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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凯:当代中国社会的民族想象

更新时间:2010-06-26 23:28:50
作者: 关凯  

  清朝建立、汉人反抗,清朝就得做文化工作。雍正皇帝说:“夫我朝既仰承天命,为中外臣民之主,则所以蒙抚绥爱育者,何得以华夷而有更殊视?”意思是我统治你们是因为天命归我,我承天命当天子,现在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了,你们还敢不支持我,还敢“华夷之辨”,这不是在文化上犯错误、犯了巨大的价值观错误。所以这个文化系统是超民族的。今天也有学者反思,清朝建立了强大的多民族帝国,民族关系处理得不错,必须注意到在帝国时代它的强势文化逻辑和今天是不一样的。

  

  民族概念与百年中国

  

  民族的概念从西方舶来也不过是一百年多一点的时间。中国古汉语里既有民也有族,唯独两个词没有联系,是日本人将它连在一起。在这样一个叙述里边,民族进入了中国,并且在社会实践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我们知道,亚洲第一个现代民族国家就是中华民国。1911年时,整个东亚全部都是帝国的疆域,武昌起义一声枪响,民国诞生了。在这样一个新制度进来时,背后包含的价值就在于民族主义。在三民主义前,孙中山的战斗口号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在今天来看,实际上是一个很狭隘的汉族中心主义的民族主义意识。革命成功后,马上发现行不通了,行不通这个国家就破碎了。所以改要五族共和,“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国家和人的整合,团结起来、民族大团结。这个话不仅孙中山说过,袁世凯也说过。国旗也是五色旗,暗示五族共和。

  实际上,清末民初的革命、社会动员就是靠舶来的民族主义作为意识形态的动员,但是这种动员有两点社会代价。第一,反清的民族主义思想与激进革命思想的结合,融会了传统与现代,并使任何渐进改革的选择(如君主立宪)都在事实上成为不可能;

  第二,国家凝聚力弱化,少数民族对国家的认同由于民族主义思想的动员与传播而受到侵蚀,蒙、藏、回疆独立情绪加剧。

  

  新中国的国家建构及其路径依赖

  

  现代中国的民族国家建构历史使命是在共产党时代、毛泽东实地完成的。“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毛泽东在天安门上这一声呐喊,也饱含着民族主义激情。

  新中国的国家的建构有些特点。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真正成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是在共产党统治下,完成了伟大历史功绩。

  同时也是在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家制度之下,中国社会发生经济、社会转型,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完成工业化进程。

  这个意义持续到改革开放,工业化进程到建立科层制的现代社会组织。也有现代民族国家一整套国家建构的方式促进文化整合,无论是教育,还是文化传播。

  但我们也有自己的一些特点,首先从1949年开始,我们的主流理论是一个超民族的理论,接近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包含着一个超越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价值体系。在这套体系里面活的,民族成分完全不重要。文化大革命中有不少冲突,但是没有民族冲突,社会冲突不以民族冲突形式表现,正是因为这样的价值体系起作用。

  与之相配合的是,当国家在整合少数民族进入新的社会主义国家体系时,背后很大的支持是革命的神话。我们有五套丛书,有各民族简史,都会大篇幅来讲少数民族对中国革命的贡献。中国革命的成功,包含了中国所有民族都是有贡献的。

  新中国在民族身份识别上,采取二元的结构。如果说五族共和时,五族有一点平起平坐的味道,在现在中国就变成了二元结构:是汉族和少数民族的二元对立,少数民族变成了一个整体,变成两大社会集团。在宏观上。这也是一个很新的特点。历史上少数民族是被欺压的,所以我们整个民族中,对少数民族有一整套的优惠政策。从建国开始,这套优惠政策高度制度化。但有个特点,就是群体性,不是基于个体的,而是基于民族群体,按照群体为单位供应整个优惠政策。

  这种群体性优惠留了很多的缝隙。比如去年重庆高考加分,因为群体政策不区分个体,我们做调查时被一个汉族的中学生问,我的同学是少数民族,可是我们是一块长大,我们在同一间教室,同一个老师教,考试在同一个考场里考。考完了试,他加30分,这公平吗?这在个体层面是有问题的,是不公平的。但从理论基础而言,是为了找到群体性的公平。这是另一套知识体系。我们得考虑这个群体在哪里?是怎样的一个结构?是不是存在这样的一种能够技术性实现的群体工具?因为现在社会基本的一套制度,其实以个人为基础。

  

  1980年代以后新的挑战

  

  1980年代末,中国改革开放10年后,中国社会在民族认知上有新的发展,开始出现中国社会在历史上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不管怎么说,从近代史到现代史我们都没有过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社会。只有在改革开放后,经济领域出现了每个人以个体为身份参与社会竞争。我们不再受家庭、单位制这些制度的约束,至少在经济意义上,有自我决策的权力。这个权力改变了社会结构,改变了整个文化的取向。这样的社会转型是本质意义上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以这样的社会结构为基础,我们整个关于民族的社会想象进入了现代化和后现代的阶段。它是一个现代化的阶段,就是因为包含了现代性的基础是个人。这样的族群想象不是一个基于传统社区的想象,而是基于个体的想象。两个可能生活经历完全相同的人会拥有不同的想象。这在传统社区是不可想象的,但在今天就可成为现实。

  超民族意识形态体系渐渐地开始失去作用。 在今天,还有什么价值比民族主义价值更高尚、更有道德感、更有感召力?钱肯定是不行的。因为民族主义跟群体有联系,它要求牺牲个人私利,它在道德上还是有其高度。

  同时,民族主义进入到后现代阶段,关于民族的叙述开始转变。过去在二元对照里我们把汉族相想象成一个先进、文明的老大哥,少数民族是一个相对有点落后,需要被帮助的,相对弱一点的小兄弟。今天就会被批判。如果以原始、野蛮、落后的这些词形容少数民族是不对的。少数民族有少数民族的文化系统,尽管可能造就不了太强的工业产值GDP,但少数民族文化本身是有魅力的,每个民族的文化都有着同样的尊严和价值。这样的思想和现代文化批判的角度就出现了。

  最后一点,在今天哲学背景的变化中,过去我们会觉得我们有一个统一的目标值得我们去努力,审美是确定的,价值是确定的。在今天,在后现代民族主义想象中,这些已经不确定了。文化多样性本身成为一种美。今年的差异性价值审美以及多样性作为权利的诉求,都在扩张。在这样的语境中,形塑我们对民族的重新理解。

  当代中国社会有两个对民族的想象,一个是自上而下由国家规定的。一个是自下而上的民间策略,根据当下的需求,根据自己的资源,选择新的策略。学术意义上他们都是不完整的知识体系,但是他们都在不同的方向上影响着社会实践,彼此之间有很大的互动。像是前面提及的满族自治,就是制度提供机会后,民间才有发挥创造性、能动性的空间。

  最后,我希望中国社会能够对涉及民族的知识建构有一个开放性的态度,理解“民族”实际上是一种在现实环境下实时发生的动态建构过程,更重要的是我们能在对民族的关注和研究中,寻觅到一条文化的路径,以消弥、至少是缓解当代中国社会的族群问题。谢谢大家。

  

  主持人:非常感谢关老师。我们之所以做这么一个讲座,正是基于关老师所讲到,对于民族问题的一种焦虑。今天中午跟贺卫方老师一块吃饭,谈到新疆,他说了一个词:极其复杂。安德森说民族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但“想象”可以有不同的想象,可以是开放、自由的、重视民权民生的想象,也有那种封闭、国家强权主义,或者压制民权、富国强兵的想象。当下的话语中,有很多民族主义者反西方,觉得所谓民权、所谓的普世价值都是西方污染,我发现“民族主义”这个词本身是一个更强大“西方污染”。很多问题可以和关老师再交流。下面是提问时间。

  

  提问1:关老师您好,我觉得在民族划分中有一些问题。在广西有一个毛南族和一个仫佬族,它们基本同源,只是生活的地域不一样,当地为了现实利益考虑划分为两个民族。您对50年代民族划分有什么看法?您对目前这种国家固定民族划分的做法和它的影响有什么样的看法?

  

  关凯:这个问题很好,很关键。1950年代中国政府民族识别,依然有一套在当时看来大家都相信是有科学依据的方法。这个基础就是刚刚我讲的斯大林的民族标准,在操作过程中,也深深受到具体操作的影响,各地有一些差异。我个人来看,民族识别在1950年代是一个伟大的成就。因为当时如果没有民族识别,我们后来想要提供的、供应给群体平等的政策就没有给予的目标。但是另一方面来看,如果仅仅是由国家自上而下以行政手段进行民族识别,显然又把一套特别复杂的知识体系给简化了,这一代价也是非常沉重的。这样的一个体系实际上是无法反映一个社会的全部现实,民族识别本身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现在西方国家是交给社区本身来认定,你说谁是,谁就是。因为也涉及到优惠政策的安排。中国这套民族系统,被制度化、被固定化以后,现在已经有很强的工具性的色彩,很多人利用民族身份来谋求好处,这不仅是个人的,也可能是地方性的。国家识别也是一个选项,如果不固定的话,当时在识别的时候报出了400多个民族,怎么办,我的想法是要把这个权利在国家完全行政控制中放一下,交给社会去处理,因为任何一个政府操作的体系,都很难达到全面。

  

  提问2:关老师您好,我有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关于唐德刚先生提到民族政策的问题,认为中国划分民族区域自治是一个不太明智的选择,而应该是通过早期改土归流或者美国那种民族大融合来更好地解决中国当前民族问题,您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您刚才提到了自上而下、自下而上中国民族问题的理论,您怎么看现在王明珂边缘划分民族这样的理论?第三个问题,您提到“夷夏之辨”,据我所了解,它是一个特定时期一个主流话题,比如说南宋、清末民国(当然清末民国是很复杂的)。谢谢。

  

  关凯:第一个问题,应该是说在1950年代世界的主流还是同化主义理论,整合理论还是占主导的地位,但是情况很快地发生变化。我们制度中有一个很大的优势,没有对少数民族采取同化政策,而是相反承认这种差异,力求保护。在今天看来,这样的做法,无论价值上、还是政治哲学上,都是具有高度的做法。同化的做法不高明,世界的经验证明,同化没有成功的案例。

  第二个关于华夏边缘的解释,很大的意义上是学者头脑中的一个边界,并不一定是一个实际存在的边界。但它的意义在于提供了一个对于那样的地域人群文化特征的观察手段。至于说是不是真的存在人群界限,即华夏边缘,我认为实际上的结构不会是这样,这是一种理想类型。

  第三个问题,你讲得有道理,只是在一个特定的特别的主流和边缘互动的时候,它才显现出“夷夏之辨”的重要性,但是我们要注意到,我们对蛮夷的这个威胁是持久的。中华文明的一个特点是农耕文明,儒家文明和农业社会有关系,冷兵器时代他始终面临北方草原的威胁。军事上,游牧民族远比农耕民族要强大。一直有“华夷之辨”这种思想存在。只是在特定的时候,更加强调一下。

  

  提问3:您好,我来自丰宁满族自治县的,但不是满族人,我小的时候在满族地方长大,当时满族的对联还用满族的语言写。过了几年之后,会写的人越来越少了。我前几年去新疆的时候,我接触了一部分的孩子家长,他们已经不再教孩子们当地的语言了,他们已经完全只学汉语。我想问关老师,各民族中优秀的东西怎么保护传承?

  

  关凯:这个问题很好,现在的文化多样性里面,鼓励向民间提供资源来传承有差异的的文化。我们不断地公布非物质文化遗产。另外,文化也有一个自然流失的过程,在我看来,除了把一些文化遗迹放到博物馆,似乎也找不到其他的办法。当你生活在社区里,天天学习传承,你们愿意做吗?所以,我们还是要有一个对个体的选择权的尊重,你愿传就传,不愿意就用政策来帮你,把它送到博物馆去,我觉得这是最好的。

  

  主持人:我看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讲到,民族之所以被识别,一个是人口普查,还有一个是地图,再一个是博物馆。每一次的人口普查,都会强化一次民族区分,博物馆则保存了记忆。比如说我身份证上是汉族,但当我经历了我奶奶的葬礼之后,我发现我可能是土家族,这个葬礼的礼仪是非常典型的土家族礼仪,与我在关于土家族风俗介绍的图文中看到的一模一样,与汉族没任何关系。“民族”的确认,我不知道到底是带来弥合还是带来分裂,改革开放以来,阶级划分失效。一方面是内部的民族冲突变得多起来,另一方面,是对外,我们不断表达“中国可以说不”“中国还是可以说不”“中国不高兴”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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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腾讯评论-燕山大讲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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