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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立平:黑砖窑,穷人祸害穷人

更新时间:2010-07-03 23:30:42
作者: 孙立平 (进入专栏)  

  就算你闭着眼睛一直没有看,这段时间起码也两百万了。但是如果这两年我没有买房子也没有买股票,我就在建筑工地上搬砖头了,那你就一分也没有分到。而且,对不起,你还得承担这一分配过程的代价,什么代价?你得按照现在的价格买猪肉吧!

  为什么会出现这个财富分配的过程?和我们的发展模式有关。我们的发展模式当中,人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我们近三十年的经济迅速发展,但是我们的收入好像增长没有那么快,生活改善没有那么快。这个感觉是真的还是假的呢?我觉得是真的。那么,三十年发展的财富到哪儿去了呢?我们首先会想到富人拿走了,这对不对?对。但是你仔细考虑一下,富人拿走的其实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如果说不是一小部分的话,也就是说他拿走的是有限的。那是国家拿走了吗?这也对,每年我们GDP10%以上的增长,国家的财政收入增长却是20%以上的增长。但是仔细想,其实国家拿走的也有限。

  那财富到底哪儿去了呢?按照我个人的看法,有相当一部分的财富没有分配。这个没有分配,哪儿去了呢?我觉得有相当的一部分沉淀下来,沉淀在什么地方?沉淀在我们的土地、房子、股市甚至是我们的货币里。所以人民币升值可以说是对沉淀在当中的财富重新发现的过程之一。

  现在世界上有一个说法,“重新估值中国”,就像这座房子,以前三百万都没有人要,现在三千万都不会卖,沉淀在其中的财富是重新被发现的。重新被发现的财富,至少有三个人可以拿走。第一是外国资本,假如把美元换成人民币,存在你的银行里,人民币的利率加上人民币升值的幅度,只要比国外市场的美元利率高,就可以把这笔财富拿走。还有,比如买你的房子、股票等等。如果是这样的话,30年积累的财富就可能被外资拿走。于是现在就出现一个说法,叫三十年改革开放成果的保卫战,这是一个带有民族主义色彩的说法,但其中的问题是存在的。或者换句话说得更通俗一些,肉烂应该在锅里,在锅里怎么分呢?又有两种可能性,又有两个人可以分,一个人是谁?是资本。一个人是谁?是劳动。

   

  4 底层在财富分配过程中的生存状况

  

  近些年来的经验表明,按劳动分不下去,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按劳动分配的机制。在计划经济中有按劳动分配的机制,但现在是市场经济了,好的市场经济当中也有按劳动分配的机制,像西方,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劳动者的收入增加得很快,最后形成一个庞大的中产阶层,因为它有一套机制。这个机制是工人争取自己利益的权利,而且它有行动的能力,这样资本要做出让步,工资才会提高,但我们现在的制度没有办法容纳这个东西,我们把所有这些东西叫做群体性事件,要消灭在萌芽状态。

  没有按劳动分配的机制,又要按劳动分配,可能吗?现在我们说构建和谐社会,至少从这个本意来说,上面也是想让劳动多分一点,但是没有这个机制,分不下去。按劳动分不下去怎么办?就只能按照资本来分,所以股市火爆,房地产火爆,为什么?就是现在最现实的财富分配过程。网上有人说买股票去分享改革成果,这是看明白的人。刚才我说的,按资本来分。你买了一百万的房,就给你分一百万,你去年有一百万钱的股票,也给你分了一百万,但是如果你既没有买股票也没有买房,只是在建筑工地上搬砖头了,那一分钱也没有分。

  这个财富分配的过程规模有多大呢?至少在十几万亿甚至到几十万亿。假设就是十几万亿,是什么概念?我们每年的工资总额,加在一起也不到三万亿,但是现在是发生十几万亿甚至几十万亿财富分配的过程。我们前面所谈到的黑砖窑发生背景,为了一两万块钱一年的获得,就要伤天害理、谋财害命,大家不觉得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吗?一种巨大的反差吗?在这个东西的背后又是什么呢?

  我们从九十年代以来有两个非常重要的过程,非常值得重视,这两个过程造成了今天这样一种结局。

  事实上,九十年代中后期中国社会在发生着一些重要、根本性的变化,就是资源的配置。在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初,我们用一个朦胧的眼光去看,它是由中心向周围扩散的过程,那时候农村开始有了生机,城市当中的下层成了最早的万元户。到了九十年代中期,整个的方向改变了。中国的事情很奇怪,1997年前后是一个重要的转折。原来中科院社会学所老所长陆学艺跟我说,他到上海去,上海人跟他说,1997年之后上海是一年一个新变化,但是见到农民,农民说1997年之后我们是一年不如一年。九十年代中期之后,整个社会的资源在从农村向城市集中、从小城市向大城市集中,在大城市当中向少数群体、少数阶层、少数个人手中集中,资源是一个集中的过程。

  前几年有一个现象,就是所谓“大树进城运动”,各个大城市都从农村弄了很多长了甚至上百年的大树,而一棵也就五百块钱。什么意思?就是你那个地方连长棵漂亮点的树都不配。这是一个象征性的东西,说明什么?资源的集中。贫富集聚的变化、贫富差距的扩大,就是在这样一个过程中造成的。资源集中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社会的格局完全变了。

  第二个是结构定型的过程。什么是结构定型的过程?八十年代也有贫富,但是一会儿他穷了,一会儿他富了,总是在变化,今天的情况不一样了。在座的年轻朋友比较多,你们肯定有希望,但是跟我年龄差不多的,到现在还没有富起来的,我说够呛了。这个社会定型了,不太容易改变。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社会的门槛高了。你看最早的那批房地产商,有的是借来几万块钱就搞房地产。现在别说借,就是给你五万、五十万、五百万,你搞一个房地产试试?没有可能,门槛高了。这个社会开始定型化了,定型之后一系列的问题就都来了。

  八十年代的个体户哪儿来的?个体户当时往往是中国社会地位最低的人,家庭没背景,机关、国营企业进不去的那些人,还有那时说什么人富起来?不三不四的人富起来了,还有山上下来的,就是刑满释放回来的。这些都是当时社会地位最低的人。但是如果现在还是在下层的,上来的可能性就很小了。这就是在一个社会结构定型化背景下的底层状态,或者说底层状态是和这样一个背景密切联系在一起。这是第二个大问题。

  

  5 给每个人以生存的空间

  

  第三个大问题,我想谈一下优化社会结构,营造多数人生存的空间。

  我最近在很多地方一直在讲这个问题,我们现在是生活在一个经济迅速发展,但是贫富差距在急剧扩大的社会当中,我们如何使得绝大多数人在这个社会当中能够有一个生活的位置,能够有一个生活的空间?

  我们不能否认经济在迅速发展,我们也不能否认绝大多数人的收入和生活在改善,但是同时我们也不能否认近些年来下层的状态实际上是有恶化的趋势。为什么?就是下层对于这个社会来说,他已经分出来,刚才说已经定型了,而且定型之后越来越表明你对社会是多余的,那么也就是说,整个下层在社会当中已经越来越找不到他的位置。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我觉得我们就面临这样的一个问题,无论是哪一个阶层、哪一个群体、哪一个个人,只要是我们这个社会的成员,他在这个社会当中都应当有一个生活的空间、生活的位置。

  我们说一个社会的底线,不仅仅是一个伦理的底线、道德的底线,或者是一个正义的底线,我们还要有一个很现实的底线,就是使得我们社会当中的每一个人,哪怕是能力最差的人、活得最差的人、最贫穷的人,在这个社会有一个立锥之地,能够安身立命,因为这是人,不是动物。

  讲构建和谐社会,很重要的一个任务,就是优化我们的社会结构。优化社会结构,有一些和我们今天的话题是直接关联,还有一些不直接关联,比如说发育中产阶层。

  就我们今天的主题来说,优化社会结构,至少有两点。第一,保护弱者的社会生活空间。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叫贫困群体也好叫弱势群体也好,我们叫下层或者底层也好,是一个规模不小的存在,所以仅仅靠政府的再分配是不够的。这当中很重要的就是如何使社会的下层、社会的底层,能够有一种谋生的机会谋生的能力,这是至关重要的。我最近一直在讲一个问题,生存的社会生态系统,这个生态系统是什么?我举一个例子,就可以明白我说的意思。

  在上海浦东刚开发的时候,上海有一句话,“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套房”。那时候如果在浦西老城区,夫妻两个人都失业没有工作,没有关系,一天煮一百个茶叶蛋卖出去,一家老小的生计就不是问题。但是这个茶叶蛋能够卖出去是有条件的,是在老城区的社会生态里。如果是浦东,二十个都可能剩回十五个来。社会生态改变了,谋生的机会和能力就因为生态的改变而丧失了。

  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要造就这种生态。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今天的城市管理、城市规划、城市建设,往往是以牺牲弱者的生存生态为代价的。比如说原来上海把多少平方米以上的小食摊、小饭馆全部取缔了,可能十几万人就因为这个失去了谋生的机会。当我们看到所谓城中村、贫民窟、城乡接合部,看着有碍观瞻都要改造掉时,可能又有无数人的立锥之地丧失了。

  我觉得包括在座的各位,其实我们都是脏乱差、城乡接合部的受益者。你想还可以按照现在的价格买到这个菜,你说贵,我说便宜多了,为什么?因为运菜的、买菜的,就是生活在脏乱差中,生活成本很低,才能用这个价格把菜卖给你。如果运菜的住在别墅里,菜提高一倍的价格也不会卖给你。说现在的房子价格贵?那现在建房子的人,搬砖头的是睡在工棚里,如果搬砖头的都住在别墅里、三居室里,那房价比现在高一倍,你都拿不下来。我们每个人都是这个生态的受益者,但是我们忘恩负义,我们不想这一点,我们也是拆掉脏乱差的积极鼓吹者。我这样说,并不是说城市不需要秩序,问题就出在我们的管理上。关键是管理的问题。

  不但下层的生存生态在这样的城市管理中不断地恶化,而且矛盾也越来越尖锐,这就是摊贩和城管的矛盾。去年北京有一个崔英杰,杀了一个城管。扎和被扎的人都是谁呢?都是下层。那个城管其实是一个克尽职守的城管,崔英杰原来在部队还是优秀战士、复员军人,先是当保安,几个月领不到工资,别人都是买二三十块钱的破车,城管来了自己跑了,车给扔了,结果他借三百块钱买了一辆新车,没收了这车他是什么感觉?活路没有了,一刀进去,两条生命的悲剧。

    

  结语:

  

  在我们的社会当中,如何来保护,甚至是改善下层的生存生态,这是非常重要的。当然这当中,最重要的还是要解决就业的问题。就业的问题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发展中小企业,还有要优化社会结构,如何通过社会流动,造成这样的一种局面,就是让你贫困但不至于绝望。社会当中有下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这个下层应当是一个虽然贫困但是还是多少有希望的一个生存空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要有一个流动的机制。

  我们这个社会,刚才说门槛太高了,你改变自己的地位机会少了,而且地位已经开始在世代之间传承了。

  现在提出了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我们如何在贫富差距比较大的情况下能够形成一个相对畅通的社会流动渠道,用它来抵消贫富差距过大的负面效应。其实,一个社会当中,贫富差距大一点我觉得还不要紧,最怕的就是穷人失去向上流动的希望,最怕的就是一种绝望的感觉。但是,应当说这样的一种趋势在我们的社会当中是存在的。

  在一个正常的社会当中,这种社会流动我觉得最主要的是两点,一个是教育,一个是就业。历史上,传统社会当中我们还有一个科举,每年考上的为数寥寥,但是给无数人提供了一种希望。“文化大革命”那么荒诞的时候,也不是完全没有希望,有两个希望:入党做官、参军提干。

  这里尤其要强调一点,就是在保护和改善下层生存生态当中的政府责任。穷人、弱者已经到了那个状态了,他没有能力自己来争取自己的利益,甚至保护自己都没有可能,你想想黑窑工,外面六条狼狗,还有一帮打手,怎么为自己守卫底线?这个时候,谁的责任?政府的责任。但是从整个黑砖窑事件,我们可以看到至少在基层,表明的是一种政府责任普遍的放弃。在这当中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是,我们有没有一个关于底层的最基本的取向呢?是有的,叫什么呢?就叫别出事就行。而在这样的一个取向当中,政府维持正义,给社会的底层以基本的保障和底线的这个责任被放弃了。黑砖窑事件被揭露出来之后,南都发了一个很好的社论,“以国家的名义捍卫文明的底线”,这一点应该是我们需要不断加以强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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