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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之林:论青春体小说——50年代小说艺术类型之一

更新时间:2010-06-09 08:24:42
作者: 董之林  

    

  内容提要:青春体小说是特定历史年代的产物。它描摹了建国初期社会的青春风貌,也反映了这一时代赋予作家的诸种青春心态。该文通过分析作品在青春评价、代际对比、追逐理想和抒发感伤等不同侧面所采取的一系列表现形态,探讨50年代这一小说艺术类型的基本格局。

  

  1949年新中国诞生,为古老的中华民族带来青春气息,而先期体现当时社会风貌的文学,应首推诗歌。“在我们的记忆中,象《放声歌唱》和《向困难进军》这样的诗,以前还不曾有过。他们的激情而充满朝气的诗句,开创了一代诗风,成为最有代表性的时代风格的诗”(1)。在回荡着纯真和浪漫气息的诗句里,“黑暗久远地消亡了,/随太阳一起/滚滚而来的/是胜利和欢乐的高潮”(郭小川:《向困难进军》)。

  诗歌的青春气韵,固然在以浪漫的想象憧憬未来,以铿锵的旋律抒发理想,却也体现在诗的字里行间,诗人对新的、尚在朦胧的生活意向的体察和感受,带有青春期的敏感、躁动不安,以及随之而来的纷纭复杂的思绪。作为一种创作心态,它对勘测未知领域有强烈的欲望,并以奔突不羁的情感形式,拓宽了原有文学母题的疆界。就此意义而言,公刘的诗《西盟的早晨》闪烁着惊异的目光,以“带着深谷底层寒气,/带着难以捉摸的旭日的光彩”的边陲清晨的云,来比喻新生活带给诗人的感受,比“凡是能开的花,全在开放,/凡是能唱的鸟,全在歌唱”的诗句,更富于意象生动的青春气韵。而当新中国诞生这一历史事件触发了诗人的灵感,何其芳的《回答》则以特有的情感意象,展现了诗人富于青春气质的丰润多变的心灵。1952年何其芳写这首诗的时候,尽管“鬓间的白发警告着我四十岁的来到”,但诗人的个性气质以及共和国酿造的青春心态,却无法用生理年龄来限定。诗人对新时代“奇异的风”明敏的察觉;对内心“甜蜜,又有一些惊恐”的感受微妙的体验;对他为赋“新诗”,却在诗中没有明言的一个“愁”字辗转的表述;对“永远留在人间,不要让/灰暗的老年和死神降临到我的身上”的希望热切的展示,以及最终决意“为了我们年轻的共和国”“象鸟一样飞翔,歌唱,一直到完全唱出你胸脯里的血”的“回答”,都充满青春想象的特质。

  

  (一)青春与生活

  

  以诗的形式传递青春体验,虽然领时代风气之先,但将这种体验发挥得淋漓尽致的叙事文体,却是当时的青春体小说。“青春”原指春季,草木一片青葱,故《楚辞·大招》云:“青春受谢,白日昭只”,杜甫《闻官军收复河南河北》一诗中“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做伴好还乡”的“青春”也指春天。由对青春的自然指涉引申为人的少壮年龄阶段,即指人的青年时代。青春体小说发生于50年代,它既是文学在经历了一场翻天覆地的社会变革之后,对建国初期除旧布新时代的反映,对古老的中华民族所展示的青春风貌的描绘;同时又是对这一特定时代赋予作家的青春心态的抒发,有其自身的表现形态。把青春体作为一种小说类型,大致考虑到当时两部分作品,一部分作品含有这种小说类型的些许因素,因为不同类型的作品受同一时代风气的濡染,难免有相近之处,青春体小说的某些特征也不同程度地表现在一般小说创作的整体氛围中;另一部分作品更集中、更强烈地反映了这种文类的特点,比如王蒙发表于50年代的作品就很有代表性。

  与当时汇聚了青春意向的诗坛相呼应,王蒙的长篇小说《青春万岁》(2)也是以“序诗”开篇:“所有的日子,所有的日子都来吧,/让我编织你们,用青春的金线,/和幸福的璎珞,编织你们。/”“是单纯的日子,也是多变的日子,/浩大的世界,样样叫我们好惊奇,/从来都兴高采烈,从来不淡漠,/眼泪,欢笑,深思,全是第一次。”在小说创作中大量运用抒情笔法,使某些章节、段落更近似诗歌和散文,这是《青春万岁》在文体上比较明显的特点。如果用传统的眼光看,当时不满20岁的作者更象抒情诗人:由于对“生活的爱,这种被生活所强烈地吸引、强烈地触动着的感觉,使我走向了文学”(3)。小说主要描写北京解放三年后,一群即将毕业的高中生的校园生活。伴随野营,学习评奖,班级学习成绩讨论会,新年联欢会,毕业和分手等一系列学生时代生活的展开,作品基本确立了以时间发展顺序为线索的故事结构。但小说给人印象至深的,却不是精心构制的故事段落,而是作者对“生活的爱”的情感的一次次喷涌。比如作品开始有一段描写,露营第一天,一个男同学故意把脚一横,把一本正经地提议大家去散步的袁新枝绊了一跤,可谁也不在乎,“他们又笑着跑走了。既然飞翔都不能满足青年的心,更何必谈散步呢?让青松的阴影交错,让金色的亭台旋转,让姑娘的裙子掀起来吧”。只有内心充满幸福感的年轻人才有如此旺盛的精力,不放过任何微小的人生末节,去尽情挥洒和炫耀自己亮丽的青春年华。在一定意义上,青春就是抒情的时代,人类在这个生存范畴内是以抒情的态度对待生活的。在《青春万岁》中,作者把他的抒情时代谱写成了一首赞美生活的歌。

  然而,作者对青春和生活的赞许不是对等、平分秋色的,他更强调的是青春对生活的力量。首先青春有鉴别生活的能力。作品以色调鲜明的对比手法,表现了不同社会制度下人物的命运,将光明与黑暗、开朗与压抑,欢乐与阴郁等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感触传递给读者。这不仅说明作者对生活有明确的判断,也反映他对青青向上的品格充满了自信,他相信这种品格对生活中美与丑、善与恶具有敏锐的鉴别能力。70年代末,作者在回顾那段生活时曾说,当时“我好象突然睁开了眼睛,第一次感觉到解放了的中国是太美好了”,由于它给人印象至深,“甚至于当生活被扭曲、被践踏的时候,我也每每惊异于生活本身的那种力量,那种魅力,那种不可遏止、不可抹杀、不可改变的清新活泼”(4)。其次,青春有选择生活的力量。像郑波、田林、杨蔷云、张世群、袁新枝等人物作为新时代的代表,他们充满阳光色调的性格,与呼玛丽、苏宁等人物的压抑阴郁构成强烈的反差。究其原因,郑波等人不是没有过去的生活经历,而在于她(他)们以青春的热情、锐气和力量,尽早地从以往生活的“痕迹”中得到超拔∶“生活要求我作好多努力,我不含糊,那么,就干吧!”(郑波)而与他们相比,后一组人物的生活经历更复杂,因而也就更少青春的活力和锐气,更难摆脱与旧生活的瓜葛。

  再次,也是作者最为赞赏的,是青春潜在着一种改变生活、预示未来的热能。例如小说描写苏宁的家庭保留着与时代不相协调的气氛∶虚伪的谦卑,抑郁的沉闷,寂寞的苦涩。但当性格爽朗的杨蔷云迈进这座四合院,给人的感觉宛若一阵清风刮过发霉的角落。其中最精彩的描写,是杨蔷云和苏宁的同父异母的哥哥苏君一段对话。当苏君批评学校的生活中“口号和号召非常之多”,“任意激发青年人的廉价的热情却是一种罪过”的时候,杨蔷云问苏君∶“那么,你以为生活应该怎么样呢?”苏君的回答显然经过对生活的一番斟酌,他说∶“这样问便错了。生活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而不是‘应该’怎么样。”他主张人应逃避生活的困扰,寻求“花中真富贵,无事小神仙”的人生境界。杨蔷云对此很不以为然,说∶“您那个‘无事小神仙’,说起他们就象说起男人的辫子和女人的小脚,不但虚妄,简直就是可笑!”她还说∶“如果您以为生活就是旋涡,那么您也应该赞成。不到旋涡,难道停在死角里?而且您,您本人,也不应该把自己的青春虚度”。争论的结果苏君输了。以杨蔷云的阅历和单纯的性格,她并不是与苏君辩论生活的对手,而且从当今人们对50年代校园生活的反思来看,苏君关于“口号和号召”的话也并非全无道理,但是杨蔷云毕竟得时代风气之先。换言之,在一个奋发向上的年代,与其说杨蔷云是以真知灼见说服了苏君;不如说她是以青春的活力与青春的锋芒,以青春对人生的进击姿态战胜了对手。

  

  (二)青春叙事的个性空间

  

  描写校园题材,或者表现青年的生活,并非就是青春体小说。这里所指的“青春体”具有特定的时代与社会生活的内涵。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方也有不少描写青年题材的作品,比较典型的如美国作家杰克·克茹亚克(Jack·kerouac)的《市镇与城市》(The Town and The City)和《在路上》(On The Road)。虽然这两部作品分别出版于1950年和1955年,与王蒙1953年创作的《青春万岁》几乎同时,但他们作品之间的旨趣迥然相异。杰克·克茹亚克的小说描写一群富足社会里的青年流浪者,他们以自身放任不羁的生活方式,向发达工业社会的文化秩序提出抗议,甚至对孕育这一社会的西方文化传统发生动摇与怀疑。当时美国正统社会把这些反对从事固定工作,主张“自由生活,自由恋爱”(free living and free love)的青年称为“被打垮的一代”(The Beat Generation),“按照他们自己的说法,即是自愿‘从正常社会撤退出去’的一代青年。他们因为完全‘看透了世情’,理解到‘正常社会’的那种‘狗打架的人世生活’(the ratrace)不但‘愚蠢可笑’,而且‘可厌可鄙’,因此他们除了对自己原来生活的那个社会抱敌视态度外,在生活上更力求跟它断绝一切关系”。这是对传统文化的厌弃与反抗,因此杰克·克茹亚克小说中的人物也被称作“圣洁的野蛮人”(The Holy Barbarians)(5)。

  虽然《青春万岁》与《在路上》都以青年人的敏锐对不同社会的文化秩序提出质疑,但是在这两部作品截然不同的生活旨趣之间,却横亘着革命带来的巨大差异。在杰克·克茹亚克小说的主人公们看来,他们面对的现实就是一种“狗打架的人世生活”,而稳定的资本主义社会秩序正在把所有的人(除他们之外)变成认同这种生活的“老油条”。“只有他们这些‘明眼人’才真正了解世界是怎么回事,人生是怎么回事,时间是怎么回事”。因此他们作出种种与众不同、令人不可思议的生活选择,例如拒绝稳定的工作,四处流浪,甚至群居、吸毒,以表现他们与现世文明决绝的姿态。姑且不论他们的这种“革命”能否成功,单就他们对常规断然否定的态度来看,他们是将眼前的生活当作革命的前夜,并以种种大谬不然的行径昭示社会体制的衰朽,因而要掀起一场社会变革的“风暴”。《青春万岁》的人物则处于革命产生的巨大社会变迁和转移之后。展现在他们眼前的,是革命后生活的一片新绿;是一个民族对恢复战争创伤、建设美好未来的渴望。无论其中是否包含以理想代替现实的因素,对这些天真烂漫的知识青年来说,革命是他们所厌恶的黑暗龌龊生活的清道夫,是驱逐污浊的一道清流。尽管他们对革命第二天的事全无经验,也缺乏准备,但革命带来的国家统一与社会安宁的确令人欢欣鼓舞,同时也形成了他们开拓新生活想象空间的现实基础。“革命的风暴,黑暗到光明的巨变,使他们早熟了而且充满着革命的理想。在1953年,我已经感到这样一代青年人是难以重复地再现了的,我要表现他们,描写他们”(6)。作者的话,正说明革命后的生活背景所具有的特殊含义。

  当我们注意到作家在不同社会环境中创作的本质差异,也并不排除它们在抒发青春情绪的表达方式上有相似之点,尽管在冷战时期中美作家之间存在巨大隔阂,不仅“老死不相往来”,“鸡犬之声”也不“相闻”。《在路上》从传统的叙事角度看,“几乎不能算一部‘小说’”,原因在于作者一任强烈的主观情绪的宣泄,使其表述显得“杂乱无章”(7)。《青春万岁》大体有比较清晰的叙事线索,但作者对那一代人青春的向往和满怀激情的述说,也使作品脱开传统小说讲故事的套路。一般说来,故事的套路赋予作品比较固定的程式化概念,像乐极生悲,否极泰来,因果报应等等,已经构成比较圆熟的叙事规范。但青春体不拘格套的情感表达方式,使原有的叙事规范失去效力。比较明显的是在小说第34节,作者摆脱原来以第三人称叙述的小说章法,直接插入一段采用第一人称的抒情描写:“我每每寻觅一种光明的、奇妙的、多采的生活,原来,这生活就在身边,就在中学的孩子们里……”传统长篇小说讲求叙事人称前后一致,这样写显然是不合规范的,至少不大符合人们的阅读习惯。但是创作首要的不是讲求技巧圆熟,而寻求激情表达的酣畅淋漓,却使青春体小说为当代小说的演化提供了一些原创性的命题。

  其中最突出的是小说对理想化、纯而又纯精神境界的寻求。这种创作意向与传统讲故事的“俗套子”是难以兼容的,它强调了一种精神极致状态的合理性,本身有强烈的反世俗倾向,这也许是作者觉得“编故事”有违真情,因而不以为然的主要原因之一。(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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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xiaol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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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学评论》199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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