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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英剑:男人能象女人一样写作吗?——评厄普代克的《S》

更新时间:2010-07-09 17:01:50
作者: 郭英剑  

  

  约翰·厄普代克应该是美国当今文坛最聪明的作家,他给自己的定位恰倒好处:介乎严肃作家和通俗作家之间。一方面,他注重作品的重大主题,其最著名的“兔子四部曲”,成功地塑造了当代美国人的典型形象。这样,他在文学批评家那里甚得关注,凡有作品问世,大都好评如云。另一方面,他的作品极有市场,备受大众的注目。原因有二:其一是他作品的主题大都是与当代美国人的生活密切相关的人或事,如:美国中产阶级的风波、性爱和死亡、作为牺牲的社会存在、意料之外的欢乐和报答以及作为一种进化的腐败等等。其二是他的创作手法没有晦涩难懂之处,用“通俗易懂”四个字是可以涵盖其特点的——当然,这并不妨碍其作品的思想深度。

  女权主义运动对二十世纪后半叶人类的思想、文化和艺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她的产生,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看待人类文化、万事万物(包括女性本身)所持有的男性视角,同样也使人类的思想观念受到了极大的冲击。但女权主义运动的发展到后来出现了令人意想不到的结果。本世纪80年代末与九十年代初,在美国曾有“欢迎回家”(Welcome Home)的风潮。这股风潮来自人们对数十年女权主义运动后果的反思。在“清算”女权主义运动的“胜利成果”时,女权主义者不得不接受的事实是:女性的社会地位虽然表面上略有提高,但经济地位不但没有提高,反而下降了。原因在于:女性离家出走之后,她不仅要维持自己的生计,还要担负起抚养孩子的重担。而无“赘”一身轻的男人们不但经济上的相对收入增多了,更是自由自在地、迅速地从一个女人“走向”另一个女人。厄普代克的小说《S》,与上述的背景密切相关。

  熟悉厄普代克作品的人们都知道,他的创作有三大主题:性爱、宗教和艺术,而他对性爱描写之狂放风格,不仅遭至非议,更遭到女权主义者的猛烈抨击:厄普代克表现了一种赤裸裸的“性别歧视”。后来,厄普代克一直表示要重新塑造新的女性形象。据说,《S》就是这一努力的结果。

  “离家出走”,似乎是二十世纪女权主义文学的“主旋律”。 厄普代克的《S》也是一部女人“离家出走”的故事。从这个意义上讲,厄普代克似乎真的是在替女权主义者仗义执言。这部小说完全有书信组成,中间杂有“录音”的记录。小说从女主人公莎拉在飞机上给丈夫写信写起。我们渐渐了解到:莎拉因为丈夫对自己的不忠而不辞而别,只身来到亚利桑那州沙漠中心的所谓的印度教避居地。逃离了枯燥和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的莎拉,在一夜之间,似乎使自己的生活变得充满了激情。她在避居地潜心修行,发掘自己精神乃至肉体上的内在潜能,企图摆脱精神上的荒原。但后来发现自己上当受骗,又“出逃”到巴哈马的一个小岛上。

  莎拉的离家出走已经完全不同于本世纪初娜拉的出走,其最本质的区别在于:莎拉在经济上是独立的。这正是本世纪初期的弗吉尼亚·伍尔夫在《自己的一间屋》和本世纪中西蒙·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所要求女性具有的最基本的生存条件。应该说,经过几十年坚苦卓绝的奋斗,女性至少争取到了经济上的相对独立。这使得女性在出走之后可以自由地生存,而不至于象鲁迅先生当年预言娜拉出走之后的结果那样:不是堕落就是回来。还有一个区别是,娜拉还有传统在“性”问题上对她的极大束缚,而莎拉却获得了“性”的绝对自由:在避居地,她与众多的女人一起拥有她们共同崇拜的教主。

  厄普代克自己说,他在写这部小说的时候,曾试图暂时把自己“变成一个女人,忘却自己”。但我很怀疑:男人能象女人一样写作吗?

  我“试图”如厄普代克一般“忘却”自己的性别,努力从“一个女权主义者”的角度来“阅读”厄普代克的这部作品。结论却是:厄普代克创作的所谓的新女性形象,无论是意图还是结果,都是大可怀疑的。

  首先,莎拉出走之后到了避居地,起初以为这里是她拯救灵魂、重建新世界的圣地,一度沉沦其中、自鸣得意。但不久她就发现自己上当受骗了,她所崇拜的教主阿汉特并非如她所想象的那样来自印度,不过是一个失意的美国犹太籍大学生而已。这个情节耐人寻味。它不能不令人怀疑:莎拉的离家出走,所要寻觅的是什么,她心里知道吗?难道这就是新女性的形象?

  其次,莎拉受骗之后,感到完善自我的希望成了泡影,但她没有回家,而是再次“出逃”,到了一个不知名的巴哈马的小岛上,而且自以为“终于找到了赖以生存的平静的归宿”。这个结局恐怕令人难以信服。因为它太虚幻,虽然令人想入非非,但却没有坚实的土地可供新女性足踏其上。可不可以说,这预示了新女性的未来的迷惘与前途未卜呢?

  再次,从写作手法上看,《S》也很难说是创造了新女性的形象。我们知道,整部小说是由书信组成的。但我注意到,小说中的第一封信和最后一封信,都是莎拉写给自己丈夫的。书信中除了对丈夫不忠的痛恨之外,更多、也更令人惊讶的是对查尔斯的无限柔情。两封信,一为“始”,一为“终”,象一个圆,完结了小说,更联结了莎拉对丈夫的情感依托。在此,不能不佩服作者的匠心独运,但也不能不令人对这个新女性的形象产生怀疑:这个所谓的新女性,“新”在什么地方?

  再次,上面提到的这两封信的署名也很有意思。第一封是:“爱你的S”,最后一封是“你永远的S”。小说中还有一封信也是给查尔斯的,署名也是“爱你的S”。这样的署名方式,在小说中对他人没有使用过,也就是说,是专对查尔斯使用的署名方式。我想,如果排除作家变换手法的创作意图,不能不令人对这种署名方式产生其它的联想。为什么写给其他人的信,莎拉都有名有姓,而到了自己的丈夫面前就“隐身”而为一个“符号”(S)了呢?

  就此而言,我所得出的是与厄普代克不同、甚至是完全相反的结论:莎拉不是新女性的形象。我觉得他努力忘却性别、想象自己成为一个女人那样写作的努力是失败的,但小说引人深思的地方在于,应该如何全面审视女权主义运动?女权主义运动又将往何处发展?当然,这些似乎是“形而上”的问题,并不妨碍小说具有很强的可读性,——就译本而言,译者译笔畅达并作了大量的注解,足以令人领略厄普代克的生花妙笔。

  进一步推想:男性要如女性这般写作,有无“资格”是首先难以逾越的问题,困境可想而知。因为女权主义实在是一个非常奇特的运动,她是以人的性别来划分的。我一直以为,女权主义象一个自我封闭的圆,男性是很难进入这个领域的。女权主义者在对待男性意识上所表现出来的机警、敏感和决然的拒斥态度是出人意料的。

  如果有女权主义者质问:男人能象女人一样阅读吗?

  我将——,哑口无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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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河南新闻出版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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