋雨不是因为他梦笔生花把历史文化写的入情入理,而是因为他为了显示自己的品味把历史文化当成了他自己任意取舍的注脚,大家批评汪晖是因为他虚张声势、言之无物,或者自相矛盾、回避问题。大家批评“汪雨丹”,是因为大家不忍心坐视华人共同传承的经典、文化、思想成为“汪雨丹”随意鼓捣、任意取舍的工具。经典、文化、思想乃是我们这个时代重建共识的基本资源,对其解释和应用不仅应当慎思明辨,还应真诚参与建立文化共识的对话,否则自说自话的经典解读与文化传播也就不具备建立共识的价值。当大家批评“汪雨丹”的时候,还是希望他们成为重建共识的思想文化共同体的一员。就像批评一个人的时候,还是把他当作常人来尊重的,否则,如果把一个人当作疯子,还有谁去批评他呢?

  然而,这种因把“汪雨丹”视为同道而对其提出批评的行为,被解释成纯粹出于对“汪雨丹”成名成家、名利双收的“嫉妒”。比如,有人断言,

  “攻击中伤余秋雨先生的人,没有不出于嫉妒” 因为他“懂书法,懂诗词,懂绘画以及绘画理论,懂戏剧戏曲,懂几乎任何艺术门类”。(宋浩浩)

  “他们的愤懑却无法改变易中天和于丹的成功。易中天和于丹的成功,人们看得比较多的是市场效应:大把大把的现钞落入了出版社的账户和作者的荷包。……这一现象,恐怕是引起不平的最大原因——试想,那些皓首穷经的学者们,面壁十年、几十年,依然默默无闻,依然两袖清风。”(朱杰人)

  当王彬彬先生一开始揭发的时候,汪晖的粉丝,非但没有一点点反思,在网上的发表言论都是嘲笑,讥讽王彬彬肯定是嫉妒汪晖。(郭宇宽)

  按照“汪雨丹”辩护者的逻辑,只要批评名利双收的“成功”人士,那就必定是出于“嫉妒”。这恰恰说明“汪雨丹”的辩护者自己心目中除了名利,还是名利,因为他们在毫不犹豫地给人贴上“嫉妒”标签的时候,就是假定所有的批评者其实也都是自己想得到名利而没有得到,转而批评已经得到名利的人。在这些“汪雨丹”辩护士心目中,世界是且仅仅是一个名利场,人人都必定是名利不择手段的追逐者。在这个名利场上,“成功”的就是英雄好汉,“失败”的就是无能之辈。此外没有别的评价批准。果真如此,那么,于丹传播的孔子和汪晖研究的鲁迅也不过是名利之徒?孔子批评没有原则、逢场作戏的人(乡愿,德之贼也)也是出于对“乡愿”的嫉妒?鲁迅批评了那么多人,应该是“嫉妒”方面的大师?

  除了名利,汪雨丹的辩护人实在想不出一个人还可能别有所求:对经典的虔敬,对真理的探求,对价值的信守。这些东西,都被汪雨丹的辩护者用名利消解了。汪雨丹的辩护者抛出的“嫉妒”说,等于是把他们自己孜孜以求的名利当成了他人也必然念念不忘的唯一追求。而且,在指责批评者因为汪雨丹得了名利而心怀“嫉妒”的时候,辩护者等于也把汪雨丹自己当成了只不过是得到了名利的人物,此外汪雨丹并无可夸之处。汪雨丹的辩护者就这样转弯抹角地解构了汪雨丹的“成功”:汪雨丹只不过是名利场上的胜利者而已。不知道 “汪雨丹”本人会不会接受其粉丝这样的界定。

  

  2010年7月3日于北京酷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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