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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天潘:“中国学派”的断裂与传承

更新时间:2010-07-10 17:58:18
作者: 张天潘  

  

  一、昙花一现的绚丽高潮

  

  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著名社会学家吴文藻带领着他的学生费孝通、林耀华、许烺光、田汝康等,一群人在中国大地上,搞起了轰轰烈烈的村庄乡土调查与研究,外加上早些年试图改造乡土中国的“乡村建设”运动的晏阳初、梁漱溟、孙本文等,一时间,俨然形成了在一个在国际上别具特色的社会学人类学的“中国学派”(或称“中国社会学派”),达到了中国学术的一个绚丽高潮。这种壮观,放在当下语境中,应该会让很多人感到不可思议:中国的社会科学原来也牛过啊!

  可能很多人还不了解吴文藻,甚至社会学专业的学生,如果没有特意去了解社会学史,也可能不知道这个中国社会学的先驱。不过说起另一个人,大家都应该知道,著名女作家冰心——就是他的夫人。他们在远渡太平洋对岸美国留学的轮船上相遇,并且相爱,最后携手学成归国。这是一段美如《泰坦尼克号》的爱情故事,但却更浪漫,更完美、圆满。1923年8月17日,23岁的冰心乘约克逊号邮船赴美留学,在船上因为找错人的缘故,碰见以前并不认识的吴文藻。随后他与她聊起几本英美评论家关于拜伦 与雪莱的书,她说没看过,他当即劝她“你这个学文学的,这些书都没看,这次到美国你要多读些书,否则算是白来了。”冰心出国前在国内已有一定名气,诗集 《繁星》和小说集《超人》都已出版,船上许多人一见她都说“久仰”之类的客套话,唯独吴文藻的话刺痛了她,她便把他作为第一个诤友、畏友。而之后吴文藻的示爱方式,不愧是学社会学的,也是极具社会学想象力的,他在把他买的送给冰心的那些文学书籍中的爱情句子,都用红笔标注出来,以此来表示他的爱意。央视曾播放过的纪录片《那一场风花雪月的往事之爱如春水》和传记《一片冰心在玉壶:冰心与吴文藻的情爱世界》,就是讲述他们一生的爱情故事。

  社会学和文学,其实演绎过很多爱情,比如后来的李银河和著名文学家王小波。当然,令人特别社会学相关领域的人有些不爽的是,这些夫妻,实际上在各自的专业 领域取得的成绩几乎都是相当的,但知名度却如此悬殊,这也反衬了社会学的长期尴尬发展过程。吴文藻在“社会学中国化”的学术思想坚持下,用“社区”的方法,和学生展开了广泛的中国乡土研究,以及此后30年代中期费孝通领衔的“魁阁”研究室,发表了大量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民族志著作。

  可以说,整个三四十年代,中国社会学人类学的乡土研究,各有风格,各带有远大的学术目标,调查成果即具有浓厚的“本土特色”,在学理和方法上又能与国际学术界构成对话,呈现了《江村经济》《金翼》《义序的宗族研究》《芒市边民的摆》《祖荫之下》《山东台头:一个中国村庄》等经典著作,构成了近代知识分子的“乡土中国风景线”,共同成就了中国社会研究的“乡土中国时代”,其中一些被西方各高校社会人类学或相关专业奉为经典教材和必读书目,或者是了解中国的必备书目。

  这批早期的社会人类学者,都具备较好的跨文化学习经历,都用英汉两种语言在写作,而且师从海内外这些领域的著名专家学者,比如费孝通的名著《江村经济》,就是英文写作的,英文名直译叫《中国农民生活》,是他英国伦敦大学的博士论文,1939年在路德里奇出版公司出版,1986才有了中文版。其师著名的人类学大师马林诺夫斯基为其作序,认为它是土著研究土著的第一本书,同时是非西方人研究自己文明的第一部书,因而可以说它是一个里程碑。

  但是,从上个世纪50年代初开始,随着院系学科调整,社会学专业作为“伪科学”而被撤销,因此,从小有名气的社会学“中国学派”就几近被扼杀,社会家纷纷遭批判。直到1979年邓小平同志在理论务虚会上呼吁:“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需要赶快补课”。但一个长达二十多年的断裂期已经形成了。而这二十多年,几乎是“天上才一日,人间已千年”,在我们每天只能抱着马克思毛主席语录的时候,人家的第三工业革命和第三次浪潮纷纷到来,而伴随着这些社会变革,社会文化与社会思潮的研究,也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高潮,比如马尔库塞、福柯、哈贝马斯、布迪厄、波德里亚、列维-斯 特劳斯、吉登斯、哈耶克等等,犹如学术恒星一般,让我们仰望不止,同时更自卑不已。

  

  二、重拾乡土的行动与表演

  

  不过,对于乡土中国的研究,自有后来人。

  首先推荐的是第一本——《走在乡土上:历史人类学札记》,关于这本书,虽然从副标题上看,是关于历史人类学的,仿佛与社会学或社会人类学有些出入,但在鉴于当时早期中国乡土社会研究时期,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等是多学科混杂着的,显示着较大的社会科学气象,不像现在碎片化的学术分离。同时由于一直以来中国特殊的学科体系,针对那些学者的融会贯通式的博学研究,很难从一个专业上界定领域,故本文统称社会人类学。

  本书的作者是王铭铭,北大教授,他偶尔以“后村落主义人类学者”自居,可视为“中国学派”当下最为有渊源的传承者之一。首先是直观上的巧合,他是福建人,林耀华的同乡,毕业厦门大学人类学系,1993年伦敦大学博士学位,也正是费孝通的学校。

  深层次上说他是传承者,则源于他的长期耕耘领域,同样也是有关乡土中国的研究,有《社区的历程》《草根卡里斯玛》《溪村家族》等土乡研究著作,跨文化的理论根基扎实,而且他的很多研究,也同样遵循了当时“中国学派”的方法,从熟识的社会情境开始入手,在家乡及其附近开展研究。正如他自言:“一百多年来,研究中国的人类学家便开始思考乡土中国的诸多问题。在前辈的影响下,在漫无边际的学林里,我对乡土人类学叙述的历史问题的认识与体会发生了相互矛盾,但漫步给我寻觅的机会,令我得知乡土与我们思考的历史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在联系与距离之间,有让我可以行走的路”;此外在方法论上,“《社区的历程》也是对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学派学者关于“社区”的阐述的某种因袭。”

  基于中国乡土的研究,应该来说,依然是中国学术的一个立命之本、发展之路和力量之源,因为在这个大转型之下,虽然现代化像海啸般席卷了几乎整个中国,但是,如果走出书斋,走到田野中,我们就可以发现,无论如何,这种数千年来的乡土性质社会,依然根深蒂固,其中仍有大量的学术价值等待着有着锐利嗅觉的学者 去刨食,比如在现代化与乡土碰撞下的中国热点问题之一——三农问题。在关于农村方面,在中国目前已经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门领域,不管是社会学、经济学还是政治学等,三农问题,都成为研究者蜂拥而上的一个课题领域。而且这在学术上,也显示出了一派繁荣多点开花的景象,比如温铁军重建的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新著如李银河的《后村的女人》、何雪峰的《新乡土中国:转型期乡村社会调查笔记》等,虽然在研究力量上,仍是散兵游勇状态没有形成集群化,这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中国乡土研究整体性上的纵深发展。

  在《后村的女人》书里,作者没有企图用宏大叙事来完成这项工作,而以一个小切口入手,不仅真实再现了中国广阔土地上某一个角落里最容易被人们忽视的寂寞人群,展示了她们的喜怒哀乐,生活在有形与无形的家庭、社会权力体系之中,以及生存之下、之上的所有时代烙印。当然,作为一名社会学者,李银河不会把这本书 写成情感读物,或纪录片似的的散文,更不是义愤填膺的女权宣言。寄托在社会学实证基础上,有扎实的田野调查为基础,《后村的女人们》则显得很平静,比女性电视剧来的真实而不肥皂,比女权宣扬来的结实而不浮躁。这是一份翔实生动的调查研究报告,以描述性研究方法,全面分析了河北省一个普通农村——后村的家庭结构、性别权力关系等情况,针对女性的不同社会角色,作为女儿、妻子、母亲,进行走访调查,分析她们在上学、就业、婚姻、抚育、家务劳动、参与社会和政治活动等方面与男人的权利差异。这样的村落和独特视角切入研究方式,可以让我们想起很多名著,比如法国历史学家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1294-1324年奥克西坦尼的一个小山村》,阎云翔《礼物的流动:一个中国村庄中的互惠原则与社会网络》和《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亲密关系和家庭变迁(1949-1999)》等等。

  何雪峰的《新乡土中国:转型期乡村社会调查笔记》,正如序言说的:明确地说明是以费孝通先生为学术楷模,作者追求理解当代中国的农村和农民;甚至在文字风格上也追随费老的《乡土中国》,简洁却细致,深入却不深奥。尽管作者自己称“费老是在更抽象层面上理解……”而他的则“是在具体农村调查中形成的一些随感”。通过作者对农村有关问题的梳理,我们看到作者那种细致而又不失理性的敏锐观察,通过社会关系、村治格局与秩序、制度变化与治理等方面,考量与审视着这个处于巨大转型下的乡土中国。

  不过,正如我在之前的一些文章中指出的,在如今的社会中,各种重拾乡土的行为,往往会带着功利化的表演,比如对于乡土的唯美化或者污名化,都在销蚀着这种研究工作的价值,特别在文艺作品里,甚至虚构了很多的农民经验,用让人莫名其妙和匪夷所思的伪经验博取数量庞大进城转为市民的农民的归属感阅读,加工成唯美化和空洞化的乡土叙事,从相似的场景或事物,如牛、稻田、耕作和困苦的生活当中,追忆远去的自己的岁月,洗一洗眼球,获取点为数不多的成就感,顺便悼念被遗忘在乡间的亲人和村里有个叫小芳的姑娘。甚至还成为了文艺贩子们兑换掌声和声誉的商品。虽然在分工过程中,这些人或许并未直接染指货币,但归根结底,利益的诱惑,总是他们追求的目标。当然,这利益不仅包括看得见的银行帐户位数和官衔,还包括看不见的利益获得,如良知、公益的美好名誉。

  比如,从贾平凹的《高兴》,到电视剧《民工》、《乡村爱情》系列,再到最些年春晚上总被用来煽情或者嘲笑的农民(农民工)节目,这种“心连心”似的居高临下的表演,在市场上大肆流窜,尽管真正的主人公们对这些是充耳不闻视而不见的,但这似乎十分满足那些没有任何乡村生活(不是生存)体验的市民们一种表达博爱的意淫;以及进了城市,拍干屁股后面泥土的前农民们的追根忆苦(炫耀性的)的臆想。而对真正的农村可喜或者可悲的变化,仍然是他们脑海中剥离了不利于自己的那些唯美或唯苦的情景。“我是农民”、“我是农民的儿子”,似乎在这个生活语境中,成为上层人士成为富有责任感或良心、公益心的完美证据,甚至是标榜自己权威或者受害者的身份证!

  而在我看来,这种虚伪状态或态度的产生,其本源应该是来自国人骨子里的极端性格:绝对的夜郎自大与妄自菲薄二者间的动态转化,非此即彼。这是国民性的矛盾 和脆弱的根本来源。上下五千年,我们背负着厚重的历史资产,同时,我们更憧憬着繁华璀璨的现代化文明,当背着枕着历史资产时,我们的信心立即坚硬地勃起, 趁机开始嘲笑一切短、小、无力、单薄的其他历史记录,当面向令人缺氧窒息的现代技术进步和色彩鲜艳的资本外衣时,我们就阳痿了,开始自怜自艾,怀疑传统, 反感历史,资产变成了包袱。一旦我们用这个宏观的视角去观察微观层面的个体性格时,就可以十分自如地解释这些张柠指出的状态和态度了。当社会需要或者政治 指引下,农民终于成为人们转向实现后关注的焦点时,这些人于是站了出来,蜂拥而上,语气坚定、暧昧、煽情,充满委屈和自豪,恨不得戴着斗笠、穿着草鞋、含着烟杆出现在电视镜头。而当一旦要他们生活中回归农民,甚至哪怕真正接近他原来的生活之中,他们就是高高在上的同情者以及衣锦还乡的局外人,以往的生存经验、农民的先赋身份,只是其大有可为的利用招牌和资产了。

  

  三、中国学派站起来的危机与可能

  

  在经济领域,如今“中国站起来”、“当中国统治世界”、“中国模式”等带有浓烈民族主义色彩的言论喧嚣不已时,我们依然是以没有底气的弱者姿态,在稍微富裕起来之后的尖叫抗诉,这种以经济为物质基础的尖叫,看起来怎么都像是暴发户的那种粗俗嘴脸,或许能够赢得一时的快感,却最终收获的快感之后更猛烈的空虚感,因为“站起来”之后,一部《2012》和《阿凡达》就能够轻易把你打趴下,而且你还得心服口服。而最重要的是在话语权上,我们依然是没有真正拿得出手 的理论与影响力。中国当下的学术建树,说得难听点,大多数人都是以充当学术掮客和学术搬运工而积累起个人的原始资本的,他们除了追赶时髦式对于国外最为前 沿的理论做一些搬运之外,似乎并没有太多可以拿来装点门面的东西。

  当然,值得庆幸的是,同时也有很多意识到这种尴尬处境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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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图书评论》2010年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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