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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凯:当代中国社会的民族想象

更新时间:2010-06-26 23:28:50
作者: 关凯  

  斯大林做的一个定义[ 原生论(Primordialism):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 共同地域、 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民族也和任何历史现象一样,是受变化法则支配的,它有自己的历史,有自己的始末。只有一切特征都具备才算是一个民族。

  斯大林这个定义强调的四点:共同语言、地域、经济生活和共同文化。当然也说,民族消亡,它会有它的始末,只有具备一切特征,才算是一个民族。但是这有一个挑战:美国这样的国家,怎么办?美国有共同的语言——英语、有共同的地域——北美洲土地有共同的经济生活、有共同的市场、文化也很共同,自由民主天天挂在嘴上。按照斯大林的解释,美国人是一个民族。但这个答案听上去有点不妥,不妥在于还有一个范式,就是和它对应的“建构论”。

  所谓的“建构论” (Constructism):对群体亲和力的信念——无论其是否有任何客观依据——可能产生重要的后果,尤其对政治共同体的形成更是如此。我们将把这样的人类群体称为“族群”(ethnic group):这些人由于在体质或习俗上的相似性,或者由于同属于殖民者或移民,使得他们在主观上相信有共同的祖先;这种相信对于群体形成之宣传必然颇为重要。至于是否在事实上存在血缘关系并不重要。(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1911)。可以这么想:民族是后天的,血缘不是很重要,只是提供一个素材,你认为你是什么民族,你就是什么民族的,随你想的,是一个想象。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叫民族想象。

  建构论后来渐渐成为主流。建构论的出现并不晚,对族群定义并深刻影响后世时,斯大林还没有写他自己的民族定义。马克斯•韦伯1911年发表的著作《经济与社会》已经强调:族群是主观上相信他们有共同的祖先,有没有血缘关系并不重要。事实上有没有共同基因不重要,是我们认知体系认为有,那就有了。所以建构论认为族群是一个社会建构物,是一个唯心的东西;不太准确地讲,我们可以把原生论的定义看成是唯物的。韦伯的是唯心的。

  民族是一个边界,只有对着照才有意义。大家都是同一个民族在一起时,从来不想民族这件事,我们只有遇到了外人,我们才会去想我们是什么民族。

  建构论重要理论的高产期是在1980年代初期,《想象的共同体》是1983年发表的。盖尔纳的民族主义也是1983年出版的,法国的让·吕克·南希也是1983年出的书,这个书名很难翻,大概可以说是“松散的共同体”,日本人翻译成《失效的共同体》,台湾翻成《解构共同体》,完全没有了关系。所以大家一定要理解,做民族研究是多么痛苦多么费力不讨好的一件事。

  我们看看建构论兴起的历史背景。1976年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逝世。可能在世界视野来看,毛泽东的逝世标志着人类史上最强大的左派运动的渐趋衰落。运动的一部分,就是民族解放运动没有了。但我们国家培养了很多研究民族解放运动、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很有名望的老学者。我请教他们,“您学完这个,到了80年代,你们都干什么?”他说,“是啊,国家专门培养我们研究民族解放运动,最后没有研究对象”。

  《想象的共同体》的作者安德森本人是在东南亚民族解放运动中很活跃的人物。正是因为他们在群体上发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他们发现我们对民族的认知,不是因为有了民族,才有民族主义,正好是反过来,是因为在法国大革命和美国独立战争后、帝国时代之后,不给皇上磕头了,总得有一个国家需要我们的效忠。向什么效忠,效忠的对象是什么,其实就是民族主义。在这样一个价值下我们生产出这么多的民族。

  盖尔纳最高明的地方是提出“正是民族主义造就了民族,而不是相反”,原先的因果关系是错的。我们都知道法国大革命时把路易十六头给砍了,之后人民要向谁效忠?真正的现代的民族国家体制建构中效忠的是国家。美国也一样。原来到新大陆的英国人很明确,是要去光耀上帝和英皇的荣光,结果自己却把英皇的军队打败了。到北美大陆殖民地的人很茫然,需要找一个新的效忠对象,这个时候就效忠了美国。

  民族主义对中国人来说,绝对是一个舶来品。从欧洲发轫,并且伴随欧洲强大的技术和知识生产能力传遍世界。无意中,我们都在这种意识形态及逻辑的支配下创造知识,并且由这点知识来指导我们的社会实践。

  沃勒斯坦也说,“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本身建构出民族主义的神话,而后者则建构出种族、民族和族群。”这还是马克思的观点──经济决定论。这一套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当然要生产出被剥削的对象,用边缘的力量去供养中心的力量。

  

  种族(race)→民族(nation/nationality)→族群(ethnicity)

  

  最早的认知文化是强调血缘与基因的想象。奠基于基因的认知会强调种族,这个种族主义是很可怕的。后来发现种族不足以描述群体,因为血缘对他们真的不重要。我也是少数民族,我是满族,可是我的母亲是汉族,我该怎么识别我的身份?

  另外一种生产民族力量的就是政治,是现代民族体系创造的民族群体。联合国就叫“联合民族”。民族和国家是合而为一的,国家就代表民族。因为现在国家治理不能仅仅靠理性制度,必须有一套感性的东西增加凝聚力,进行社会动员。这套东西是什么?就是民族主义。

  所以当我们讲伟大中华民族的复兴,这种感召力比理性制度的安排要强大得多。后来特别是移民社会里,大家都强调民族,冲突就不断了。特别是经过了60年代美国社会的种族冲突后,渐渐有一个知识的认知,开始把民族往下拉,去除它关于基因和政治叙述,把它变成一个文化群体、变成一个基于文化差异的群体。这就是今天我们说的族群。在中国已经有超过20年的争论,是叫“民族”好?还是叫“族群”好?在我们这个领域里有着水火不容地争论。

  我很喜欢Kellas的定义,“(民族是)一群人觉得他们自己是一个被历史、文化和共同祖先所连结起来的共同体。民族有‘客观’的特质,这些特质可能包括地域、语言、宗教或共同祖先,也包括“主观”的特质,特别是人们对其民族性(nationality)的认知和感情(James G. Kellas, 1991)。”

  我们把他这些比较学术的话退推开说。民族有先天的成分,可能有一些客观的血缘基因、体质这些特征,也有主观的东西,特别是你对自己民族特性的认知和情感。这个东西最重要。我们就可以把它翻译成通俗的话,民族既是先天也是后天的。

  

  民族的构成要素的转变

  

  客观来看,在我们的知识谱系里,会从哪些维度分析是什么构成了一个民族?

  首先,应该会有一个(1)共同的祖先,这通常是一个传说。世界上只有很少的民族拥有中华民族这么好的古籍。我们的典籍能查到史前甲骨文的时代。看看澳大利亚的土著人,英国殖民者到达时,以社会发展史来看是旧石器时代,根本没有任何记忆。所以澳大利亚白人就把土人生的孩子放在白人家养,反正他们没有文字没有记忆。这也是一种制度。背后也是知识和价值在起作用。今天来反思,这对土著人来说,是一个非常残酷的对待。

  (2)共同的历史经历和历史记忆。因为后来祖先的共同经历已经变成记忆了,这种记忆不一定是官方史的记忆,也可以是口传的、家庭化的故事、社区的故事、更大群体的故事、国家的故事,是一个口述史式的一个民间的记忆。

  (3)共同的文化特质比较好识别,语言宗教习俗,一目了然。

  很重要的一点,(4)共同的归属意识。斯大林定义中也提及,共同的地域在古代很重要。任何一个人类的群体、共同体,一定是基于地域,但是在现代出了问题:人口迁移了怎么办?现在工业化社会高度的流动性下,民族出现了问题。

  (5)共同的经济生活方式。这在传统没问题,传统人类各个文明系统都和自然条件非常契合。山西爱吃醋;南方人新鲜的东西多,加工比较容易,爱吃鲜活的东西;四川比较湿热,就吃点辣…这种文化都和地理结合。但是现代社会就不行了。现在北京什么饭馆都有,跟气候没有关系。所谓的共同的经济生活,斯大林的定义在今天是一个没用的指标。这套指标在现在的条件下,已经不起作用、无法识别了。要是真把某个民族集中于某个分工领域就会起冲突。就像过去前苏联在中亚的问题就出这里:中亚五国是上流社会、技术职位、专业职位主要是俄罗斯人,而当地人普遍是底层职位,所以在转型中造成了很多问题。

  还有一点,(6)自我认同和外部认同时存在。我说我是白人,我自己认同我是白人。或我学日本人,脱亚入欧。我觉得特别像法国人。这些没有用,需要有外部认同的存在。

  我们把今天依然可行的指标理一下:共同祖先的想象、共同的历史记忆、共同的文化特质、共同归属意识、自我认同外部认同,会发现在今天识别民族的主要指标全部都是主观性指标,主观性这一块非常重要。所以今天我们再按照斯大林客观定义民族的话,是走不通的。

  德国汉学家Thomas Heberer在一本书里写过一句话,我觉得非常好:“中文从未对peoples, nation, nationality and ethnos 做出区分,所有的这些单词混合为一个单一的术语:‘民族’( Thomas Heberer,1989: 9)。”这也是我们运用民族作为一个重要的语言符号交流时常遇到的困境。这个民族到底说的范围非常广,几乎在外文里没有相对应的。所以有一些西方学者建议直接把汉语拼音的“民族”弄到英文字典里。

  

  “民族”概念在中国的兴起与演进

  

  古代四大文明延续至今的只有中国,且我们有极其丰富的古代文献,所以我们对历史叙述强烈依赖。古代帝国体制和现代民族国家体制看上去完全不一样,不仅仅是有没有皇帝的问题。但在中国国族想象的基础是历史决定的。正是因为两千年统一帝国延续,才形成华夏共同体。汉族就是滚雪球,越滚越大,融合各种周边人口的共同体越来越大,是由滚雪球滚出来的庞大人口集团。当遭遇殖民者或他人挑战时,形成一个中华民族意识基础。其实我们的国族想象基础依然和历史有关,而不仅仅是是一个舶来品。过去的历史在现代的语义下,完成转换,使我们的历史叙述,非常契合今天的需求。

  我们的历史不仅提供我们塑造共同体的资源(特别是汉族),也给我们处理内部差异性提供思想资源。这个内部差异有两大对立资源:一个是强调大一统的天下观,另外一个是“华夷之辨”,这也是儒家思想中非常重要的部分。二者实际上是一个对立:一个强调整合,一个强调区分。但它们有机地融汇地在一起,转换成今天我们想象自我和民族他者的思想资源。

  文明和人群的互动,不仅是人群创造文明,文明也塑造人群。这个思想原话也不是我的,很多的学者都在叙述,中国某种意义上不是西方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而是一个文明国家。

  看这个图表示的“天下观”。天下的中心是我们的天子、皇帝,天子在哪儿,哪儿就是中心。大臣围着天子就是宫廷,在外围是外臣。我们中华帝国的官职,都不向本地负责。巡抚、总督,全都是派来的,只听皇上的。在整个的帝国体制的外围就是外藩,就是朝鲜、越南、琉球这些国家。他们可能也有皇帝,但如果我们的皇帝是正国家级,他们的皇帝就是副国家级的。他们见了正国家级的皇帝,一样得磕头下跪。

  再往外,就是化外之地。按方位分类:北边叫狄,南边叫蛮,东边叫夷,西边加戎。因为是天下观,有了中心之后,就很好分。帝国时代强调大一统,对外就要教化远人、要不断扩张、不断将野蛮人用儒家文化教化成一个文明人,再往外推进。其实中华帝国是没有国家边界、无所谓主权的。在帝国朝廷看来,周围这些地方就是两种:听话或不听话的化外之地。听话就给我朝贡、不听话的我就打你,根本不需要跟你订立条约、划分土地。

  天下观有几个特点。首先,(1)“天下”是一体而非多元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宾,莫非王臣”。今天的美国也不敢这么说,但过去中华帝国就是这么想的。土地和人口的关系都归我,你想要有私人产权是不可能的。“天无二日,国无二主”,一切都是单一的。一个单一的体系、一体化、大一统的格局。

  (2)天下观隐含着极其深厚的华夏中心主义。所以孔子当年就说,“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我华夏没有皇上的时候,都比野蛮人有皇上的时候有文化。“尊王攘夷”、“犯强汉者,虽远必诛”,就是说我就是中心,你敢闯我,就没有好下场。但这种华夏中心主义还是一个文化中心主义,不是一个种族主义的观念。

  (3)天下之超民族性。天下不一定要归哪个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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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腾讯评论-燕山大讲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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