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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奥乔·阿甘本:什么是范式?

更新时间:2010-06-19 18:25:43
作者: 吉奥乔·阿甘本  

  我们可以说,范式引起一场从特殊到特殊的运动,在不抛弃独特性的同时,把一切独特的案例变成某种普遍法则的一个范例,而这种法则,永远不可能得到先验的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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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7年,维克托·戈德施米特(Victor Goldschmidt),一位福柯看起来也知道且尊敬的作者,出版了《柏拉图哲学辩证中的范例》(Le paradigme dans la dialectique platonicienne,paradigme这个词即“范式”,考虑到对柏拉图文本的忠实,这里仍译作范例,在后面的分析中,paradigme一律译为“范式”,examplar则一律译为“范例”。——中译注)。就像在这位杰出哲学史家的作品中经常发生的那样,这对一个显然是边缘的问题——柏拉图辩证中范例的使用——的检视,从新的角度对柏拉图思想的整体进行了理解,特别是理念与可感物之间的联系,而范式,则被揭示为这种联系的技术性表达。惹尔日·罗迪埃(Georges Rodier)已经观察到,有时,理念在对话中,对可感的客体来说,起到了范式的作用,但同时在其他时候,可感的客体则被呈现为理念的范式。如果在《欧迪弗罗篇/游叙弗伦》(Euthyphro)中,敬神/敬虔的理念为理解相关的可感客体而被当作范式来使用;相反,在《政治家》(Statesman)中,可感的范式——编织——则通往对理念的理解。为了解释范例何以能够生产知识,柏拉图在这里引用了儿童能够在不同的字词中认出音节来作“为范式(服务)的范式”:“当一个实体——一个在另一个实体中的有别且与之分离(separated)[diespasmenōi; 这个希腊术语有“撕裂(torn)”,“割裂(lacerated)”的意思]的某物中能够被找到的实体——得到正确的判断并被承认为同一物,且二者彼此已然重新连接(这个事实)生成一种既与其中每一个相关又(同时)与二者相关的真实且独特的意见的时候,一个范式就生成了。”[21]

  

  在对这个定义进行评论的时候,戈德施米特表明,在这里,看起来存在一个矛盾的结构,既是可感的又是精神的(mental),这个结构,戈德施密特称之为“元素-形式(element-form)”。[22]换言之,即使它是一个独特可感的现象,范式也以某种方式包含着理型(eidos),即那个有待界定的形式。它不是一个在两个不同的地方在场的,单纯可感的元素,相反,范式是某种类似于可感物与精神,元素与形式之间的关系的东西(“范式性的元素本身就是一种关系”)。[23]正如在回忆——柏拉图常把回忆当作一个知识的范式来使用——(的案例)中,可感的现象被置入与自身的非可感的联系,并以这样的方式在他者中(得到)重新-认识(re-cognized)那样,在范式中,问题不是证实某种特定的可感的相似性(likeness),问题在于,借助某种运作来生产这种相似性。出于这个原因,范式绝不是既定(已经给定)的,相反,它是通过“并列/放在一起(placing alongside)”,“结为一体(conjoining together)”且首先通过“显示(showing)”和“暴露(exposing)”(paraballontas…paratithemena…endeiknynai…deichthēi…deichthenta)而被生成和生产(paradeigmatos…genesis; paradeigmata…gignomena)出来的。[24]范式关系不仅仅发生在可感客体之间或这些客体与某个普遍的法则之间;相反,它发生在某种独特性(这种独特性因此而成为一个范式)及其阐释/暴露(其可理解性)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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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想语法范例这个相关的简单案例。语法只有通过例证的实践,借助语言上的范例才能构成并陈述其法则。但界定语法实践的语言的用法是什么?语法的范例又是如何生成的?让我们来看拉丁语法中说明名词词形变化的那些范式。通过其示范性的展示(rosa, ros-ae, ros-ae, ros-am…),“rose”这个术语的标准的用法及其外延特征遭到了悬置。因此,这个术语也就使“第一格阴性名词”这个词群的构成和可理解性成为可能,而“rose”这个词,即使这个词群的一部分,又是这个词群的一个范式。这里关键的问题在于指涉与规范用法的悬置。如果,为了解释定义行为句种类的法则,语言学家说出“我发誓”的例子的话,那么,显然,这个语段并不被理解为真正的誓言的讲述。要具备作为一个范例来行动的能力,语段必须停用其规范的功能(就必须使语段的规范功能悬置),但是,正因为非功能和悬置,它才能展示语段是如何运作的并能够使(相关的)法则得到陈述。现在,如果我们自问法则能否应用于这个范例的话,要作出回答并不那么容易。事实上,范例被排除在法则之外,这不是因为它不属于规范的案例,相反,这好似因为,它展示了它对规范案例的归属。那么,范例,也就是例外的对称的反面(symmetrical opposition):在例外通过被排除而被包含的时候,范例通过展示其被包含(的状态)而被排除出去。无论如何,通过这样的方式,根据希腊术语的认识论意义,范例(也就是范式)“在身旁/在身外(beside itself)”(para-deiknymi)同时显示了自身的可理解性和它构成的那个门类的可理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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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柏拉图那里,范式在辨证中有自己的位置,而辨证,通过接合/表达智性与感性次序之间的关系而使知识成为可能。“这两种次序之间的关系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构想:作为一种(摹本[copy]与样板[model]之间的)相似关系,或作为一种比例(proportion)的关系。”[25](对)这些概念中的每一个,根据戈德施密特,都有某种对应的辩证程序存在:对前者来说,是回忆(柏拉图在《美诺篇》[Meno]和《泰阿泰德篇》[Theatetus]中对此作出了定义);对后者来说,则是范式,而这,在《智者篇》(Sophist)和《政治家》中得到了讨论。继续戈德施密特的分析,现在,我们必须尝试理解辩证中范式的特定意义与功能。在被理解为(对)范式方法的阐述/暴露的时候,《理想国》第六卷那整个(关于)辩证的棘手讨论也就变得一清二楚了。[26]柏拉图区分了在科学的出现(emergence)中的两个阶段或时刻——科学被表征围殴一条直线上两个连续的部分。前一个部分,定义了“研究几何学、算学以及这一类学问的人”的程序,这一部分科学,把探究建立在假设的基础之上。这部分科学预设(这是希腊术语hypothesis的含义,这个词源自hypotithēmi,“我把它放到下面当作基础”)了一些被视作已知原则的给定/已知事物(givens),这些一直事物的明证性无需解释。第二部分则属于辩证:“在这里假设不是被用作第一原则(first principles)[archai,本原],而是真的被当作假设来使用——即,被用作(认识)出发的垫脚石(stepping stones,),使之能够抵达非假设的(unhypothetical)[anypotheton]万物的第一原则。在触及这个原则之后,在坚持随此原则而来的一切的同时,它又下降到结论,在这过程中,它不使用任何可感的事物,而只用理念本身,从一个理念向另一个理念移动,且最后以理念告终。”[27]

  

  把假设(预设)当作假设而非原则来使用,这意味着什么?不被预设却如此暴露的假设又是什么?如果我们回想,范式的可认识性(knowability)从来就不是假设的,相反,它特定的运作(方式)就在于悬置和解除(deactivating)其经验给定的活力,以便仅仅展示出一种可理解性的话,那么,把假设当作假设,就意味着把它们当作范式(来使用)。

  

  这里,亚里士多德和现代评注家都观察到的难题——在柏拉图那里理念是可感物的范式而可感物又是理念的范式——得到了解决。理念不是为可感物所预设的或与可感物相契的另一种存在:它就是被思虑为范式的可感物——也就是说,理念,就在可感物可理解性的中介(medium)之中。这就是为什么柏拉图能够陈述,甚至像艺术那样的辩证,也是从假设开始的(ex hypotheseōs iousa),[28]但与(第一种科学)不同的是,它把假设当作假设而不是原则。换句话说,辩证把假设当作范式来使用。非-假设之物——辩证能够接近/进入它们——首先是为可感物范式性的使用所开启的。我们正应当在这个意义上理解后面的篇什,在那里,辩证的方法被定义为“去掉假设”:“辩证法是唯一一种以此方式行进的方法,去掉假设[tas hypotheseis anairousa]同时企及第一原则本身。”[29]Anaireō,就像其对应的拉丁术语tollere(以及德语的aufheben,黑格尔把它放到自己辩证法的中心),兼具“取、拿(to take)”,“提升,拔高(to raise)”,“带走,移除(to take away)”,“抹除,消灭(eliminate)”之意。正如先前指出的那样,这里作为范式运作的东西,退出了它的规范用法,同时又得到如是的暴露。非-假设之物乃在假设被“移除”,也即,同时被提升和抹除的那点上揭露自身的东西。可理解性——在可理解性中,辩证于走近“朝向终结的下降/沦落”——正是可感物范式性的可理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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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从范式方法的角度,阐释学循环——而界定人文科学中知识之程序的,正是阐释学循环——才获得其真实的意义。在弗里德里希·达尼埃尔·恩斯特·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Daniel Ernst Schleiermacher)之前,格奥尔格·安东·弗里德里希·阿斯特(Georg Anton Friedrich Ast)就已经观察到,在哲学科学中,一个单个现象的知识,就预设了整体的知识,而且,反之亦然,整体的知识同时也预设了单个现象的知识。马丁·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通过把这个阐释学循环建立在关于此在先行存在结构的前理解(pre-understanding)的基础之上,帮助人文科学摆脱了这种困难,也确实确保了人文科学知识的“更为原始/创(original)”的特征。从那时起,格言“决定性的事情不是从循环中脱身,而是依照正确的方式进入这个循环”就已经成为一个允许研究者把恶性循环变成良性循环的魔法公式了。[30]

  

  无论如何,这样的保证却没有它一眼看上去的那么有力。如果阐释的行动总是为已经有难以捉摸的前理解所先行的话,那么,“依照正确的方式进入[这个循环]”又意味着什么?海德格尔暗示,问题在于,决不允许前理解为“偶发奇想(fancies)”或“流俗概念(popular concepts)”所呈现(vorgeben, 这个德文词有“把……拿到前面”,“预定、规定”,“假装,假托”的意思——中译注),相反,必须“从事物本身来解决[它]”。[31]这只能意味着——而循环因此而显得更加“恶性”——研究者必须具备在现象中辨认某一前理解之签名的能力,而这个前理解,正依赖于现象本身的存在结构。

  

  如果我们理解到这点,即阐释学循环实际上是一种范式循环的话,这个难题也就得到了解决。就像在阿斯特和施莱尔马赫那里一样,这里,“单个的现象”与“整体”之间并不存在二元性:整体不过是个体案例的范式性阐述/暴露的结果。也就像在海德格尔那里那样,在“前”与“后”,在前理解与阐释之见,也不存在什么循环性(circularity)。在范式中,可理解性并不先于现象;可以说,可理解性就立(并置于)在现象“身边(beside)”(para)。根据亚里士多德的定义,范式的姿势不是从特殊到整体也不是从整体到特殊而是从特殊到特殊。在自身可知性的中介中暴露的现象,恰恰表明它作为范式所代表的那个整体。对于现象来说,这并非某种预设(某种“假设”):作为一种“非-预设的原则”,它既不在过去也不在现在,而置身于现象范例的星丛(in their exemplary constel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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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1924年到1929年间,阿比·瓦尔堡(Aby Warburg)正在研究他的“影象地图(atlas of images)”,(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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