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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斌:政治动员与社会革命背景下的现代国家构建

——基于中国经验的研究

更新时间:2010-06-22 11:49:09
作者: 李斌  

  以中共党员和积极分子为支点,具有强大的革命群体行动潜能的人际联系网络。

  借助意识形态的宣传劝导和人际联系网络的构建,中国共产党遂有能力激发和组织底层民众展开反抗压迫的群体行动也即斗争性的群众运动,以此推进社会革命。经过政治动员的激励、联络与组织,底层民众被广泛地发动起来,通过群众运动的形式,重塑了乡村社会的政治结构。旧有的权力等级秩序被颠覆,原本居于统治地位的地主士绅集团成为民众的斗争对象,完全丧失了对于民众生活和社会资源的控制权,而中国共产党却在政治动员的过程中逐渐获得了底层民众对其革命领导权威的深切认同,成为乡村社会中新的权力中心。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还有效地借助群众运动,改造了乡村社会的经济与社会结构,重点在于重构乡村土地产权制度,实现“耕者有其田”,并在社会领域打破家族宗法传统的束缚,确立以平等主义为原则的新式家庭婚姻制度,以革命的道德原则取代传统道德观念,发展大众文化教育等。不仅如此,在当时的根据地建设中,政治动员也被用于克服客观条件的限制来发展经济。

  例如著名的延安大生产运动,便采取了以政治动员为手段推动民众展开生产竞赛,展开互助合作的方式,极大地缓解了延安边区的经济困境,此即所谓“延安道路”。[18]

  最后,以上这些由政治动员所推动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变迁与发展,在当时又都服务于同一个中心任务,即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提供尽可能多的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源,及早实现“武装夺取政权”的战略目标。

  事实证明,在与旧国家政权及外国侵略者的抗争中,以政治动员为手段推动社会革命,通过革命战争创建统一、独立的新国家,是一项卓有成效的现代国家构建途径。这一进程当然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中国共产党建党之初,即已开始政治动员的尝试,但由于在成立早期将动员客体定位于城市中人数相对较少的工人,动员的效果并不理想,无力与盘踞在城市中的国内外反革命势力相抗衡,只有在将动员客体转为乡村中数量庞大的无地或少地贫苦农民,并将动员农民参与革命和满足贫苦农民获得土地的利益渴求紧密结合起来之后,才终于推动了宏大的群众运动,将政治动员的革命效果发挥到极致,而旧政权对乡村地区控制力的极度薄弱也为政治动员的广泛开展提供了空间和机会。最终,凭借由政治动员所获得的压倒性的资源优势和社会支持,中国共产党得以在革命战争中战胜旧政权统治者、各路地方军阀以及外国干涉势力,建立起政令高度统一的中央集权型国家,并重新拥有了完整的对外主权,成功地迈出了现代国家构建的关键性一步。

  

  三、革命完成阶段的政治动员与现代国家构建

  

  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中国的现代国家构建仍然在社会革命的背景下进行。概因社会革命乃是政治、经济、社会整体性的结构与制度变迁,并未随着新政权的创立告一段落,而是在全国范围内的社会生活各领域继续展开,直至1956年社会主义制度全面确立为止。故而这一时期亦可被称为社会革命的完成阶段。在此阶段,尽管统一、独立的国家政权业已初步建立,[19]但继续推进社会革命并在社会革命奠定的社会结构与制度框架下展开公共管理的需要还是向中国的现代国家构建提出了更多新的挑战。除了巩固和深化新生国家的主权统一性与独立性外,迅速增强国家的基础性权力以及有效因应民众的政治要求也成为此时现代国家构建的重要内容。为此,已然执掌国家政权的中国共产党采取了多重制度化手段,如为增强国家基础性权力而组建了中央集权的科层化政府组织体系并同时设置了“党管干部”的行政人事制度、中央统收统支的财政制度,为吸纳和回应民众的政治要求而设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等。但是,以上这些制度化的现代国家构建手段并没有完全取代政治动员的地位,后者仍在这一时期的国家公共管理中被频繁而广泛地运用,作为一种权力技术,继续发挥着促进现代国家构建的重要作用。

  政治动员在建国后的延续性运用绝非出于偶然。一方面,政治动员在革命战争时期非常成功,为中国共产党发动民众参与社会革命,继而夺取革命战争胜利并建立新国家作出了极大贡献。这一历史经验给中国共产党人留下了深刻的记忆,甚至固化为强烈的规范性理念。政治动员由此被视为既可有效增强党的领导权威,又能充分体现党的“群众路线”的“一大创造”,[20]因之在建国后继续推进和完成社会革命的背景下,依然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视与推崇。毛泽东当时便强调,“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坚持群众路线,放手发动群众,大搞群众运动”,“什么工作都要搞群众运动,没有群众运动是不行的。”[21]

  在这种情况下,对政治动员的使用呈现出某种路径依赖特征实属必然;另一方面,由于社会革命的彻底性,新生国家政权的正式组织制度都是崭新的事物,在初建之时还不十分成熟和完善,要完全依赖它们汲取并配置资源、控制与整合社会、吸纳和回应民众的政治要求并不现实,而政治动员却是已为中国共产党熟练掌握,又可同时应对现代国家构建面临的各项挑战的一项较为成熟的权力技术,故而起到了补充甚至部分替代正式制度的作用;再者,新政权的权威合法性很大程度上来自于民众意识形态层面的道义认同,而政治动员在塑造社会认同方面亦有其他制度化手段不可比拟的优势,自然会在亟需深化政权合法性的建国初期受到青睐。值得指出的是,与建国前相比,建国后政治动员的构成要素虽依然如故,但是由于中国共产党此时已居于公共生活的领导地位,在政治动员中能够利用更多的舆论工具进行宣传劝导,以及利用更强的组织手段构建人际联系网络,因此其所能激发的群众运动的规模和有效性都比以往有所增强,从而在现代国家构建的三大主题上同时产生出较为显著的增益效果。

  在国家主权统一性与独立性的巩固方面,政治动员前期已然通过推动革命战争的方式,清除了中国大陆上能够危及国家主权统一性的主要敌对势力。而在建国后,中国共产党又通过镇反运动、土地改革运动等政治动员,进一步肃清了其他残留的敌对分子及其经济社会基础,将大陆内部对国家主权统一性的威胁减少到最低程度。再者,从建国初期的社会心态来看,普通民众对旧政权失望已极,对新生国家抱有强烈期待,却并不是所有人都完全清楚和理解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及其领导国家政权所从事的社会主义事业,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对新生国家的合法性形成掣肘。建国初期的历次政治动员遂在宣传劝导上有针对性地融入了一些共同的意识形态元素: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的必然性与必要性、民众参与国家公共生活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主人翁意识、集体主义价值观及其指导下的爱国主义精神。

  这些意识形态元素皆旨在提升民众的国家共同体意识以及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生国家的道义认同和心理支持,不仅能够起到增进新生国家在国内的主权统一性和合法性作用,而且在某些时候,还会对国家主权外在独立的维护产生直接助益,其最为典型的反映即是抗美援朝运动。这次政治动员以“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为主题,通过精心布置的宣传劝导和人际联系网络构建,塑造了民众的国家观念,激发了民众的爱国热情,继而促成了广泛的爱国群众运动。周恩来曾指出,抗美援朝运动“动员的深入、爱国主义的发扬,超过了过去任何反帝国主义运动,这是一个空前的、大规模的、全国性的领导与群众结合的运动,它的力量将是不可打破的。”[22]

  在抗美援朝运动的动员中所获得的巨大人力、物力资源则又实际支持了抗美援朝战争,让新生的国家有能力以弱胜强,捍卫了新中国的国家利益和主权独立。

  在国家基础性权力的强化方面,政治动员的贡献同样不可小觑。建国以后,新生国家政权迫切需要增强国家基础性权力,深入控制经济资源和社会活动,以此“有规划”地推进新中国的革命与建设。而在当时政府科层制尚未完善的情况下,政治动员顺理成章地成为了国家基础性权力的重要强化手段。以土地改革运动为例,就有资源控制和社会控制的双重功效。土改运动虽以实现“耕者有其田”为直接目的,但通过动员民众废止地主土地所有制,按人口均分土地,国家实际上已然掌握了乡村土地的产权构造与再分配权,为国家接下来对农业资源实施的产权直接控制与大规模汲取提供了条件。与此同时,在社会控制上,土地改革运动也借助阶级关系的重塑、群众组织的建构和新政治精英的遴选,按照党和国家的意志塑造了新的乡村社会结构,“将乡村社会的绝大多数成员直接纳入国家权力体系,形成了广泛的组织网络并全面而有效地控制了乡村社会,使国家权力第一次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乡村社会治理”。[23]

  再如社会主义农业合作化运动,则是以走社会主义集体合作道路为号召,动员个体农民将土地和其他主要生产资料归并入农业合作社,后者在性质上又是“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的组织”,[24]再与粮食统购统销制度相配合,即令国家政权迅速而全面地取得了占有和配置乡村经济资源的基础性权力。在城市中展开的政治动员的作用与此相类似。从社会控制上看,建国伊始,中国共产党即领导国家政权在城市发动了禁毒、禁娼、禁赌运动,利用国家政权主导,群众广泛参与的动员方式,很快清除了这些曾长期流行的社会丑恶现象,使社会面貌焕然一新,随后又相继发动“三反”、“五反”运动,严厉打击了官僚腐败分子和不法资本家破坏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失范行为。以上这些政治动员都极大地深化了国家对城市社会的纵向统合;从资源控制上看,对于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亦让国家全面掌握了城市经济资源的占有和配置权,为在城市经济领域自上而下地推行指令性计划经济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在民众政治要求的有效因应方面,政治动员的功用需要被辩证地看待。建国初期开展的政治动员,其主要功用无疑是被当作一种权力技术,用以贯彻、实现党和国家的权威意志。但是政治动员所体现的权威意志并不一定就会排斥动员客体的利益要求。相反,建国初期很多政治动员之所以收效显著,恰恰在于这些政治动员能够在宣传劝导、人际联系网络建构以至组织群众运动的过程中,将动员主体与客体各自的利益要求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取得了同时满足主客体利益的理想效果,而这也显然符合有效因应民众政治要求的现代国家构建之需要。以土地改革运动为例,它在实现消灭地主土地所有制,重塑乡村经济社会结构的国家目的的同时,也极大地满足了无地少地农民对土地的渴求。

  即如美国学者迈斯纳在评价土地改革运动时所言:“贫农和无地农民直接从对几乎占全国一半的可耕地的征收和重新分配中获得了好处。佃农和雇农现在有了可供自己耕作的土地。而最穷的雇农还得到一份额外的土地,并通常是最好的土地。”[25]再如,社会主义农业合作化运动之所以能在短时间内完成,同样与党和国家在政治动员中采取了向主动入社的农户和先行合作社提供贷款、技术和粮食统购额度等方面的政策优惠以换取农民的积极响应与支持有关。[26]

  由此视之,我们可以将政治动员视作国家为民众创造的一种特殊的政治参与渠道,“尽管运动是自上而下发动的,但群众依然可以利用运动提供的机会,表达自己的情绪和意愿”,[27]民众那些与政治动员主题相契合的利益要求亦能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新生国家的回应与满足,而这又将有助于提升新生国家在民众中的合法性认同与支持度。

  

  四、简要的结论

  

  随着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的结束,中国的社会革命基本达成了各项主要目标,而在政治动员的有力推动下,中国的现代国家构建也初步取得了成功,新生国家自此有能力在统一、独立的主权基础上,牢固掌控经济、社会各领域的资源与活动,领导民众全面展开社会主义建设,同时有效因应、疏导民众的政治要求,继而将之转化成为对新生国家的合法性支持。综合以上各节分析,我们有理由断言,在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的过程中,特别是其以社会革命为背景的特定阶段,政治动员发挥了关键性的甚至是难以替代的促动作用,这也使得中国的现代国家构建具有了很多值得研究的新特点,成为堪与欧洲现代国家构建进行比较分析的重要范型。

  当然,就现代国家构建的成功要件论,仅依靠制度化水平较低,周期性特征明显又偏重于激发群众运动的政治动员是远远不够的。现代国家构建成果的巩固及其进一步的优化和完善,还需要政府科层制和代议民主制等其他更为理性、稳定、有序与规范化的制度手段的支持。在度过“破旧立新”的社会革命阶段后,现代国家构建的重心理应更多地放在相关正式制度的创新、发展和完善上。(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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