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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奥乔·阿甘本:什么是范式?

更新时间:2010-06-19 18:25:43
作者: 吉奥乔·阿甘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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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的研究过程中,我已经就某些形象写了许多,如牲人,穆斯林人,例外状态和集中营。尽管这些都是现实的历史现象,但我是把它们当作范式来处理的,其角色和功用在于构成某种更加广阔的历史-问题式语境并使之在智识上可以理解。因为这种研究进路已经引起了一些误解,尤其是对那些或多或少出于善意认为我的意图是提供纯粹的史料学主题或史料学重构的人而言,这里我必须停下来对哲学和人文科学中范式之使用的意义与功能进行反思。

  

  福柯在他的著作中经常使用“范式”这个词,尽管他从未为它给出精确的定义。尽管如此,在《知识考古学》及其后的作品中,为区别其探究的对象与历史学科的研究对象,福柯用像“积极性(positivity)”,“问题化(problematization)”,“论述型构/话语形构(discursive formation)”,“装置(apparatus)”以及更普遍地,“知识(knowledge)”那样的术语来命名他研究的那些对象。在1978年五月于法国哲学协会(Société Française de Philosophie)的讲座上,他这样定义“知识”:“知识(savoir)这个词的使用……涉及在某个给定的时间点和某个特定的领域中被接受的认识(connaissance)的所有程序和(产生的)一切效果。”为澄清知识概念与权力概念之间的必然联系,福柯加上了这些评论:“因为没有什么能够作为知识的要素而存在,如果一方面,它不符合,比如说,某个给定时期的给定的科学话语类型的特征性的法则与限制集合的话,以及如果,另一方面,它不具备为科学上有效或仅仅是理性的或得到普遍接受的东西所特有的威迫(coercion)或仅仅是刺激(incentive)的话。”[1]

  

  正如其他人已经指出的那样,这些概念类似于托马斯·S.库恩在他的著作《科学革命的结构》中引进的“科学范式”的观念。比如说,休伯特·德雷福斯(Hubert L.Dreyfus)和保罗·拉比诺(Paul Rabinow)已经指出,尽管福柯从未使范式的功能主题化,“但他当前的著作显然遵循使用这些洞见的航线,如果不是这些词语本身的话。现在他通过对作为范式之历史表达的话语的描绘,继续前进并趋近某种方式上深刻依赖于对社会范式及其实践上的应用的孤立和描述的分析。”[2]

  

  然而福柯,宣称自己在完成《事物的次序》(即《词与物》)后才读到库恩那本“令人赞赏的权威性”著作的他,却几乎没有提到这本书,甚至看起来还刻意保持与库恩之间的距离(使自己远离库恩)。[3]在1978年为乔治·康吉兰(Georges Canguilhem)的著作《正常与病变》(The Noemal and the Pathological)美国版所撰写的导论中,福柯写道:“这种规范不能被认同为某个神学的结构或某种现实的范式,因为今天的科学真理本身只是它的一个片断——我们最多能说有限的(一个部分)。人们能否返回过去并有效地追溯其历史,并不取决于某种T.S.库恩意义上的‘规范科学’:而是要重新发现‘规范’的进程,而关于这种进程的实际知识,只是其中的片刻而已。”[4]

  

  因此首先对这两种不同方法之间的类似之处是否并不相当于不同的问题、策略和调查以及福柯考古学的“范式”是否不仅仅是某种标志科学革命出现的东西——根据库恩——的同音异义词进行反思,是必要的。

  

  

  2

  

  

  库恩承认他在两个不同的意义上使用“范式”这个概念。[5]“范式”的第一个意义——库恩提议用“学科基质(disciplinary matrix)”这个术语来取代这个意义上的“范式”——指的是某个特定科学共同体的共有物(common possessions),也即,群体成员或多或少有意识地坚持的那些技术、模型和价值的集合。第二个意义指的是这个集合中的一个单一的元素,比如艾萨克·牛顿的《原理》(Principia)或托勒密的《天文学大成》(Almagest),这种元素起到了通例(common example)的作用并因此而取代明示的法则并使某个特定而自洽的研究传统得以形成。

  

  在库恩阐释卢德维克·弗莱克的“思维样式/思想风格(thought style, Denkstil)”概念以及在某个“思想集体(thought collective, Denkkollektiv)”内中肯(pertinent)与不中肯的东西之间的区别的时候,他力图通过范式的概念,来检视使规范科学,也即,一种有能力在特定的共同体中决定问题是否科学的科学的构成成为可能的那种东西。规范科学并不意味着某种为精确和自洽的法则系统所统治的科学。相反,如果法则源于范式的话,那么,范式就能够——甚至在法则缺席的情况下——“决定规范科学”。[6]这就是范式概念的第二个意义,库恩认为,这种意义是“最新颖的:”[7]范式只是一个例子,一个个案,通过它的可重复性来获得依照惯例充当科学家的行为和研究实践之模范的能力。这样,范式的绝对统治就取代了被理解为科学性总则(canon)的法则之帝国;法则的普世逻辑也就为例子的特定而非凡的逻辑所取代。一个旧的范式为一个先前范式不能再与之比肩的新范式所取代的时候时,根据库恩的说法,(这时)也就发生了一场科学革命。

  

  

  3

  

  

  福柯一直力图放弃传统的权力分析,这种分析既基于司法和制度的模式,也基于普世的范畴(法律,国家,主权理论)。相反,他聚焦于具体的机制,通过这些机制,权力渗透到主体/臣民的身体并以此来治理他们(多种多样)的生命形式。这里,与库恩范式的类似看起来找到了一个重要的证据。就像库恩把构成规范科学的法则之认同及检视防到一边,以便聚焦与决定科学家行为的范式那样,福柯质疑了权力理论的司法模式的传统的首要性,为的是凸显多样的规训和政治技术,通过这些规训和治理的技术,国家把对个体生命的关注并入它的界限。也正如库恩使规范科学与界定这种科学的法则系统分离那样,福柯也经常区分“规范化/正常化”——它以规训的权力为特征——与法律程序的司法系统。

  

  如果这两种方法的接近看起来还算清楚的话,那么,在谈到库恩的著作时福柯为什么要保持沉默以及看起来在《知识考古学》中谨慎地避开“范式”术语的使用就更加神秘了。当然,福柯沉默的原因可能是个人的。在给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他责备福柯没有提到库恩的名字——的回复中,福柯解释道,他直到完成《事物的秩序》后才读到库恩的著作并补充道:“因此我并没有引用库恩,但我确实引用了那位塑造并激发库恩思想的科学历史学家:乔治·康吉兰。”[8]

  

  这个陈述是令人震惊的,至少可以这么说,因为库恩,确实在《科学革命的结构》的前言中承认他要对两位法国的知识学家,亚历山大·柯瓦雷(Alexandre Koyré)和埃米尔·梅耶松(Émile Meyerson)表示感谢,但他却不曾在书中提到康吉兰的名字。既然福柯必然言有所指,也许是他与康吉兰的亲密关系,促使他为此无礼而报复库恩。然而,就算福柯没有超越对个人怨恨的执念,单是这样,也不能解释他对库恩的沉默。

  

  

  4

  

  

  对福柯的作品进行更加细致的阅读,我们会发现,甚至在不提这位美国知识学家的情况下,福柯也不止一次地抓住了库恩的范式概念。在福柯1976年与阿莱桑德罗·冯塔纳(Alessandro Fontana)和帕斯夸里·帕斯奎诺(Pasquale Pasquino)的访谈《真理与权力》中,在回答一个与不连续性(discontinuity)的问题的时候,他清楚地把他“论述政制(discursive regime,或译话语机制,话语罗网)”的概念与范式的概念对立起来:

  

  这样,它就不是内容的变化(以往的错误的辩驳,古老的真理的复原),也不是理论形式的变化(某种范式的更新,系统组合[systematic ensembles]的变更/修正[modification])。这是一个什么在治理(governs)陈述,以及这些尘世以何种方式相互治理以构建一组在科学上可被接受并因此而能够为科学程序所证实或证伪的命题和主张。简言之,这里存在一个政制的问题,也即,科学陈述的政治问题。在这个层面上说,与其说问题是何种外在的力量把自己强加到科学身上,不如说,问题在于,权力在科学陈述间散布的影响与效果为何,某种程度上说,构成这些科学陈述的内部权力政制为何,以及何以且为何在一些特定的时刻,这种政制会经历全球性的变更。[9]

  

  稍后,在谈到《事物的次序》的时候,他坚持话语政制(一种本真的政治现象)和范式(科学真理的一个标准)之间的距离:“这里缺乏的,就是这个‘话语政制’的,为陈述的游戏所特有的权力效果的问题。我过分地把它混同于系统性(systematicity),理论的形式,或某种类似范式的东西。”[10]接下来,在某个地方,福柯确实承认这种与库恩范式的接近;但这种接近并非某种实际上的亲和力的产生的效果,相反,它是某种混同的结果。对福柯来说,决定性的,是范式从认识论向政治的运动,是范式向陈述和话语政制的政治学平台的转变,在这个平台上,它倒不太是被思虑为“内部的权力政制”的“理论形式的变化”,而这种“内部的权力政制”,决定了陈述相互治理以构成某种组合的方式。

  

  从这个角度来看,这点是很清楚的:甚至在福柯没有点名道姓地在《知识考古学》中提到这些东西的时候,他也经常准备好在他自己的研究主题和库恩的范式之间作出区分。对福柯来说,话语形成并没有

  

  在时间中某个给定的时刻定义知识的状态:话语的形成并没有为那些,从那时候起,就被证明为真并对确切取得的知识状态进行假设的东西,以及那些,另一方面,无需证据或足够的证明就被接受,或那些被接受为公共的信念或某种为想象的力量所要求的信念的东西拟定清单。分析实证性(positivities)就是展示根据这类实证性,一种话语实践可用成组的客体,宣言(enunciations),概念或理论的选择形成的法则。[11]

  

  再稍后不久,福柯描述了某种看起来与库恩的范式一致,但他更喜欢称之为“认识论的形态(epistemological figures)”或“认识论化的界限(thresholds of epistemologization)”。因此,他写道:“当话语形成处于运作中,陈述群得到结合/表达,声称证实(甚至是不成功地)证明和自洽原则的时候,当它(陈述群)对知识行使支配功能(作为一种模式,一种批判或一种证实)的时候,我们就说,话语形成越过了认识论化的界限。当以此方式得到表达的认识论的形态服从许多形式标准的时候……”[12]

  

  术语的变化不仅是形式的:以与《知识考古学》前设完全一致的方式,福柯把注意力从使与主体(某个科学共同体的成员)有关的规范科学之构成成为可能的标准,转移到独立于一切对主体(“陈述群得到结合/表达”,“认识论的形态以此方式得到表达”)的指涉的“陈述群”和“形态”的纯粹事件(occurrence)之上。而在一个关于科学史的不同类型的提议中,当福柯定义他自己的知识型(episteme)概念的时候,问题不再是定义类似某种世界观或某种把普遍的假定和规范强加于主体之上的思维结构的问题。相反,知识型是“在一给定时期统一引起认识论的形态,科学以及可能形式化的系统的话语实践的诸种关系的总体集合。”[13]不想库恩的范式,知识型并没有定义在一既定时期的只是为何,但事实上显而易见的是,一种给定的话语或知识的形态是存在的:“在科学话语之谜中,知识型分析质疑的并不是它成为科学的权利,而是它存在这个事实。”[14]

  

  《知识考古学》被读作历史书写的非连续性(historiograghical discontinuity)的宣言。无论这种描述是否正确(福柯多次对此提出质疑),确定的是,在这本书中,福柯看起来最感兴趣的是,在“形态”和序列的实证性存在中,使文本和群组分类的构成成为可能的那些东西。他感兴趣的只是,这些文本与一种完全独特的认识论模式一致出现,这种认识论模式既不与那些在历史研究中得到普遍接受的模式相符,也不与库恩的范式们契合——因此,(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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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九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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