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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应全:“共和”理念的存在主义式复兴

——汉娜·阿伦特政治学说略述(上)

更新时间:2010-07-05 17:14:10
作者: 黄应全  

  存在主义便是围绕何谓真正的个体性、如何拥有真正的个体性之类问题展开的。

  明白了这一点,凡是读过阿伦特著作的人就不难看出阿伦特学说的存在主义意味了。阿伦特心目中至高无上的价值标准是什么?正是存在主义所揭示的那种严格意义上的“个体性”。“行动”概念便最典型地体现了这一点。在《人的条件》中,阿伦特 把“行动生活”由低到高分为劳动、工作、行动三种基本类型。要复述阿伦特对三种广义“行动”(下文把这种广义的“行动”称为“活动”)的解释似乎很容易。劳动是相应于“生命”(the life)这一“人的条件”所进行的生产(production)即时性生命消耗品的活动,工作是相应于“世界性”(worldliness)这一“人的条件”所进行制造(make)持续性使用物的活动,行动是相应于“多样性”(plurality)这一“人的条件”通过在公共空间中以言语(speech)和行动(action)与他人平等互动创造新事物并显现自身而长留集体记忆中以获得尘世不朽的活动。但是,要真正理解阿伦特这三种行动的划分却很难。比如,不难发现,阿伦特的劳动与工作之分很不清晰。阿伦特指责马克思混淆了劳动和工作两者,认为马克思很多时候用工作的模式理解劳动,把劳动也理解为手段——目的的活动。但即便我们承认马克思的劳动说存在含糊不清之处,我们也很容易发现,也许马克思对劳动的理解更准确一些。劳动,即使是最简单的劳动,比如原始人采摘果子的活动,也是一种手段——目的性的活动。至于耕田、种庄稼,显然属于马克思所谓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的活动,与造桌子、盖房子(阿伦特视为“工作”而非“劳动”的活动)没有本质区别。再者,关于阿伦特的“工作”概念,阿伦特认为其重要标志为它的产品是可持存的使用物,但她似乎忘了绝大多数使用物也是服务于生命需要的,工作产品与劳动产品之间真的有质的区别吗?至于第三项“行动”,很多学者已经从不同方面质疑过。比如,行动真的可以没有手段与目的之分吗?如果行动“本身就是目的”,由于阿伦特的行动就是政治行动而政治行动总是针对某些问题而发的,那么是解决问题重要呢还是行动本身重要?可见,阿伦特“行动生活”三分法并不容易理解。

  要理解阿伦特“行动生活”三分法必须联系她的存在主义“个体性”信仰。可以把劳动、工作、行动的区分理解为体现“个体性”程度的区分。劳动是完全缺乏个体性的活动,行动是充分体现个体性的活动,工作则是介于二者之间既体现了个体性但又没有充分体现个体性的活动。劳动、工作、行动的区分约略相应于人的普遍性、差异性、个体性三个不同层次。看看阿伦特是如何描述劳动的就很容易看到这一点,她喜欢用“齐一性”(uniformity)、“同一性”(sameness)之类的词语来描述劳动,并且认为劳动正是马克思喜欢说的人作为“类——存在物”(species-being)的活动,这些讲的都是同一个意思,即人作为纯自然物的活动乃是完全缺乏特性的整齐划一的活动。阿伦特把人们通常称为经济活动的东西统统归入这一活动。于是,但凡经济活动在阿伦特那里都成了虽然不可缺少但却最缺乏“人性”(humanity)的活动(阿伦特也喜欢讲“人性”,但她的“人性”等于人的“个体性”)。实际上,纵观阿伦特的全部言论,最无价值的东西便是毫无差别千篇一律的东西。极权主义最根本的特点之一就是把所有人变成了整一划一的孤独存在物,现代性的根本特征之一就是人被归结为完全受生命过程必然性支配的“劳动动物”(即经济动物)。

  与此相反,在另一极,作为“行动生活”的纯粹形式,“行动”被说成是以“多样性”为前提的。“多样性”,英文为“plurality”,是阿伦特对“个体性”的特殊称谓。8至于阿伦特为何不直接用“个体性”而要用“多样性”下文再谈,现在要说的是,“多样性”的根本含义之一便是个人的特殊性。阿伦特认为,“多样性”包含“平等性”( equality)和“差别性”(distinction)两重特征9。关于“差别性”,她认为,人的差别性不同于他者性(otherness)。他者性也是多样性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我们不把某物与其他东西区别开来就无法谈论它的原因。但他者性最抽象的形式只存在于无机物的纯粹迭加之中,相反,所有有机物都已经显示出了变异性和差别性,即便在同一物种的个体之间也是如此。人的特别之处在于只有他可以表现(express)这种差别性和进行自我区分,只有他可以交流他自己而不仅仅交流某种东西。因此,“在人身上,他与任何存在物共有的他者性和他与任何生命存在物共有的差别性变成了独特性(uniqueness),人的多样性也就成了独一无二存在物的悖论式的多样性。”10可见,阿伦特心目中真正只属于人的特性还不是“差别性”而是“独特性”。阿伦特在这里对“差别性”、“他者性”、“独特性”的分辨很难理解,因为这三个词实际上都是一物区别于他物的特殊性的意思,只有联系存在主义的“个体性”信仰才能体会到阿伦特所谓“独特性”与“差别性”、“他者性”之间的区别,因为只有“独特性”才是阿伦特心目中真正的“个体性”。与所有存在主义者一样,阿伦特显然也相信,唯有独一无二、不可重复的“自我”(虽然是一个与他人平等互动的自我而非原子化脱离他人的自我)才是“真正的自我”。行动无非就是阿伦特“真正自我实现”的活动而已。

  有人会说,你这样解释是否把阿伦特(前期)海德格尔化了。我要说的是,我接下来就要说说阿伦特存在主义非海德格尔甚至非雅斯贝斯的方面。我们要再次从阿伦特的“多样性”概念入手。为什么阿伦特不直接使用“个体性”概念而要构造出“多样性”概念呢?原因在于:她对主流存在主义的“个体性”解释很不满意。要知道,同样信奉个体性,不同的存在主义哲学家的理解也有着很大的差异,有海德格尔版的,有萨特版的,有雅斯贝斯版的。阿伦特与海德格尔和雅斯贝斯关系都很密切,但阿伦特政治思想形成时期已经明显疏离海德格尔而偏向雅斯贝斯了。阿伦特不满海德格尔主要是因为海德格尔的“自我主义”,即海德格尔的“自我”是无他人的“孤独自我”。阿伦特终其一生都坚定地反对“孤独自我”,她关于“孤独”(loneliless)、“孤立”(isolation)与“独处”(solitude)的区分就是最明显的体现。肯定自我但又不把自我理解为孤独自我乃是阿伦特理论的关键之一,而正是在这一点上雅斯贝斯版的存在主义对她更有吸引力。雅斯贝斯哲学的主要特色之一便是强调自我离不开与他人的“交流”、“对话”,强调只有通过与他人的“交流”、“对话”才能实现真正的自我。这种学说与哈贝马斯的交往对话学说之所以大不相同,乃是因为哈贝马斯基于“主体间性”,关注点是“我们”;而这种学说基于“主体性”,关注点是“我”。雅斯贝斯版存在主义不同于海德格尔版和萨特版存在主义的关键在于,“我”不是无他人(海德格尔)或排斥他人(萨特)的“我”而是通过“他人”迂回的“我”。阿伦特接受的正是这种通过“他人”迂回的存在主义路径。与雅斯贝斯不同的是,阿伦特把这种“他人”的迂回置于她心目中真正称得上“政治”的领域,即“公共领域”。11

  这就是“多样性”一词的含义。“多样性”便是处于“公共领域”的个体性或者公共化的个体性。不过,必须赶快说明的是,“公共化的个体性”这一说法很容易产生误解,因为按阿伦特逻辑,并不存在非公共化的个体性,个体性本质上必须是公共化的,私人领域没有真正的个体性。阿伦特“多样性”概念意味着是个体性的多元化存在,即仅当他人与我一起实现了个体性的时候,我自己才真正实现了个体性。换句话说,仅当他人与我一起实现了真实自我的时候我才真正实现了真实的自我。通俗地说便是:单独一个人不可能有“个性”,只有当其他人通过与我一起平等互动获得了“个性”的时候,我自己才能获得真正的“个性”。海德格尔和萨特甚至雅斯贝斯都是单元化个体性的信奉者,而阿伦特信奉的则是多元化的个体性。她的基本信念是:没有公共领域里其他人自我的实现就没有我自己自我的实现,我的自我实现在根本上离不开公共领域里的其他人。我与他人在公共领域共同实现自我或共同实现个体性,可以说正是阿伦特理论的最终目标。

  可见,阿伦特的政治学说乃是存在主义试图逃脱“无世界的”(worldless)自我主义趋向“世界性的”(worldly)自我主义“自然而然的”结果。阿伦特的流亡体验在其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三

  

  阿伦特的“行动”还包含其它存在主义意味,因为在阿伦特看来行动可以实现下述目标:“自由”(freedom)、“自我显现”(revelation of self)、“尘世不朽”(worldly immortality),等等。

  1 作为“自发”的“自由”

  “自由”(freedom)无疑也是阿伦特理论的重要概念之一,因为阿伦特也经常宣称政治的目的在于实现自由,经常把公共领域称为自由领域。由于阿伦特给人一种强烈的印象即只有在公共领域才有自由,很多人(包括阿伦特自己)甚至认为阿伦特的自由特指“政治自由”。但在实际上,阿伦特的“自由”并不限于政治领域,既不限于阿伦特严格限定的政治领域也不限于人们通常所理解的政治领域。阿伦特的“自由”乃是一个适用于所有阿伦特狭义“行动”的概念,由于阿伦特狭义的“行动”(即与劳动、工作不同的那种活动)虽然主要体现于阿伦特限定的政治领域但实际上不限于此(最典型的例子是阿伦特把“社会领域的兴起”也归于人类行动的结果,虽然是被她断然否定的结果),自由理所当然也超出了阿伦特限定的政治领域而存在于其它领域,是人类的一种普遍的(潜在)能力。

  那么,阿伦特的“自由”指的是什么呢?众所周知,“自由”问题可谓人类最重要的问题之一,也是人类最难解释的问题之一。对自由的解释充分体现了阿伦特思想的原创性。阿伦特深刻地揭示了不同于自由主义的“自由”概念。概略地说,阿伦特自由观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她不是把自由视为一种选择能力而是视为一种创造能力。

  作为选择能力的自由与作为创造能力的自由之间有何根本不同呢?让我们从自由的反面即必然说起。关于人类行为的自由论总是与必然论相对而言的。必然论在思想史上体现为决定论,因为主张人的行为是必然的就是主张人的行为是被决定的。所以,任何思想缜密的自由论理论家必定是决定论坚定而清醒的反对者。以赛亚·伯林便是著名的例子,他的自由论总是与反对决定论直接相关的。阿伦特作为理路清晰的思想家自然也不例外。阿伦特与伯林一样,也是决定论的坚决反对者,其自由观也是直接通过反对决定论来说明的。因此,与伯林一样,阿伦特也主张,“自由”的反面是“必然”(necessity)12;与伯林一样,阿伦特也坚信,人本质上是自由的而不是被决定的。与伯林不同的是,阿伦特所理解的“必然”或“被决定”完全在另一个方向上。伯林把“必然性”理解为强制性,把被决定理解为被强制,把决定论理解为主张人完全被外力所强制;阿伦特则把“必然性”理解为自动性,把被决定理解为自动化,把决定论理解为主张人只是自动化过程的一个环节。对柏林而言,人是否存在选择余地是自由论与决定论的争论焦点;对阿伦特而言,人是否存在创新余地才是自由论与决定论的争论焦点。于是,同样信奉自由论,伯林主张的是人并非完全被外力决定的而是保有选择余地的,阿伦特主张的是人并非因果或逻辑链条上的一环而是保有创新能力的。简言之,伯林的自由是指“自主”(autonomy),阿伦特的自由则是指“自发”(spontaneity)13。

  至于何谓阿伦特的“自发”,按“自发”两个汉字的字面解作“由自我而发”,就大致符合阿伦特的意思。因为对阿伦特来说,自由就是由“我”创生,就是“我”的“无中生有”能力。比如,在《论自由》一文中,阿伦特明确否定自由等于“选择的自由”,宣称自由就是“让某种原先不存在的东西存在,该东西不是给定的,不是认知对象也不是想象对象因此严格说来是不可知的”14。由于自由是相应于行动而言的,阿伦特还明确宣称,自由必须一方面摆脱动机,另一方面摆脱目的,因为动机和目的都只是行动的决定因素,行动只有超越它们才能成为自由的。阿伦特说,自由就是一种“纯粹的开启能力”(the sheer capacity to begin)15。“beginning”一词是阿伦特“行动”的根本特征甚至常常等同于“行动”本身,(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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