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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之林:女性写作与历史场景

——从90年代文学思潮中“躯体写作”谈起

更新时间:2010-06-10 22:02:44
作者: 董之林  

  

  “躯体写作”或“身体语言”是90年代对女性写作的一种说法,其中又潜含理解的诸多歧义。且不论把女性“躯体写作”当作一道欲望化“风景”的商业动机,与开始提出这种主张的女性主义者本意有多大距离;仅从一般字面理解,这种表述似乎暗示女性写作是游离历史和社会生活的幽灵。即使我们假定:“躯体写作”是指90年代一部分表现女性私生活,从而游离了社会和历史主题的作品,那么,这种“躯体写作”也依旧是“文革”结束后,文学张扬和突显人性的历史使然。实际上,女性写作一方面与历史密不可分,另一方面又在重新讲述历史,并透过传统对女性的种种定义,不断超越将女性本质化的写作倾向,通过对历史间隙一次又一次的描述,不断改写包括她们自身也曾参与构筑的历史。于是,女性与历史无法摆脱地纠缠在一起,“她”或者进入这样的历史,或者进入那样的历史,总之要在历史中承担一个角色。这种独具女性主义意味的叙述历史或解构历史的倾向,拓展了文学维度,使叙事获得新的契机,也使女性写作在今后的历史言说中更为可观。

  

  一

  

  任何写作都有自己的发生背景,“躯体写作”开始在西方女性主义研究界提出,也包含特定历史赋予它的语义。

  八九十年代之交,欧美女性主义批评理论陆续被介绍到中国大陆,“躯体写作”的说法也在这一时期渐为人们所知。然而,当新颖的词句频频登场亮相,被一些望文生义的字面理解所诠释的时候,词语的本义以及它和历史的关系反而变得模糊不清。“躯体写作”说到底,还是在男性中心的文化传统中女性如何表述自身,如何突破传统限制,保持女性写作的想象自由。追溯到本世纪初,弗吉尼亚·伍尔夫对文学传统中妇女视角的匮乏深有感触,她说,英国“文学中的妇女形象,直到最近还是由男性所创造的”,在这种作品里,“关于我们的母亲、祖母、曾祖母,又留下了一些什么印象呢?除了某种传统之外,一无所有。她们有一位是美丽的;有一位头发是红色的;有一位曾被王后亲吻过。除了她们的姓名、结婚日期和子女数目之外,我们一无所知”。因此,妇女一定要摈弃靠他人代言的幻想,自己动手书写自己的形象。值得注意的是,伍尔夫接着便阐述了她对妇女写作的具体设想:创作中“一位妇女必须为她所做的工作”,就是“把当代流行的句式加以变化和改编,直到她写出一种能够以自然的形式容纳她的思想而不至于压碎或歪曲它的句子”(注:弗吉尼亚·伍尔夫《妇女与小说》,瞿世镜译,参见《伍尔夫作品精粹》,河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398、402、403、404页。)。这种主张与她的意识流创作观念大体一致,因此也具体体现在她的小说《到灯塔去》、《海浪》等作品里。她当时实践的正是这种新创作观:小说不再是对现实的复制,或刻意编造一个圆熟的故事,而着重表现被“现实”遮蔽而难以界说、却又真实的瞬间感受。60年代,西蒙·波娃在详细分析“女人”一词的文化涵义后,提出“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被塑造成”的论点(注:参见[德]爱丽丝·史瓦兹《拒绝做第二性的女人——西蒙·波娃访谈录》,顾燕翎等译,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15页。),把研究视角集中于对男性中心文化传统的审视;到了七八十年代,西方女性主义研究者进一步探讨女性文本和性别政治等问题……与后来这些女性主义研究成果相比,人们更看重伍尔夫当年对妇女写作物质条件的考察,即她所说的妇女要写出真正富于“诗意”的小说,写出她努力追求的“变化多端”的人生,必得“到了那个时代”,那时,妇女获得了“许久以来一直被剥夺了的东西—— 闲暇、金钱以及一间她自己的房间”(注:弗吉尼亚·伍尔夫《妇女与小说》,第406页。),却忽略了她谈到妇女与小说的上下文联系,即她要通过一种特殊的方式表现以往历史言说难以涵盖的女性经验;而意识流的创作观念在这时由伍尔夫特别提出,也意味女性写作有一种疏离主流写作传统的天然倾向。

  法国女性主义批评家埃莱娜·西苏在《美杜莎的笑声》(注:[法]埃莱娜·西苏《美杜莎的笑声》,原载《新女性主义》(New French Feminisms.New York.Schocken Book,1981),黄晓红译,参见张京媛主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1月版。)一文中,从性别角度揭示女性写作的特殊涵义,并阐述了“躯体写作”概念。尽管西苏关于女性的表述与她的女性主义前辈有许多不同,但在论述女性写作应该反抗现实遮蔽这一点上,她与伍尔夫的看法却不谋而合。她们都敏锐地觉察以往文学史由于缺乏女性观点,女性的生命状态没有得到出自女性自我的真实表达。因此,西苏在这篇文章中对女作家说:“写吧!写作是属于你的,你是属于你的,你的身体是属于你的,接受它吧。”接着,她通过揭示女性写作在男性中心社会和文化传统中遇到的阻力,进一步说明“妇女必须写妇女”的意义:

  写吧,不要让任何人,任何事阻止你,不要让男人,让愚笨的资本主义机器阻止你,它的出版机构是些狡诈的、趋炎附势的戒律的传声筒,而那些戒律则是由与我们作对并欺压我们的经济制度所宣布的。也不要让你自己阻止自己。自鸣得意的读者们、爱管闲事的编辑们和大老板们不喜欢真正的替妇女伸张正义的文章——富于女性特征的本文。这类文章会吓坏他们。

  从“愚笨的资本主义机器”、“趋炎附势的戒律的传声筒”、“欺压我们的经济制度”和“替妇女伸张正义的文章”等词语中可以看到,西方的商业化环境并“不喜欢”女性“躯体写作”这种“富于女性特征的本文”。在这里,西苏明显感受到环境和传统对女性写作的“欺压”,因此她也不可能把“女性躯体写作”排除在历史、特别是政治的历史之外,作纯粹个人化的女性表述,她甚至从比较鲜明的社会政治立场出发,呼唤被“资本主义机器”和“经济制度”压抑的妇女“从远处,从常规中回本”;“从女巫还活着的荒野中回来”;“从潜层,从‘文化’的彼岸回来”,从以男性为中心的传统“拼命让她们忘记并宣告其‘永远安息’的童年回来”。这些富于历史涵义的词语如“深处”和“常规”,“潜层”、“‘文化’的彼岸”和‘永远安息’的童年”,说明“躯体写作”真实的内涵决非是一种纯粹生理上的躯体感受,而是强调女性写作在历史中的无可替代性,和其中潜在的错综复杂、被以往历史和文化遮蔽的那些历史和文化内涵。

  埃莱娜·西苏是一位具有阿尔及利亚出身背景的法国女性主义批评家,她说:“我的写作诞生于阿尔及利亚,一个有着亡故的父亲和异国母亲的已逝的国度”(注:[法]埃莱娜·西苏《从潜意识场景到历史场景》,原载拉尔夫·科恩编《文学理论的未来》(New York and London:Routledge,1989),孟悦译,参见《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第212页。)。西苏的写作体现了“背景离乡”的生活赋予她对历史的复杂感受:“对我而言,写作的故事一如生活的故事”,总是充满了“现实”无法覆盖的种种异乡人和“他者”的感受。她甚至为这种感受创造了一个词 "Oriant",这是她的故乡“奥兰”(Oran)和同样遥远的“东方”(Orient)的联合体,以此作为对她个人疏离西方主流文化传统的女性身份的指认。西苏文本中流动着对历史变动不拘的想象,为强调文化身份的差异性,她一再拆解历史和传统赋予“女人”的不真实形象,使女人的本质在现实滑动中难于界定。她把这种滑动比作演员的表演:“演员们跃过自我(ego)所设的鸿沟。这种甩脱自我以融入他人的行为,这种将自己无保留地借予他人的行为,本身便是一种圣洁的形式。演员永远在某种程度上是圣徒,在某种程度上是女人。他必须通过自我隐让而使生命降生。”(注:[法]埃莱娜·西苏《从潜意识场景到历史场景》,《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第232页。)女人扮演的是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与文化传统赋予她的角色,她通过“自我隐忍”使其生命形态呈现于世,或者说她的“自我”总要通过一定的“角色”呈现出来,但这个形象又不完全是她自身,不可能全然体现她潜在的心灵感受,而且女性形象在男性笔下又常常成为厌女主义策略的具体呈现者,因此,她呼吁:“妇女必须参加写作,必须写自己,必须写妇女。就如同被驱离她们自己的身体那样,妇女一直被暴虐地驱逐出写作领域,这是由于同样的原因,依据同样的法律,出于同样的目的。妇女必须把自己写进本文——就像通过自己的奋斗嵌入世界和历史一样。”(《美杜莎的笑声》)

  在这种复杂的历史语境中,西苏再次表述了“躯体写作”概念:

  我从未敢在小说中创造一个真正的男性形象,为什么?因为我以躯体写作。我是女人,而男人是男人,我对他的快乐(jouissance[法])一无所知。我无法写一个没有身体、没有快感的男人。(《从潜意识场景到历史场景》)

  换句话说,男人或以男性为中心的文化传统对女人也“一无所知”;男性笔下的女人也是“没有身体、没有快感的”,也是并非真实的女性形象。这种结论也许把纷纭复杂的文学史简单化了,不过这与其说是西苏的偏激,不如说是她执守女性主义立场,通过审视西方男性中心的写作传统,揭示其中的虚伪与偏见,鼓励女作家以自我对历史独特的体验进行写作,并以此颠覆传统对女性种种不真实的界定与表达。无论伍尔夫还是西苏,她们的理论都试图证实女性写作的合理性,说明女性介入历史建构的种种可能。如果说这是一种欲望,那么这种欲望最终体现的仍旧是女性的历史要求。当年西蒙·波娃从唯物史观角度考察妇女问题,她绝不相信“妇女有其天性”的说法,认为女性是社会、历史和文化的综合产物,而不是在二元对立基础上对男女两性的定义:女人是混乱、欲望型的,男人是清醒、理智型的……如果执意要对西苏的女性主义观点作一种纯粹身体欲望的阐释,认为女人比男人更具动物性和非理性,女性写作便有可能重新落入女性主义学者极力回避的男性中心文化将女性本质化或本质先于存在(essentialism)的性别歧视的陷阱。

  

  二

  

  西方女性主义批评始终面临一个悖论:如果迄今为止的文化传统是她们所要颠覆的以男性为中心的传统,她们本身却又来自这一传统,那么哪里是她们的立足之地?她们的思想和理论资源又来自何方?尽管她们断言:“目前大西洋两岸进行的女性主义批评,我们怀疑它是形成现代西方思想的重要的知识分子思潮的产物,然而我们确信,这种批评必然试图中断它赖以形成的传统”(注:[美]桑德拉·吉尔伯特、苏珊·格巴《镜与妖女:对女性主义批评的反思》,原载拉尔夫·科恩编《文学理论的未来》(New York and London:1989年),董之林译,《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第271页。),但从她们的具体文字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女性主义理论所受到的“现代西方思想的重要的知识分子思潮”的影响,只是她们在此过程采取了一种女性主义运作方式,“吸收了西方哲学和文学的话语,并且开始解构这种话语”(注:张京媛《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前言》,《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第3页。),在对历史重新言说中,把以男性为中心的文化传统所形成的种种叙事拆解得七零八落,使历史呈现出与以往全然不同的景象。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中的“男性生殖器崇拜”曾受到西方女性主义者严厉的批判,但与此同时,弗氏精神分析学的有关理论又是女性主义研究重要的思想资源,恰好伍尔夫在20世纪初所言:“我们生活在精神分析学的世纪,开始理解环境的巨大影响和它对心灵的启示。”(注:《妇女与小说》,《伍尔夫作品精粹》第399 页。)女性主义批评在揭示男性中心文化传统贬抑女性的同时,也利用这一传统中精神分析方法对历史作别开生面的诠释。例如,弗洛伊德在分析“不可思议”的心理状态时说:“归根结底,现实中的不可思议性不是新的或外来的因素,而是心灵中某些熟悉或早已形成的,只是在表现过程中被疏远了。”或者说,“当熟悉的东西不熟悉了时,是隐秘的自身的他性,打乱了‘现实’表面的标记和条理”(注: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不可思议”性》(1919),《心理学研究》(纽约: Collier,1963),菲力普·雷弗译介,第53页。)。女性主义批评家运用这种理论,认为“妇女在父权制文化中开创性的事业,也许准确地说,就是对不可思议性的正视与挖掘。”她们说,传统的女人形象就像男人的一面镜子,它可以“照映出两倍正常大小的男人形象,具有神奇和美妙的作用”。但当女人注视镜子里自己的形象时,却感到一种“熟悉的陌生化——即弗洛伊德涉及到的不可思议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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