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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若建:权力与人性:大跃进时期公共食堂研究

更新时间:2010-06-21 20:10:52
作者: 李若建  

  

  [内容提要]本文分析了不同利益群体在大跃进公共食堂中的行为,指出了向上负责而不是向下负责的权力模式和缺乏制衡是导致困难时期悲剧发生的主要原因之一,但是在公共食堂这一问题上,人的良知与欲望的冲突,个人的价值取向,特别是利己的价值取向也是导致悲剧发生的重要因素。

  

  Abstract:This paper analyses the actions of different interest groups in the public canteens dur-ing the Great Leap Forward Movement. It aims to point out that the bottom-up (rather than top-down) responsibility system and the lack of power check are the main causes that finally lead to the tragedy of that period. Another main cause is the conflict between conscience and desire, or between collective ethics and egoistic values.

  

  大跃进是一个复杂的历史事件,今天要对其过程与结果进行准确的描述还不容易做到,更加困难的是对事件成因进行分析和对历史作出合理评价。回顾大跃进与困难时期,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事实,就是大跃进的破坏程度与灾难性后果在各地区的差别非常大。这种地区差异是如何造成的,值得深思。中央的政策在各地的贯彻落实程度不同,在各地被扭曲的程度也不同,导致这种不同的就是各地的官员与民众,然而在官员与民众行为的背后则是人与制度的因素。为了深入研究这段历史,有必要把视角从宏观的角度下降到更加微观具体的层次。

  

  大跃进时期的公共食堂已经烟消云散,留下的是回忆,也有些地方当年的食堂遗址成为地名{1},但是通过这一事件却可以得出不少有益的启示。对于公共食堂这一问题,已经有不少回忆录和一些研究文献,这些研究基本上分成两类:一是对公共食堂产生与消失的历史回顾以及对领导层决策的描述;二是关于公共食堂的粮食消费对困难时期饥荒的影响{2}。有的研究则认为,党员少的地区,更加热衷于推行大跃进,{3}这一观点涉及到人为了向上的社会流动,而表现自己的本性。本文并非全面研究公共食堂,只是尝试从另一个角度去分析公共食堂的产生与消失,分析的前提是,公共食堂这一事物本身并不会产生饥荒,产生饥荒的原因是在围绕着食堂的制度与人上体现的。制度主要体现在权力结构与权力的运用上,人则主要体现在人性上。

  

  一、为什么以公共食堂为研究平台

  

  大跃进时代各种新事物很多,这些新事物大体上可以分成几种:第一种是不得不做的事情,比如建立人民公社;第二种是上级希望做,但是没有明确规定的事情,公共食堂基本上属于这种情况;第三种是下级为了表明功绩的创造,如各地的“放高产卫星”。对第一种事物,当事者无法回避,不管内心感受如何,公开反对的极少。对第三种事物往往只是少数投机者热心,大部分人属于跟随。对第二种事物则是考验人的尺度,也是衡量一个体制的尺度。

  

  选择围绕着公共食堂的人与群体的行为差异作剖析对象,主要是基于几方面考虑:

  

  首先是中央从来没有明确规定要办公共食堂,这一点与粮食征购的硬性规定不同,地方官员有一定的伸缩空间。在最早的作为示范性质的七里营人民公社的章程中,提出生活集体化,以生产单位建立全民食堂。{4}另一个典型是,嵖岈山人民公社章程中也提到公社要组织公共食堂。{5}但是在1958年8月的《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中,没有要求一定建立公共食堂。在同年12月中共八届六中全会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中,只是提出“要办好公共食堂”,并没有说一定要办食堂。

  

  第二是毛泽东本人对公共食堂特别赏识,但是毛泽东对公共食堂的表态并不太早。根据笔者所见的资料,在1958年初,毛泽东主要是和中央领导层谈论共产主义的乌托邦思想,有关公共食堂的设想,主要是通过刘少奇等人传播出来的。{6}到了人民公社化高潮后,毛泽东才开始大力鼓吹公共食堂。在中共中央八届八中全会上,亲自为《三国志·张鲁传》作注,发给与会者。张鲁的五斗米道是:“置义舍,……又置义米肉,悬于义舍,行路者量腹取足,若过多,鬼道辄病之。”1958年12月7日,毛泽东写道,张鲁的道路上饭铺吃饭不要钱是开了人民公社食堂的先河,{7}这说明了毛泽东把《三国志·张鲁传》发给与会者的动机。毛泽东在1958年9月视察一个公社的谈话可作进一步印证,他说:“吃饭不要钱,既然在一个公社可以办到,其他有条件的社也可以办到。既然吃饭不要钱,将来穿衣服也就可以不要钱了”。{8}毛泽东的态度让各级官员有了投其所好的动机。1959年庐山会议后不久,毛泽东在8月亲自为湖南省平江县的部分食堂散伙又恢复的情况写批语,他说,“某些食堂可以一风吹掉,但是总有一部分人,乃至大部分人,又要办起来。”{9}

  

  就是在大跃进时期比较“激进”的一些地区,在政府的正式文件中也没有把参加食堂

  列为非要不可的事情。例如1959年四川省委对办食堂也只是提“积极办好”,而且“实行自愿原则”。{10}

  

  第三是公共食堂涉及到几乎每一个农民,涉及到绝大部分基层干部,很少人能够置身事外,对每个人都是一场考验。而实际上并非所有农民一开始就反对建立公共食堂,至少一些单身汉、子女多劳力少的家庭、缺乏粮食的家庭是欢迎公共食堂的。{11}

  

  总而言之,公共食堂是一个在当年涉及面广,而且是可以有所选择的事物。在这个事物面前,相关的每个人面临着理想、良心、道德和人格的考验。然而在当时的体制下,受到制度的约束,个人又往往不可能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因此上演了一幕幕悲欢离合的历史。

  

  二、公共食堂的产生与消亡

  

  公共食堂是农业合作化的产物。它并非是大跃进时期才有的,也不是在大跃进后就消失了。自从农村合作化以后,在农忙时节为了方便农民及时、及早出工,就有临时性的公共食堂出现,{12}在大跃进结束后,这种临时性的公共食堂在农村依然存在。因此要指出的是,本文中的“公共食堂”专门指的是在大跃进和困难时期,以供给制为标志的,隶属于农村人民公社和城市人民公社的集体食堂。对于一些带有商业经营性质和单位福利性质的食堂,并不在本文讨论的范围内。

  

  大跃进时期的公共食堂发展有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人民公社初期。在大跃进初期,公共食堂在许多地方出现,并且得到《人民日报》的支持和宣传,但是没有遍及全国。{13}1958年8月中共中央的《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公布后,受到河南省人民公社模式的引导,在100多天的时间内全国农村办起公共食堂265万个,在食堂吃饭的农民达到90%;随后纷纷倒闭。比如河北省,到1959年5月,72%的食堂倒闭,至同年8月仅剩下8%。{14}在这一阶段中,公共食堂的弊病基本暴露无遗,因此各种类型的人对食堂的态度也基本体现出来。

  

  第二阶段是庐山会议反右倾以后。1959年8月的庐山会议上,毛泽东严厉批判解散公共食堂,会议以后全国开始批判“右倾机会主义”,原先解散食堂的干部纷纷下台,各地恢复食堂,到1959年底,全国农村公共食堂有392万个。这一阶段,很少有人胆敢公开反对公共食堂。一直到1960年11月《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中,还提出公共食堂的制度必须坚持,但是允许在北方严寒季节可以各户临时分散做饭。

  

  第三阶段是城市人民公社时期。城市人民公社最早出现在1958年,一些城市居民受农村人民公社的影响,自发组织起一些人民公社,1958年底中共中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中,提出城市人民公社试验,1960年发展到一个极点。1960年3月《中共中央关于城市人民公社问题的批示》可以说是把城市人民公社发展推向高潮,但是好景不长,到同年9月份就提出要整顿巩固城市人民公社。实际上,1960年的大跃进运动已经是强弩之末,城市人民公社也就很快草草收场。

  

  1960年初,城市人民公社和街道举办的食堂有50311个,就餐人数522万人,占城市人口的7.8%。{15}由此可见,城市人民公社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就餐人员上,与农村完全不可比拟,而且是昙花一现,影响不大。但是一些城市食堂问题的严重程度,不亚于农村。{16}

  第四个阶段,解散公共食堂。1961年3月至6月间,各地开始解散食堂。1961年6月制定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规定,办不办食堂,完全由社员讨论,社员口粮分配到户。实际上毛泽东对食堂的态度发生转变,内心反对食堂的各级官员积极推动解散食堂,由此公共食堂彻底解散。

  

  

  三、社会各阶层的反应

  

  大跃进对整个国家来说是一场灾难,但是对不同阶层,特别是对不同的人来说,并不一定是灾难。和大跃进的其他新事物一样,各阶层出于不同的利益有不同的反应,在同一阶层内部反应的差异也非常大。表1是当时各阶层对公共食堂的影响能力与利益关系情况,从中可以看出:与自己生存密切相关的阶层没有权力决定自己的命运,而有权力影响食堂的阶层,食堂并不影响其生存,而是影响其政治发展。

  

  在这几个阶层中,各级官员和基层干部都可以使得政策发生变化。同一阶层内部的不同人,在执行政策上的差异,可能挽救大量人命,也可能导致大规模死亡。在高、中级官员中,没有什么人因为饥荒死亡的,基层干部的情况比较复杂,有少量人员受到饥荒影响较大。食堂人员并没有权力制定政策,但是可以通过工作便利得到粮食上的好处,这一点在饥荒时期特别重要。而对于利益相关的民众来说,食堂与他们的生存紧密联系,但是他们却没有多少权力影响政策和执行政策。

  

  

  

  

  (一)高级官员。

  

  大跃进过程中,高级官员,特别是省级主要官员,他们的态度对公共食堂影响很大,对其管辖领域的损失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发生大量人口死亡的地区,往往是省级主要官员有重大过失的地区。然而办不办食堂并不影响他们的生命,主要的影响是他们的仕途,因此他们对公共食堂的态度取决于个人的价值观念和人品。

  

  表2是一个不完整的资料汇总,如果以在食堂中吃饭的农民所占比重为指标,大体上可以分成几类地区:一是1959年比1958年大幅度下降的,二是1959年与1958年大体上相当的,三是1959年反而比1958年上升的。后两类地区,如安徽、河南、云南等地均是人口损失惨重的地区。当然表2中仅有8个省份的可比资料,代表性有待深入分析。不过就这些地区而言,省委领导在1959年后对公共食堂的态度与饥荒严重程度有关。

  

  

  

  资料来源:

  

  (1)1958年河北省资料来自《大锅饭:公共食堂始末》,广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73页,数值为占农业人口的比重。

  (2)1958年山西省资料来自《当代中国山西(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114页,数值为占农户的比重。

  (3)1958年安徽省资料来自《当代中国安徽(上)》,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第79页,数值为占农户的比重。

  (4)1958年河南省资料来自《当代中国河南(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128页,数值为占农村人口的比重。

  (5)1958年云南省资料来自《当代中国云南(上)》,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第144页,数值为1200万人,折算为占农业人口的比重。

  (6)1958年陕西省资料来自《当代中国陕西(上)》,当代中国出版社,(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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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zheny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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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0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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