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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志成:打倒剽窃与东方学术传统的重构

更新时间:2010-06-23 13:04:36
作者: 张志成 (进入专栏)  

  都会为知识分子带来极大的经济利益,知识分子的独立性正在逐步增强。例如,如果你拥有WINDOWS的版权,不用说,你就是最大的富人比尔盖茨。在这样的环境下,剽窃和抄袭当然就被重视了。

  当然,制度要表达对创新的尊重,其前提是分清楚现有的和新的,分清楚你的和我的。这也就是所谓学术规范的核心:注释就是说,这不是我的,而是某某的。没有注释则意味着,这是我的。这恰恰是当今我们学术不规范的薄弱点。相比之下,似乎更加追求创新、讲求知识渊源的西方学术规范当然就顺理成章地被人奉为圭臬。从形式上看,西方学术规范、特别是其注释体系对创新的尊重,正是通过重视知识传承,讲求学术渊源表现出来的。产权化才是西方学术规范的真谛。当然,不是所有的作品都适用学术规范:毕竟,我们读小说时无法适应同时阅读注释。欣赏一幅画,更不可能要求作者标注其构思和布局甚至细节的历史渊源。

  正是由于前述知识生产的社会定位发生了深刻变革,加之市场经济的普及,发源于西方的知识产权制度——保护创新的制度也在全世界得到传播。从知识产权制度的理念看,对于知识所获得的利益按照创造者的贡献进行市场化利益分配,这似乎是非常合乎道德和法理的一种制度。不过,且慢:又有哪种制度不是打着合乎道德的旗号来对我们的财产进行分配的呢?这种制度事实上忽略了知识的历史源头:例如,我们中国人曾经发明了造纸术,现在会有人给你付费吗?不会。但是,根据古老的造纸术而革新的现代各种造纸术,你中国人要使用的话,却是要付费的。因此,知识产权制度虽然没有道德上的原罪,但却也并无道德上的优越地位。这不过是一种更符合西方利益、更倾向于创新者的利益分配制度罢了。当然,如前所述,这种制度反映了历史发展的需要,同时,也反映了现实需要和某些国家和民族理性的选择:“未来世界的竞争,就是知识产权的竞争”——温家宝总理这样讲。这句话所表达的意思其实是,理性地判断,谁能创新,谁才有未来,不能创新,就没有未来。由此,在全球竞争的层面,知识传播的重要性退居次要,而创新者的重要性被搬上前台,由此,社会财富、社会利益、荣誉都青睐创新者。也正是因为如此,所谓研究型大学忽然成为潮流,而那种整理、传授知识的学校——传统学校的主流反倒成为不入流的异类。而事实上,对于很多第三世界国家来说,知识普及的过程远远还没有完成。

  既然保护创新的利益驱动模式已经建立,有谁会不去进行“创新”呢?因此,打着创新旗号,具备创新形式的各种抄袭和剽窃才层出不穷。其实,这些抄袭和剽窃者在传统上未必不是一个好的学问家,毕竟,他们的集成能力很强,把很多知识集中于某一个题目下面,其实所从事的也是某种知识的积累活动。只是说,按照前述分析,这些活动在当代已经不具备经济价值和社会效益而已。

  当然,对于抄袭和剽窃以及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仍然要具体分析。这些行为事实上是不同的。例如,抄袭,应该是指一定数量的复制。而剽窃(plagiarism),则未必是原文的一定数量的复制,很可能是对原创者创意的“steal”。但是,这种“steal”,在法律上却可能并不侵权。因为,版权法或者所著作权法往往只保护表达的形式,而不保护构思。显而易见的是,侵犯版权的行为更接近于严格意义上的非法复制,或者说全文复制,大部分复制。为什么?因为,只有这样的复制才会对创作者的实际经济利益产生实际的损失:读者或者其他知识消费者可以不通过原作者(法律意义上的)而获得替代品,而替代品往往比原作要便宜。满大街的盗版光盘就是生动鲜活的例证。而剽窃,则不然。部分的抄袭更不会影响原作者的实际经济利益。今天,电影创作中的,各种类型的片子,其创意之雷同、细节的近似事实上已经到了让人无法忍受的程度,但相互之间的诉讼却很少,为什么?因为是不同的演员,不同的环境,因此,给观众不同的感受,相互无法形成直接的市场竞争。因此,对于剽窃和抄袭,往往只能适用于道德调整。而在尚未形成道德一致的中国学术共同体中,这种道德调整往往是软弱无力的。例如,有人说是剽窃和抄袭,而有人则认为未必,这种争议还会持续下去。

  同样,对于剽窃和抄袭的判断而言,还要区分不同对象。例如,作为学生,其创造能力显然不能和教授们相比,但是,在崇尚创新的时代,似乎也不得不创新——例如,不发表两篇论文就不能毕业——怎么办?而所发表的园地,显然又必须是按照统一尺度审稿的学术杂志。因此,对于不同身份者,必须设定不同的标准。否则,就谈不上对学术的严肃态度和实事求是?毕竟,诗人都有学作诗的阶段,谁敢说自己的第一首诗都是完全的“自主知识产权”?学者当然也都有学做文章的阶段。因此,版权法所保护者,只要具有“原创性”即为合法。而所谓原创性,可不是指你跟别人完全不一样,只是说你只要能证明自己是独立创作、对所使用材料的来源予以足够的注意就足够了。强迫新入门的学者们都达到很高的创造性标准,无异于缘木求鱼。

  同时,对于剽窃和抄袭的判断而言,还要区分不同的领域。例如,对于自然科学而言,标准就要高一些。为什么?因为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有不同的规律,按照北京大学叶郎教授的话说,人文学科的知识是“接着讲”,而自然科学则相反,一旦新的发现推翻了之前的结论,那么就必须讲新话。旧话重提(有证明旧结论的新证据时除外),对于学科发展是没有意义的。因此,人文社会领域里,同样分量的文章中,可能所引用、借用甚至使用的背景知识要比自然科学的文章要多得多。即便你一一标明了,但如果一篇一万字的文章里,只有不到一千字是你自己的,那么,这样的文章可以称为有创新吗?

  另外,剽窃和抄袭的问题绝不像字面上显示的那么简单。特别是,定性非常之难。例如,如果只是使用了前人和他人的构思,但后作者本身进行了充分的发挥,算不算剽窃?甚至,很可能,你比那个原作者写得还要精彩,这问题就更难办了。如果说,构思是老师提出的,论文则由学生具体完成,该署谁的名?再例如,续写、改写算不算创作?创作的水平符合创新性的要求吗?续写者对原作者承担什么样法律和道德的义务?或者在一篇文章中使用了未标明的别人的一段话,就一定可以定义为抄袭吗?另外,由于长期浸淫于学问之中,甚至都难免要犯将他人、特别是前人之作非故意地据为己有的错误:无他,记忆力不足而已。不是曾有一位文化名人“直把杭州作汴州”,把古人的一首诗里的一句误以为是自己所作吗?我倾向于相信他的说法:确实是记忆出了错。这五花八门的现象,都发生过,而且今后还将存在。因此,从长远来看,剽窃和抄袭既是一个法律问题,也是一个道德问题,更是一个文化选择和文化传统问题。波斯纳在其《论剽窃》一书中就说,在很多美国教授看来,在自己的研究生的文章上署名是非常正常的。无他,文化传统耳。而在中国,却已经为此打过不少笔墨官司了。

  对于剽窃和抄袭的追究是中国文化进步的重要表现。打倒剽窃,事实上是表明知识分子开始讲利益,这虽然是传统道统的悲哀,但却是现代法治文化的觉醒。不过,我们必须明确的是,法律肯定不能解决所有的剽窃和抄袭问题,更多对抄袭和剽窃的规范,要靠文化人自觉形成的共同体道德。而在这个过程中,出了注重知识传承体系的严谨外,未必就必须照搬西方的学术规范,何况,就西方国家而言,也并不存在统一的学术规范。对于初学者的创新性要求要与教授们有不同的要求,这才是承认科学规律的、可操作的学术规范,要求本科生、研究生就发表和教授一样创新水平的文章,要求所有的杂志都使用统一的标准,这不仅不利于创新,也不利于知识的传播与学习。毕竟,为什么北京大学是北京大学呢?是因为别人对你有更高的要求而已,而不是你真的就一定比别人强。但是,如果要求国内所有的大学都像国外顶尖、国内著名大学那样,搞所谓的创新,那么,这个创新也一定不是真的,不过是披着学术论文外衣的假创新而已。同样是在波斯纳的书中,他引用了一位教育家的话:“拼合式写作(patchwriting)不应该成为学生受惩罚的理由。”这种宽容是符合教育规律的,也是能够真正促进创新的。在一个国家里,特别是在我们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中,“创造性的模仿”应该和“真正的创新”(英国知识产权委员会报告语)必须要能以某种形式和谐共存。当然,其底线是遵守知识产权法,其手段是应该对于不同领域的科学研究和不同层次的研究人员按照不同的标准来进行规范,还要有能够发表不同创新层次论文的不同类型的杂志。当然,少不了的一点就是,高水平大学的高水平教授的引领作用。

  对于以知识为志业的共同体来说,尽管创新在现在更值得尊崇,但毕竟,在我们广袤的国土上,仍然存在着对知识传播和传承乃至知识保存的强烈渴求,对于多数人来说,仍然很难按照高标准的来衡量其创新水平。教授、传播知识仍然是我们面临的重大历史性任务,因此,当前,形成有乔木、有灌木也有绿地的学术生态最重要,而不是都朝所谓的高水平研究型的大学奋进。更重要的是,学术界要朝着构建尊崇创新、尊重知识的“产权”的学术价值观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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