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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维铮:重考商鞅变法

更新时间:2010-06-13 16:28:55
作者: 朱维铮 (进入专栏)  

  

  商鞅于公元前四世纪在秦国主持的变法,结局似乎是人亡政举,他本人惨死,而他的事业直到秦始皇还延续,甚至被说成“百代都行秦政法”。这与十三世纪以后已成“孔门传心之法”的《中庸》“其人亡,则其政息”的哲理相悖。因而从战国晚期到清末民初,每逢历史面临变革,关于商鞅其人其政,总会旧话重提,所谓“评价”的对立也越发突显。如此轮回,最近的世纪更替时期,又有几度。马克思说过:“真理是通过争论确立的,历史的事实是从矛盾的陈述中间清理出来的。”我以为,任何历史问题,不争论是不可能的,价值判断的差异总会存在,可是不问历史“是什么”,就急于追究“为什么”,至少相信历史并非纯观念者都难以苟同。本篇即我清理商鞅变法史的一个陈述,就正于方家。

  

  “孤秦”要图强

  

  古典中国在公元前五世纪末叶进入战国时代。顾名思义,这个时代的表征,便是诸侯国之间,争城掠地的战争不断。假如按照司马光主编的编年史名著《资治通鉴》,将公元前四0三年东周“天子”承认三晋即韩赵魏三国君主为诸侯,作为战国的开端,那么不过三四十年,当时的黄河中下游地区,经过列强兼并战争,已形成七雄并立的局面。

  七雄即齐楚燕赵韩魏秦七国诸侯。其中唯有秦国在黄河与南山以西,文明程度较河东和山东六国要低得多。公元前三六二年,二十一岁的秦孝公即位,就面对这样的列强态势:“周室微,诸侯力政,争相并。秦僻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夷翟遇之。”[1]清初王大夫曾说秦国为“孤秦”,看来有历史理由。

  相传孔子晚年删订的《尚书》,以《秦誓》终篇。《秦誓》的作者秦穆公(公元前六五九年至六二一年在位)曾列名“春秋五霸”[2]。岂料穆公以后,秦国声价一路下跌,乃至被“中国”诸侯,包括在前曾自居南蛮的楚王,排斥在“中国”以外,被当作夷狄,年轻的秦孝公,愤慨可知,因而即位当年,就公开宣称志在恢复穆公霸业,“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3]

  

  应召入秦的外国“奇才”

  

  尊官分土,就是给以高官和封邑。这在春秋时代的霸国已实行,而秦孝公特别声明要给来自外国的宾客以这类待遇,当然对山东六国的智者,很有吸引力。

  果然,秦孝公的通令,引来了一位杰士。他原是卫国公族的远支,名鞅。成年后跑到卫国,成为执政公叔痤的家臣,自称卫国公孙,因而称公孙鞅,又称卫鞅。相传公叔痤称他为“奇才”,临终曾向魏惠王推荐卫鞅继其执政,且说如不用就应将卫鞅杀掉。卫鞅逆料魏惠王必谓公叔痤临死乱命,从容离魏赴秦。

  卫鞅入秦,年方“而立”,却已洞悉宫廷钻营术。他首先结交秦孝公宠信的宦官,走后门得以见王,然后依次拿出称帝称王称霸三种政治设计,逆料孝公必对霸道感兴趣。果不其然,秦孝公特别钟情于他的“强国之术”,“卒用鞅法”。[4]

  在秦变法二十年

  据司马迁著《秦本纪》,秦自开国,到孝公立,已逾五百年。如此古国,法度传统早已凝固,

  

  “变法”谈何容易?

  

  好在从秦穆公起,秦国内乱十余世,而乱之焦点在于争夺君位,而君位的吸引力就在于权力独断。秦孝公既已掌控独断权力,于是以下记载便不奇怪:“卫鞅说孝公变法修刑,内务耕稼、外劝战死之赏罚,孝公善之。甘龙、杜挚等弗然,相与争之。卒用鞅法,百姓苦之。居三年,百姓便之,乃拜鞅为左庶长。”[5]

  需要说明,第一“百姓”非指庶民,而指“群臣之父子兄弟”[6]。第二,“居三年”,当为秦孝公六年(公元前三五六年),这年秦孝公才拜卫鞅为左庶长,赋予他将军权力,反证此前秦国变法由孝公出面,卫鞅尚居幕后,因而近人以为商鞅变法始于秦孝公六年,乃不明秦国权力运作实情。

  揆诸历史,商鞅在秦国变法,始于秦孝公三年,至秦孝公二十四年(公元前三三八年)秦君死而商君亦死,凡二十年。

  据司马迁《商君列传》,卫鞅在秦变法,“行之十年,秦民大说”,于是秦孝公升他为大良造[7]。以后《史记》称卫鞅二度率军破魏,还封于商洛十五邑,“号为商君”。从此卫鞅称作商鞅。但仅两年,秦孝公死了,商鞅还能继续执政吗?

  

  析商鞅的变法初令

  

  商鞅在秦国执政期间,曾经两度颁布变法令。

  初令是商鞅任左庶长以后所定,时间在秦孝公六年,当公元前三五六年:

  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

  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

  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

  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8]

  这道新法令的内涵,显然是将秦国变成一个军事化的社会。底层的民,当指对国家承担纳税服役任务的生产者,都按五口或十口一组重新编制,同一什伍的人口必须互相监视和防范,依照军纪赏功罚罪。为了保证国家的财源和兵员,强制民间家族拆分为单丁家庭,谁不分家就按男丁数目倍征军赋;凡从军杀敌有功的,按照立功大小给予相应的最高爵级,但禁止民间私自械斗,否则依照违反军纪的程度判刑。新法令特别重视农工对国家的贡献,谁纳粮交帛超过国家标准,便可免除个人徭役,但谁靠投机取利或懒惰致贫,一旦被检举,就要“收孥”即将其妻子没收充当官奴婢。那么秦国原有的贵族呢?照样得从军,即使是公族,没有军功,便开除其作为国君亲属身份,降为平民。

  当然,商鞅变法的目的,绝非在一般意义上取消身份、等级及相应特权,而是要将秦国的血统贵族体制,改造成早在秦孝公父祖辈已在局部实施的军功贵族体制。所以,他取消的贵族特权,只是秦国传统那种凭借“龙生龙、凤生凤”的血亲关系就生而富贵的寄生性世袭特权,而代之以军功“明尊卑爵秩等级”的特权体制。

  商鞅这套变法初令,似属创新,实为复古。还是司马迁,在《史记》中,不辞辛苦地追寻了秦始皇祖先的发迹史。撇开《秦本纪》开篇的神话,单看两周之际秦人立国的过程,便可知秦公室鼻祖非子,原是替周天子养马的家臣,靠牲畜繁殖,而且其后代对付西戎有军功,于是拜爵封侯。商鞅无非要以严刑峻罚和重武赏功相结合的手段,帮助秦孝公实现重振秦穆公霸业的光荣。

  

  怎样突破行法的双重阻力?

  

  问题在于商鞅所处的“国际”环境变了。他的图霸对手,已非仍处野蛮状态的西戎,而是文明较诸秦国超胜的“中国”,也就是河东山东的三晋齐楚诸侯。更糟的是秦国的宗室权贵,早已被寄生性世袭特权所腐蚀,除了不择手段地争权夺利,就极端憎恶变革。当秦孝公被商鞅说服,同意变法,甘龙首先宣称“知者不变法而治”,杜挚更说:“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无过,循礼无邪。”照这样的逻辑,变法好比做生意,如果不能赢利百倍,就宁可守住老店里的陈年旧货,以免蚀掉老本。这是古今中外所有既得利益者守护特权的共同口实。

  因而,秦孝公怀着年轻独裁者常有的“及其身显名天下”的冲动[9],支持商鞅的“强国之术”,却不能阻止自己的储君,在宫廷权贵教唆下故意犯法。商鞅明知“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却不敢直接依法处罚太子,“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效应看来很好,“明日,秦人皆趋令。”[10]然而,犯法的是太子,商鞅却不敢对太子行刑,而向他反对的“六虱”之一儒家所谓“教不严,师之过”的荒唐逻辑求助,让太子的师傅充当替罪羊。谚云“王子犯法,庶民同罪”,道出了民间对法治的理解,所谓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商鞅初令就宣称罪与罚必以军法从事,但逢到太子向他的法度挑战,就显得手软,同样宣称支持他行法的太子之父秦孝公,竟示以左庶长执法有例外的处置得当。 这不都表明秦孝公用商鞅变法,还是人治高于法治吗?

  商鞅准备变法,最大忧虑,在于预设的变法方案,将受“愚民”的反对。他自居是指导“汤、武不循古而王”的医国圣手,因而在秦孝公的御前会议上,大发议论,说是“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11]。假如这类言论可称主张“开民智”,那么“愚民政策”一词,应从古今中外词典中删去。

  

  并非例外的成功

  

  商鞅有没有读过《老子》?不详。但商鞅的确懂得“民之难治,以其智多”,因而他在秦国变法,只许秦民盲目服从,所谓习非成是。当然禁锢民众头脑,绝非易事。据司马迁说,商鞅变法初令颁行,仅秦国都城内谓其不便的公开反对言论,就有上千通。

  待商鞅拿太子的师傅,当作犯法的教唆犯处置,秦都民众的确被唬住了,于是被迫守法。如前已述,商鞅的变法初令,追求的效应是在秦国以严刑峻罚为手段,强制建立一种等级森严的社会秩序。人人生而属于某一等级,但允许通过个人从军杀敌,便可晋爵加级。秦爵的计功原则很简单,就是“尚首功”,每在战场上割来一颗敌军头颅,便可晋爵一级。虽然将领和士兵的功绩计算,差异颇大,但社会政治地位的计量尺度为“军功”,则在秦国已成规矩。

  这规矩在秦国自上而下说到做到。

  相传商鞅变法初令,“行之十年,秦民大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12]

  《史记》的这一描述,被研究古典中国改革史的中外学者,引了又引。较诸古希腊的梭伦变法,商鞅变法显得更为成功。以致如今的改革史论者,历数由王莽改制,到王安石、张居正变法,乃至晚清戊戌变法,认为失败是改革的宿命。唯有商鞅变法是例外。

  我以为以上说法,只是小说家言。小说家值得重视,不仅由于《汉书》已将他们列为九流十家的殿军,而且因为中世纪众多小说描述的社会实相,经常映现历史一肢一节。但倘说时过二千多年,某部闭门造车的历史小说,已经复原消逝了的那个帝国全貌,便令人只能目笑存之。

  比如商鞅变法,史缺有间,从汉代司马迁、宋代司马光,到清代那一批考史学家,直到清末还成为康有为、谭嗣同、夏曾佑和章太炎等争论的一个重要课题。要从矛盾的历史陈述中间清理出历史事实,至今在中国古史研究中间,仍有争论。我就不敢苟同通行的大学中学历史教科书,关于商鞅变法史的意识形态说教,以为如元曲所讥,“你不说我还清楚,你越说我越糊涂”。

  

  迁都的多重谋虑

  

  说到矛盾的历史陈述,不妨再引《商君列传》的续记。

  秦孝公十五年,当公元前三四七年,卫鞅在秦执政七年了,“于是(孝公)以鞅为大良造。将兵围安邑,降之。”[13]

  然而商鞅却迅速撤军,表明他这回出击魏国,眼光主要在内不在外。从军事上击败强邻,除了展现秦国已由变法转弱为强,更可鼓舞秦国民气,慑服人心,为下一步变法措施减少阻力。证明即破魏以后,他又出“奇计”,就是迁都。

  秦人“始国”,被周平王封为诸侯,时当公元前七七0年。那时秦国已从游牧生活转向定居农耕生活,于公元前八世纪末,在今陕西宝鸡东南的平阳,筑起都城,不过三十年,便迁都于雍,故址在今陕西凤翔东南。又过了近三百年,秦献公二年(前三八三),才将国都迁到今陕西富平东南方的栎阳。不想这座都城筑成仅三十二三年,秦孝公十二年(前三五0),商鞅又在渭水北岸的咸阳构筑新都。

  迁都在任何时代都是大事,因为意味着一国的政权神权连同军政财政中心大搬家,单是新筑高城深池、宫殿府库、道路邸宅之类工程, 所耗人力物力财力便很巨大。秦国居雍已历十八君三百年,土木朽坏,水源积污。秦献公弃此旧都,东迁栎阳,也便于向东扩展,合乎情理。但移都栎阳不及二世,商鞅就得秦孝公首肯,在咸阳另筑新都,出于怎样的需要?

  前揭《商君列传》,记载商鞅攻破魏都安邑而撤军返秦之后,说:

  居三年,作为筑冀阙宫庭于咸阳,秦自雍徙都之。而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内息者为禁。而集小乡邑聚为县,置令、丞,凡三十一县。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平斗桶权衡丈尺。行之四年,公子虔复犯约,劓之。居五年,秦人富强,天子致胙于孝公,诸侯毕贺。

  这里所述,与《秦本纪》有出入。后者仅说徙都咸阳,没说自雍徙之,又谓置大县四十一,却漏记禁民父子兄弟同居一室,唯纪年较详。综合看来,可知商鞅迁都,主要出于多重的政治考量。

  秦孝公不是渴望及身“显名天下”吗?“都者国君所居”[14]。商鞅无疑要满足主公心愿,首先在新都起造宏伟的宫殿。宫外迎面便是巍峨相对的两座楼观,中间大道两旁有君主教令,所谓冀阙,又称象魏或魏阙[15],宫内又是格式齐整的堂寝正室。君主居此,岂不威名远扬!

  李悝《法经》不是告诫需要改变旧染污俗吗?秦人与西戎杂居,显然还保留游牧生活那种全家男女老幼共居帐幕的积习,(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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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正来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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