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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慧芬:基本人权和西方民主

——记亚洲年会和汪晖的一场辩论

更新时间:2010-07-05 12:15:25
作者: 丘慧芬  

  

  今年三月二十五到二十八日,全美亚洲学会在费城举行年度大会。大会的专题讲座,今年请来的讲者之一,是中国大陆《读书》杂志前任编辑,现清华大学教授汪晖。哈佛大学东亚学系王德威教授,在汪晖演讲前,组织一个圆桌讨论会,请四位学者与他对话。这四位分别是:新加坡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杜赞奇(PrasenjitDuara),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亚洲语文学系教授胡志德(TedHuters),宾州大学比较文学系教授EricHayot,和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亚洲学系的笔者。

  

  对话由王德威简单介绍后,即由四位学者对汪晖论着提出看法,然后由汪晖回应。在场的听众非常多,多半都是学界中人,但是提问的却很少。由于时间有限,我只能根据自己当天的发言,略做整理和补充,改写成这篇中文。最初的英文发言稿,曾由我的启蒙老师林毓生先生过目,并给予宝贵的意见,谨此致谢。

  

  宋明理学是中国现代化的肇始?

  

  需要说明的是,我的对话以他最近出版的专着:《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下称专著)为中心,重点探讨汪晖论述中的核心问题,及他解决这些问题的建议方案,不涉及其他议题。这本「专著」,是汪晖经过长期综合研究,对于中国通往现代化路径的一种反思。与西方学界的研究发现相同,汪晖也描绘了中国在十九世纪西方资本主义权力扩张时期出现的一个「现代性的危机」。这个危机,导致西方知识系统,特别是科学知识系统,取代了传统中国知识体系的主导地位,更使中国原有的统合性道德世界观基础,也开始松动倾颓,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价值观的危机。

  在有关「专著」的书评中,论者不清楚汪晖解决危机的方案是什么,也不明白他为什么把宋朝当做中国「现代」的起点?这是我先要加以解读的。汪晖从来没有确切的说明,他为什么用宋朝做讨论的起点。根据他批评日本学者不能彻底掌握宋朝的「现代」特质来看,他显然是认为宋朝已经形塑出一个史无先例的宇宙世界观,所以才视之为现代的起点。

  我们都知道,宋朝是理学,或是道学发展成形的代表时期,建构了一个将政治,经济,社会和学术思想,整合在以「天理」为道德原则的宇宙世界观之中。从宋到清,这个高度统合的道德宇宙观,只有在十九世纪中叶之后才受到致命的挑战,最终甚至导致传统价值的解体与整体秩序的崩溃。正是这样,汪晖才用了「天理世界观」被「公理(即科学)世界观」取代的说法,来暗示十九世纪末的中国,是被外来资本主义强权打断了原有的历史轨迹,才不得不面对第一个「现代性的危机」。

  清末民初的知识份子已经了解到科学在现代化过程之中的重要性。但是,他们中间也有争议。在「专著」中,汪晖讨论了在一九二三年出现的「科学与玄学」的论战,谈到论战如何演变成为西方科学的物质文明,不可取代中国精神文化的论争。他举出认同宋明儒学思想的玄学派学者梁漱溟和张君迈,给「反西方现代性」和「重新发现中国文化的价值与意义」提供了的一个转机。汪晖还提到张君迈相信「社会主义」可以帮助解决西方现代资本主义的问题。有趣的是,他没有就此进一步的讨论,就略去一九二三到一九七八年半个世纪的历史,直接跳到一九八○年以后的当代中国。

  他的观点是,中国在八○年代开始贬抑并且否定毛时代的计划经济,一味跟随西方资本主义的道路去发展市场经济,而且只注重现代科技物质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问题。暗示毛泽东死后的中国,「现代性的危机」又再一次的浮现出来。他反对强势发展现代科技的看法,接近社会学大师韦伯指出偏重发展「工具理性」,会侵蚀现代化价值意义的警讯。对汪晖而言,现在中国应有的道德面向,已经在腐蚀败坏。现代科技已经纳入政治与经济权力结构之中,二者在知识领域中占有了「绝对公理」的霸权地位。

  

  儒家和马克思能解决中国的困境?

  

  汪晖的反思十分重要,但是我却有相当的保留。我的保留,不是针对有关现代性的一些危机,而是对于他提出解决危机的方案,及其相关论说有根本的质疑。这些质疑可以归纳成三点:一,汪晖对于政治权力具有的腐化本质,缺乏警觉性;二,他将当前中国经济理解为市场经济的看法,并不准确;三,他将中国人权重要性予以边缘化的论述,与他强调现代性应为多元的看法,实相抵触。

  先说第一点。汪晖虽然始终未能清楚明说他解决现代性危机的方案是什么,然而,在一个相当长的注释里,他提到类似梁漱溟,张君迈等的道德批判和「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都有助于重新建构新的合理化的社会建制」。换句话说,他认为这两种思想,可以克服中国现在的道德败坏以及权力垄断的问题。这个建议显然相当的牵强。事实上儒家思想与马克思革命理论,在历史记录中,从来都没有发展出一个有效的制度来限制政治权力的专断与滥用。

  儒家传统中对于政治专权的批判,虽然是儒家最可珍贵的遗产,却始终没能突破传统专制统治的基本格局。究其原因,儒家本身系缆在天命理论与皇权制度的框架之中,认为天子本人可以通过自身的道德努力成为圣王,进而去施行德治,建立人间完美的秩序。因此,自然就消解了发展出一套有效限权机制的必要性。民间组织支持一些有勇气的儒家知识份子,通过上书谏诤,促使朝廷落实一些利民措施。这样的传统,在现今中国发展的空间,也很难让人乐观。

  正如PamalaCrosley二○一○年的新书,所强调的一样,当代中国政府展示的是一个「中央组织异常庞大的新现象(the novelty of ahypertrophied center)」。另外,还得感谢现代的先进武器和电讯沟通技术,让这个政府比过去所有的中国政府,不但要强大的多,而且也更具有侵略性。

  黄亚生二○○八年的历史研究Capt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具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也揭示出中国在释放中央权力的名义之下,施行的却是一个党国权力普遍再度中央集权化的事实。如此看来,儒家的道德批判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都不可能有什么机会来有效对抗这个中国式的国家巨灵,更不用提任何由个人组织的团体,包括网路虚拟团体——只要一旦被中共当局视为统治的威胁,就会被高压取缔,消声匿迹。

  

  主权完整和文革浩劫有何关连?

  

  汪晖会同意,当今的中国,是一个道德在不断衰落败坏的社会。值得一提的是,在「专着」和他去年的英文新书,The End of The Revolution(革命的终结)之中,汪晖都暗示毛时代的社会主义理想与实践,具有一种道德质素,至少是从毛「反资本主义」,「反帝国主义」维护「完整国家主权」的作为上,可以看出来。汪晖不否认毛的政策与实践,有许多错误,但是,他认为毛是在寻找有别于西方的中国现代化方案,是一种「反现代性的现代性」(见英文新书第三章)。汪晖对于毛本人反西方现代性的现代化方案,是明显认同的。

  我却看不出毛泽东为了「新中国」这个乌托邦主义,不断发动政治动员与各种政治斗争,导致成千上万中国人丧失生命的事实,怎么能被看做是建构一个具有「完整主权」的社会主义中国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如果这样的主权中国还具有任何的道德性,这个道德,也只能是属于那些成千上万的无名死者,而不是属于毛。因为,毛从根本上,违反了不论是儒家传统,或是韦伯式概念中都含有的关于政治领袖所必须具备的「责任伦理」。就我看来,从延安整风运动,到灾难性的文化大革命,毛的政策与行事,都可以看做是Michael Polanyi(博蓝尼)所说的「道德逆反」现象,也就是说,代表了政治领袖利用「道德诉求」制造「不道德」后果的最明显案例。

  汪晖肯定毛维护了中国完整主权的看法,显示出他极端重视国家主权的民族主义立场,这个立场,已优先于他对于道德的考量和关怀。在他的思维中,国家的主权,自然是要比国家的道德重要的多。

  主权国家的重要性和造成大量无辜死者的中共政策,有什么必然的相关?毛当年与苏联决裂,获得「完整国家主权」之后所发动的十年文化大革命,不是让中国走到濒临崩溃的浩劫边缘吗?这样的「完整主权」有什么意义?

  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毛时代的社会建制,包括许多现在还存在的制度,从来就无法限制毛本人,或是中共垄断一切形式的权力,利用现代科技,全面的控制社会,并企图掌控自然。

  第二,汪晖认为造成中国当前所有社会问题的最根本原因,是在于中国不但实施了他假想中的西方新自由主义的资本市场经济,同时又加入全球化资本主义的市场体系。不过,他可能完全弄错了应该被责难的对象是谁。

  来自黄亚生最近研究经济史的重要发现显示,中国的经济,基本上不能算是市场经济。这个经济在八○年代的发展,可以说在「方向上倾向自由(directionally liberal)」,当时,对于广大的工人和农民,也都带来了许多的利益。但是,从九○年代起,经济的走向开始变得「不自由(illiberal)」。绝对和汪晖说的新自由主义无关,因为九○年代的改变,带有强势重商主义的性质,基本目的在为国家制造财富,结果就严重损害了工人和农民的利益。

  我同意汪晖对于现今中国社会有许多弊病的批评。许多其他的中国知识份子,例如:何清涟、徐友渔和秦晖等,也有同样的批评。但是,这些弊病,是中国加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结果吗?与中国内在的政治制度有没有关系呢?这个制度早在中国加入WTO之前,不就已经存在了吗?

  

  空谈社会民主回避现实人权问题

  第三,汪晖在其英文着作中,主张实行社会民主来解决现代性的危机。然而,在「专着」中,他却将五四时代知识份子在民主旗帜底下,呼吁「保护人权」的诉求予以边缘化。同时,他也对中共历史上有关政治体制民主化的改革要求,都一概略去不谈。显示汪晖在中国现代化问题上,倾向删去「多元」的选项,因此,也让我觉得他提出社会民主的主张,没有什么真正的说服力。

  另外,汪晖完全没有回答张君迈的那种温和社会主义,为什么从来没有在毛泽东时代或是当今的中国实现过?他忽略的一个历史事实是:当今所有发展成型的社会民主国家,都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成员。它们多数都有了宪政民主的政治制度,也都建立了保障公民基本人权的法治(ruleoflaw),而不会把法律当做是监管人民的法制(rulebylaw)。

  最近的研究发现法律正是中国城市工人和公民,逐渐用来争取他们的宪法权利的理据,虽然他们抗争成功的机率,实在是非常之少。因此,在我看来,问题在于,在没有建立起能够保障中国宪法所列的基本人权的法治机制之前,我们能否有效的讨论社会民主?

  民主,当然有很多不同的形式。但是,在一个拥有垄断武力,并且可以全面控制传媒的列宁式党国统治下的「民主」,能够保护上面说的那些人权吗?或者,当以国家主权为名义而兴起的民粹式「民主」,开始来控制社会的时候,不管这种「多数」民主是以自发的,或是受到操控的形式出现,我们难道能够相信这种「民主」会保障基本的人权吗?

  汪晖回避社会民主在今天中国的现实问题。我对他提出用当代儒家思想和马克思理论解决中国「现代性」危机的方法,只能继续存疑,因为那是一条没有生机的「出路」。

  

  推崇儒家为政权辩护的权变之道

  汪晖对我发言的回应,有两个重点:一,是强调他是根据后殖民地的理论架构来讨论毛与国家主权的关系;二,是认为我未从中国历史的脉络来讨论民主,而且,西方民主已经有很大的危机,隐含之意应该是,这种民主不值得做为他山之石。

  因为时间关系,我的回应,着重在民主的部份,我提醒汪晖,就是因为我特别重视中国历史的脉络,才会用儒家的抗议传统,和中国传统社会的民间组织来做为对话的一个切入点。我指出,汪晖在「专着」中提到宋代儒家反对专制的看法,可是,他完全不谈这些儒者是如何的抵制皇权。我推荐在场的学者,去阅读余英时先生二○○三年出版的《朱熹的历史世界》。因为,这部书对于有宋一代的理学大儒,在如何努力的去限制君王的专断滥权方面,做了细致精彩的解说与分析。这部书揭示了宋代儒学传统内部最具有典范意义的代表言说与行动。相形之下,汪晖虽然论及宋儒的反对专制,但是,他着墨最多的却是儒家随着时势的变化,所发展出来为政权提供合法性与正当性的权宜之道。可是,「权变」在儒学传统的价值位阶上,是不能超越「义理」原则的。汪晖明显偏重权宜之道的阐述,使他论及宋儒反对专制的部份,显得格外苍白无力。他选择这样不平衡的论述策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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