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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伟时:告别中世纪的思想革命——新文化运动纵横谈

更新时间:2010-06-14 10:54:13
作者: 袁伟时 (进入专栏)  

  

  "五四"80周年前夕,友人小胡过访。陋室清茶,放言无忌。歧见新声,错杂纷陈。乍暖还寒之际,似可消愁解闷。录之如下,聊博高明一粲。

  

  依据文献解读历史

  

  胡:这几年,谈新文化运动的文章很多。今年是80周年,更加热乎。一碗冷饭,炒来炒去,有多大意思?

  

  袁:不能一概而论。不少文章看看标题够了。但有的文章确实下过功夫,即使错了,也是"片面的深刻",启迪思考,功不可没。问题不在文章多少,而在有的人连最基本的文献都没有读过,却在那里大发议论。其中最恶劣的还以正宗王麻子自居,气势汹汹。既讨厌,又恶心。不过,你要是为此类学风、世风生气,那就上了大当。这类景象,哪个朝代没有?躬逢盛世,饱览奇观怪事,别偷懒,勤记录,说不定那一天你也能写部小说,比冯骥才的《三寸金莲》还要引人入胜。

  支持新文化运动的报刊很多。以期刊来说,影响最大的有《新青年》、《太平洋》、《每周评论》、《新潮》、《国民》、《新教育》、《星期评论》、《少年中国》、《建设》、《解放与改造》、《少年世界》等11种。1加上《晨报》和《晨报副刊》、《时事新报》及其副刊《学灯》、《民国日报》的副刊《觉悟》等等,声势非常浩大。新文化运动提倡什么、反对什么,都体现在这些出版物中。这个运动有关问题的答案,也只能在这些出版物特别是公认领袖群伦的《新青年》中去寻找。

  要了解历史真相,还是要从文本出发,搞点本本主义。直接读点当时发表的文献资料,比花时间去读那些三四流的八股文章,损益不啻天壤。

  

  什么是《新青年》的"修身治国之道"?

  

  胡:老兄有点危言耸听吧?新文化运动追求的是民主与科学,妇孺皆知,有什么疑问?

  

  袁:任何口号都是化简了符号,还要有必要的阐释,才能准确表达它的内涵。民主与科学是1919年1月提出的,它确实概括了这个运动的重要指导思想。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1915年9月出版的《新青年》创刊号(《青年》第1卷第1号),那里说的是"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2在说人权与科学、民主与科学两个口号的联系与差别之前,还要注意一件事,这个刊物从创刊之日起,长期刊出一页《社告》,开宗明义便说:"本志之作,盖欲与青年诸君商榷将来所以修身治国之道。"3这个修身治国之道,就是新文化运动的基本诉求,值得认真追寻。

  

  胡:他们所说的"道",无非是西化或全盘西化之道。

  

  袁:世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不要用什么"全盘西化"吓唬下,何况西或中本来就不应是判别是非的标准。

  "今后时会,一举一措,皆有世界关系。我国青年……不可不放眼以观世界。"4摆脱民族和国别的局限性,用世界眼光观察一切。我想,这是他们的修身治国之道的基本出发点。如果固守民族性,那就要像义和团一样把任何沾点洋气的东西统烧掉,什么自由、平等、民主……全都是妖言惑众。

  这个修身治国之道的核心是对个人自由的追求。陈独秀办《青年》杂志,头篇文章(也就是通常说的发刊辞吧)《敬告青年》的第一条便是大声宣告:"等一人也,各有自主之权,绝无奴隶他人之权利,亦绝无以奴自处之义务。奴隶云者,古之昏弱对于强暴之横夺,而失其自由权利者之称也。自人权平等之说兴,奴隶之名,非血气所忍受。"5说"科学与人权",显然把自由摆在首位。任何国家、任何民族走出中世纪的基本内容都是挣脱有形无形的镣铐,让公民得到充分的自由。争取和维护人权的崇高和漫长的历程,正是以此为背景和起点的。而科学正是砸破精神枷锁,扩大自由度的工具。用民主取代人权为基本口号的时候,自由-人权依然是思虑的中心。民主的基本职能就是保障公民的个人权利(人权)。"五四"爱国运动期间,陈独秀起草的《北京市民宣言》提出的五项要求之一,是"市民须有绝对集会言论自由权。"6稍后,谈到"政治的民治主义"的时候,他又重申:"我们既然是个\'自由民\'不是奴隶,言论、出版、信仰、居住、集会这几种自由权,不用说都是生活必需品。"7与此同时,他们对从宪法到各种法令(如《治安警察条例》和出版法令等)有碍自由的部分,都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对于种种否定自由的错误言论(有碍秩序、传播危险思想等等)也一一据理反驳。胡适、李大钊、高一涵等人还联合发表了《争自由的宣言》"

  不言而喻,他们说的自由指的是个人的自由。《新青年》从创刊之日起,一再发表文章,解释国家、政府、个人三者的关系,归结到一点,是要"堂堂正正以个人主义为前提"。8在陈独秀看来,现代公民与奴隶的差别,在于后者"不以自身为本位,则个人独立平等之人格,消灭无存。"9所谓"以自身为本位"和人们的口头禅"个性解放",其实说的都是个人主义。国际学术界通用的概念,"个人主义"和中国马克思主义文献中以自私自利为内涵的个人主义,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不能混淆,以免闹出不应有的笑话。自由和个人主义是一个硬币的两面。

  奇怪的是,时至今日仍有学者断言新文化运动不重视争取自由。这大约是不熟悉当时的文献造成的误解。尽管当时言论空间的宽阔在20世纪中国罕有其匹,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仍为此不断呐喊。是不是他们不关心经济自由呢?当时实行的是自由市场经济制度。官僚资本的力量不大。政府是软弱的,对市场干预不多。妨碍市场扩大的是军阀兵戎相见,破坏了社会的正常秩序。也就是说,焦点集中在政治问题上。面对这样的社会环境,陈独秀没有忽视经济自由(独立)是个人独立的自由的基础。他说:"现代生活,以经济为之命脉,而个人独立主义,乃为经济学生产之大则,其影响遂及于伦理学。故现代伦理学上之个人人格独立,与经济学上之个人财产独立,互相证明,其说遂至不可摇动,而社会风纪,物质文明,因此大进……西洋个人独立主义,乃兼伦理经济二者而言,尤以经济上个人独立主义为之根本也。"10海内外有不少人为中国知识阶层独立人格沦丧而悲愤,读一读陈独秀的这段话也许会有所启示。

  还有一点不应忽视: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和参与者十分关注保障自由的制度建设。司法独立、教育独立、舆论独立、少数人的权利、公民权利的宪法保障,如此等等,反复申辩,反复追寻,从而赢得广泛的认同。当时敢明目张胆站出来反对这些现代观念和现代制度的人不多,尽管他们实际信奉或推行的可能仍是专制主义那一套。

  新文化运动,本是关心国家命运的有识之士为巩固和挽救民主共和制度而掀起的思想补课。民国元年2月,袁世凯接替孙文出任临时大总统的前夕,唐绍仪、蔡元培、汪兆铭、宋教仁等26人,发起组织社会改良会,基本宗旨是"以人道主义去君权之专制,以科学知识去神权之迷信。"11这宗旨和其章程中力倡的"财产独立权"、"个人自立"、"实行男女平等"、婚姻自由和"改良戏剧及诸演唱业"等主张,均为新文化运动所继承。"数年以来,创造共和再造共和的人物,也算不少。说良心话,真心知道共和是什么,脑子里不装着帝制时代旧思想的,能有几人?"12面对如此悲惨的现实,陈独秀深深感到"要帝制不再发生,民主共和可以安稳……非先将国民脑子里所有反对共和的旧思想,一一洗刷干净不可。"13洗刷的基本方法之一,是贯输宪政和法治的基本知识,为谋求个人自由的制度保障奠立思想基础。

  简单地说,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把自由和民主看作是密不可分的。没有充分的自由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而作为民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的法治和宪政,又是自由的基本保证。无论是以人权和科学为基本口号,还是1919年1月开始代之于民主和科学,这些要求都没有改变。否定"旧政治(特权人治)",确立法治、宪政,是这个运动不变的基本诉求之一。

  至于他们倡导的科学,主要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思维方法的变革,让中国人从以圣贤、经典和尊长的是非为是非的"奴性逻辑"中解放出来,树立理性的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二是揭穿各种"灵异"和迷信等欺世惑民伎俩,普及科学常识。归结到一点,无非力图让中国人凭藉理性和良知自由地思考。

  

  胡:照你说来,当时提出人权和民主的基本要求是自由、法治、宪政;科学则是理性为核心的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简单点说,自由、法治、宪政、理性就是新文化运动的基本诉求。听起来言之成理,但没有消除我的疑虑。疑问之一是你是不是把新文化运动政治化了?

  

  袁:新文化运动的领袖曾以"不谈政治"相标傍。可是,不谈政治,何来"治国之道"?这不等于他们说了假话。所谓"不谈政治",意思是不直接评论时政,而冀图通过学理的贯输,从根本上提高中国的公民自觉。与此同时,他们也不排除在特定情况下,用适当方式对重大的政治问题作出直接的回应。

  看一看《青年》杂志的创刊号吧。当时正值袁世凯大发皇帝梦,其爪牙四出奔忙和鼓噪。陈独秀的《敬告青年》与高一涵的《共和国家与青年之自觉》在痛陈公民素质的根本要求之时,明确宣告:"无论何国,苟稍顾立国原理,以求长治久安,断未有不以民权为本质。"14这当然是有所指而发,迎头痛击帝制逆流。他们意犹未足,还以答复读者来信和国内大事记的形式,一一驳斥筹安会宣扬的恢复帝制的谬论,尖锐地揭露了企图改变国体的荒唐。此后,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与康有为、杜亚泉、林纾等人的辩难,都没有离开一个中心:他们的主张是不是符合民主、宪政的需要?这表明,从一开始新文化运动就没有回避政治。

  准确点说,新文化运动是为挽救民主共和制度而开展的启蒙,是为告别中世纪而进行的思想革命。除了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这一类由外来移民为主体组成的现代国家,任何国家要走出中世纪都必须经历这一场思想革命,重演西方的文艺复兴和思想启蒙。这场革命(人的解放)如果不彻底,轻则让本国人民在炼狱中爬行百年,中国是其中典型;重则给整个世界带来莫大的灾难,这就是德国和日本反人类罪行的祸根所在。

  

  胡:几个书生,几份破报刊,有那么重要吗?中国的事还是要靠枪杆子。

  

  袁:枪杆子要由人掌握,人的行动则由思想支配。当时的枪杆子可不少,最显赫的是两部分。一是段祺瑞领导的北洋军。他掌握着中央政府的实权,主张武力统一全国。另一是南方的孙文及其地方军阀盟友,即所谓"西南(包括现今通常说的西南、华南两地区)政府",多数主张"联省自治",孙文坚持的则是"北伐",即用武力统一全国。他们打着"护法"的旗号,实际干了不少违法的勾当。弄到后来,连孙文也不能不叹气:"南北如一丘之貉"。这些枪杆子只能乱国扰民。

  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力图开辟另一条救国道路。这就是向中国人贯输现代公民和现代国家的基本观念:自由、法治、宪政、理性……帮助中国人摆脱以三纲为核心的中国传统的中世纪意识形态的束缚,为建立真正的民主国家奠立牢固的思想基础。与此同时,他们秉着自由主义的理念,为公民权利特别是学术、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抗争,发表《争自由的宣言》,要求废除《治安警察条例》,紧密注视《宪法》修订过程……努力在现有的基础上,扩大自由空间,逐步推进法治和宪政。

  

  胡:那时不是黄金时代,但又确实是20世纪中国公民自由空间最大的年代。以蔡元培整顿、改造北京大学为起点,我国的高等学校开始在精神和制度上与国际公认的标准(教育独立、学术自由)接轨。章太炎的大弟子黄侃放言"六经之外皆狗屁"。胡适、陈独秀大反纲常名教、"奴性逻辑"。李大钊等人宣扬布尔什维主义。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青年--朱谦之则在大骂老师陈独秀是"专制魔王"之余,抛出一本又一本自己的哲学著作:《革命哲学》、《无元哲学》、《一个唯情论者的宇宙观及人生观》等等。

  思想和学术自由不但为学术繁荣和文化更新创造了前提,也为社会菁英乃至广大公民积极参与公共生活创造了条件。据研究五四运动史的名家周策纵教授估计:"\'五四\'时期,即1917到1921年间,全国新出的报刊有1000种以上。"15也发生过封报和捉拿编辑记者的野蛮事件,但创办一新报刊相当容易。总的说来,言论是自由的。知识阶层和普通公民不但可自由发表自己的政见,而且言论自由的物质保证也比较充分。几个大学教授凑在一起,拿出月薪的一个很小的部分就可以创办一个刊物。

  结社也是自由的。知识阶层的大小组织真是多如牛毛。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商人自己的组织--商会发展很快。戊戌前后,清政府已经认识到要发展工商业,就必须鼓励工商业家成立自己的组织,维护自己的利益,协同解决发展中的困难。到辛亥革命前夕,已有大小商会近千个,且以每年百个左右的速度继续增加。(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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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黄河》杂志200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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