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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之林:观念与小说——关于姚雪垠的五卷本《李自成》

更新时间:2010-06-10 22:00:00
作者: 董之林  

  姚雪垠在八九十年代想迎合新历史主义。这是历史与叙述、小说与观念在实践过程中必然经历的一种状态。有关的新历史主义理论,只是把操纵历史写作的“隐秘的手”揭示出来,也为历史小说摆脱庸常之见——所谓恢复历史原貌——提供了一个更好的理由,即从叙事的角度看待历史和小说的关系。既然历史写作需要某种类似文学的修辞手段才能达到“叙事”,何况小说?小说本身是虚构的,它给历史小说家更宽泛的思考空间,以一种极尽情理的表述,连缀文学所认知的历史“实情”。

  

  (三)

  

  把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作为推动中国社会发展的动力,这是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观察和阐述中国历史得出的重要结论。对历史本质的这种判断和解释,使新中国以来的文艺运动,始终把塑造工农兵形象,塑造阶级斗争中“叱咤风云”的无产阶级革命英雄的典型形象当作文艺工作的首要任务。从许多材料看,姚雪垠赞成、拥护这种主张,并以《李自成》参与了这一意识形态的文化建构[21]。但结构的复杂性在于,历史小说描写的一系列“事件”和“必须符合思维法则地加以认识的行为,两者之间的界限并不是确定的”[22]。规约在创作中不断实现的过程,实际上也是在撒播与移植中不断变形的过程,正如小说家关于只有“深入历史”和“跳出历史”才能完成“艺术使命”的比喻。因此,无论从小说的整体布局还是具体描写,《李自成》实际上要比意识形态规定的范围丰富、复杂得多。

  《李自成》第一卷分上、下两册,所写故事发生在崇祯十一年(1638年)冬到第二年夏。其时农民战争处于低潮,李自成在潼关附近陷入明军包围,几乎全军覆没,妻女失散。为彻底镇压农民起义,明王朝调集最优势的兵力,像洪承畴、孙传庭、曹变蛟、贺人龙等朝廷重臣都分别率领各路人马,对活跃在川陕鄂交界的农民起义军进行围追堵截。重压之下,起义军败的败,降的降,名噪一时的义军领袖张献忠、罗汝才(外号曹操)一时都归顺了朝廷。小说开始就把李自成放在严峻的政治和军事形势下,突出他的胆识,以及作为一位农民出身的政治家和军事家的个人素质:千钧一发之际,不胆怯,不投降,言而有信,又机警果断,这是他比其他义军首领别具人格魅力的地方。后来他在商洛山重整旗鼓,终于与突围到豫西的高夫人会合,并促使张献忠、罗汝才重新起义。

  潼关南原大战,是历来评论《李自成》文章特别称赞的。名为“大战”,实际上是李自成几乎全军覆没的一次“突围”。小说描写崇祯九年至十一年,义军领袖高迎祥战败被朝廷杀害后,李自成继任闯王,被朝廷军队堵截在陕西潼关,眼看就要被势力强大的官军消灭,他不得不率领人马“从潼关突围”。结局是悲惨的,起义军上千人从潼关突围,最后冲出去的只有十八个人。但小说描写这一过程却极为壮观,全没有凄惨哀怨的情绪,是全书塑造这支农民军队的点睛之笔。比如,写大战前紧张的气氛:“张鼐和三、四百名身经百战、犷悍异常的骑兵紧紧地跟着他。举在手中的刀和剑在阳光下闪着寒光”,“马蹄猛烈地踏着山石和坚硬的红色土地,像海潮,又像狂风暴雨”;写大战中起义军将领刘宗敏擒贼先擒王,冒着疾雨似的箭矢,连换三匹坐骑,“稳如砥柱,竭力要看清官军的主将是谁?在什么地方?”写李自成身先士卒,英勇过人,和袁宗第“率一小队骑兵杀开一条路,直冲进官军的方阵中心”,从祖大弼手里夺回张鼐;写高夫人胆大心细,运筹帷幄,带领义军的老幼妇孺趁机突出重围;写孩儿兵在闯王义子双喜带领下,像突然插入敌阵的一把尖刀,打乱了左光先部队的阵脚。其中既有敌对双方斗智斗勇,布阵周旋;也有贺国英(贺人龙之侄,外号万人敌)与郝大勇(即郝摇旗)捉对厮杀……这些场面有声有色,扣人心弦。诚如茅盾所言:“第一卷写战争不落《三国演义》等书的旧套,是合乎当时客观现实的艺术加工,这是此书的独创特点。以潼关南原之战为例,有时写短兵相接,有时写战局全面的鸟瞰,疏密相间,错落有致。义军分兵两路同时突围而略有先后,写了李自成一面,接写高夫人一面,重点在李自成,而高夫人一面仍然声势不凡。”[23]

  把惨烈的突围描写成起义军所向披靡的“潼关南原大战”,以突显李自成和农民起义军的英雄形像。对此,可以理解为小说家实践其历史观念使然。但另一方面,小说中起义军有那么高的起点,会不会影响李自成最终归于失败的事实呢?60年代,阿英看过《李自成》第一卷就提出这个问题:

  使人感到有些反历史主义,觉得完全是写游击战争,而不是李闯王时代的农民革命。如当时闯王和部将都是这样,革命早成功了。……历史上的农民革命,从纲领起(按此句记录有误,意思不清楚),有许多缺点,如不写这些缺点,就是替他擦粉,不能在典型环境中写出典型人物。[24]

  姚雪垠对阿英这个“重要意见”没做解释,70年代再版的《李自成》第一卷对这次战争场面也没做什么修改。姚雪垠的坚持,除了要表现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说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小说家从青年时代即热心新史学运动的历史情结,他曾有志于明史研究,并一直怀有重述历史的雄心。如果仅仅是一部歌颂农民起义的小说,作家尽可以在相对完整的历史观念中构筑一个相对完整的故事;如果承认“擦粉”也是一种虚构方式,那么只写成功,不写失败;只写李自成“过五关斩六将”,不写“败走麦城”也无不可,尽管阿英不赞成这种写法。值得留意的是,姚雪垠在这一点上与阿英没有分歧,他不打算在一种类似新历史主义的虚拟轨道上走得更远,而倾向于以现实主义的结构方式重写明末历史,把向来被忽略、或受到轻视的农民起义作为重要的历史因素之一。唯物史观使姚雪垠增强了重新讲述明史的信心,但他不是按观念亦步亦趋地图解历史的思想的侏儒,而是领时代风气之先、富于艺术个性的历史小说家。他从这里打开缺口,突出农民起义军由弱到强的经历,但笔墨又不局限于此,为的是通过描写明末农民起义、明王朝和清王朝三股政治势力,展示明末社会的总体政治环境与历史格局。

  这三股政治势力在明末历史舞台上既彼此排斥又彼此依存,此消彼长,此长彼消,最终“天下归一”的过程,不仅提供了能够支撑五卷十二册写作的广大空间,而且使历史小说的描写更加五彩斑斓,仪态万方。这种写法有一个重要的前提:向来被历史所忽视的农民和农民起义一定要成为势均力敌的一方,与明、清王朝形成鼎足之势。小说以潼关南原大战先声夺人,对势若星火的农民起义军施以浓墨重彩,便是要从小说结构上,扭转以往历史叙述对农民起义轻视和忽略的倾向。在此意义,小说《李自成》既不是传统的王朝兴衰、帝王将相史;也不是阵脚分明的地主与农民两大阶级对抗史;更不是异族入侵中原、宣扬爱国主义的反侵略斗争史。虽然它们各有表现,却都无法总揽全局。

  这还不仅是一种主观推测。《李自成》农民起义军的悲剧结局直到第三卷中、下册“洪水滔滔”和“慧梅之死”才越来越清晰起来。《李自成》第三卷1981年8月出版,阿英已于四年前(1977年6月)逝世,没能看到悲剧全过程。小说家以作品回答读者(文学史家和批评家也是读者)的问题是常有的事。但值得重视的是,姚雪垠并不打算回避阿英的“重要意见”。他说,第一卷“敢于放开手写潼关南原大战”,的确采用了“夸张”的笔法。关于李自成,实际上“将古代别的人物的优秀品质和才干集中到他的身上。虚构了许多动人的情节,好使他的形象丰满而典型化”。关于潼关南原大战,“根据我的研究,根本没有发生过这次战争,但在写小说的时候,我从完成小说的使命着眼,采用了这个传说”[25]。小说的“使命”与他所说的“不跳出历史就完不成艺术使命”应该是一致的。这一“使命”的目的,是让李自成和农民起义军“在小说一开始就成为崇祯皇帝的主要对手”,所以他要“将李自成在崇祯十三年冬天以前的重要性作些夸张”。也就是说,在第二、三卷描写起义军破洛阳, 杀福王,将明末农民战争推进到新的阶段之前,作家已经在整体上有了“三分天下”的历史考虑和小说布局。

  

  (四)

  

  《李自成》是当代第一部以如此众多篇幅、详细描写古代帝王和宫廷生活的长篇历史小说。不仅对明王朝的朝廷政治决策;对崇祯与周皇后、田妃和袁妃的后宫私人生活,小说也有生动的描写。对清王朝,小说通过“燕辽纪事”、“甲申初春”等篇章,重点刻画了皇太极、多尔衮、庄妃和大学士范文程的人物形象,还有对洪承畴受降、多尔衮专权、福临发蒙读书等事件的大段铺陈。李自成做大顺朝皇帝时间很短,登基与逃亡几乎同时。虽然大顺朝一切朝政按牛金星、宋献策等人的建议沿袭明制,但动荡的时局,加上这些来自社会底层的读书人不仅没有朝政经验,为人行事也忒心胸狭隘,目光短浅,或攀龙附凤,或但求自保,使大顺朝与明、清王朝相比,最为荒唐、草率和混乱不堪。

  表现明末总体政治格局的小说,却不以王朝史一类的标题命名,这种看似名实不符的矛盾,其实包括另一层巧妙的蕴意,即小说构思上多维互动的艺术格局。实际上,作品无论突出哪一方面,都以一种反衬的方式在突显对方,对其它两方面的描写也是有力的引导和铺垫。小说题目正是这种小说结构的体现,李自成农民起义是明王朝岌岌可危的政治局面的爆发点,明、清朝代易位正是明王朝自身矛盾、自我崩溃的必然结果。深入描写明王朝内部矛盾,不仅有利于了解明末农民起义何以剿而不衰、愈演愈烈,而且揭示了农民起义中诞生的新王朝与旧王朝在政权文化上的同构倾向,从而进一步理解大顺朝迅速崩溃的原因。同时小说对新兴的清王朝的关注和描写,它一系列的政治举措,野心勃勃,充满进取的活力,对于成熟到逐渐衰朽的中原文化是一股巨大的冲击力,这又使作品富于文化反思的品格。“李自成”不是孤立的,而是明、清朝代转换之际的历史产儿。换句话说,没有明王朝积重难返的政治危机,就没有李自成农民起义;没有李自成农民起义,就没有明朝的灭亡和清军入主中原;没有大顺朝的覆灭,就没有清王朝的一统天下。促成明末历史大变局的这三者之间,缺一不可。如果说,小说描写李自成、牛金星、李岩、宋献策等人被“逼上梁山”、投身农民起义,与《水浒传》相似;那么由于明、清王朝在小说描写中所占的分量,特别对各方高层人物的着意刻画,使这部看似表现农民革命的“水浒传”,毋宁是一部描写明末历史的“三国演义”。

  崇祯是小说描写明末历史的焦点人物。起义军势力的长与消,清军的退与进,都与崇祯息息相关。一方面起义军和清王朝都渴望攫取“大明江山”;另一方面,摇摇欲坠的崇祯王朝仍然占据明末局势的主导地位,崇祯的每一个决策,都势必影响历史舞台上不同政治势力的胜负结局。明王朝投入镇压农民起义的力量多一些,清军势力就自北向南迅速扩张;明王朝全力以赴对付清军,李自成和农民义军的势力随即成星火燎原之势。崇祯由于夹在两股政治势力之间,国力逐渐被削弱,国土逐渐被蚕食,导致最终灭亡。

  历史固然由历史的“合力”促成,也绝非个别历史人物的历史。但注重描写的小说艺术,更看重历史生活中的人物和细节,看重历史人物的主动性,因此在小说中,这些人物也决不会是一些“历史必然发展规律”的玩偶。在这里,小说艺术似乎与历史哲学兜了个圈子,小说艺术的向心力在于发掘人物的具体复杂性,而不在于抽象的历史观念,甚至有意地反其道而行之,就像它标新立异的禀赋使然。实际上,任何抽象的历史观念只是对以往历史和历史人物的总结,而无法倒推过去,指导小说家照此结论去演绎人物。恰恰由于小说家注重历史人物的具体可感性,作为一种艺术象征,才使这样的人物故事更令人信服地体现了一种历史的宿命。因此,崇祯的确是“生于末世运偏消”的亡国之君,成王败寇,也是向来比较流行的舆论势力。但姚雪垠是一位对历史深怀悲悯之心的小说家,他没把崇祯写成一个咎由自取、天性顽劣的坏人,而详细地描写崇祯与命运抗争,写他的“励精图治”,“宵衣旰食”。尽管结局很失败,诺大的皇室家族,从朝廷到个人互相攻讦,互相拆台,简直就是自取灭亡。对于这些“不配享有好的命运”的人,小说家也沉得住气,描写崇祯如何在做“大明中兴”君主的个人愿望与这种愿望最终不可能实现之间苦苦挣扎,他和他的王朝如何一步一步地走向不可预知的历史黑洞,并最终被这个黑洞吞没。

  正如历史选择崇祯来完成明朝覆灭的悲剧;小说家选择这个人物为叙事焦点,对充分实现小说的艺术使命也同样地恰如其分。第五卷上册描写崇祯自缢前痛心地说:“可叹我辛辛苦苦,宵衣旰食,励精图治,梦想中兴,无奈文臣贪赃,武臣怕死,朝廷上只有门户之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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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学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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