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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应台:谁欠了他们的人生

更新时间:2010-06-04 11:03:11
作者: 龙应台 (进入专栏)  

  

  

  所谓了解,就是知道对方心灵最深的地方的痛处,痛在哪里。——龙应台

  

  口述:龙应台 采访:本报记者:朱强 夏辰

  

  一、爸爸,把钥匙交给我

  

  写这本书,做这个题目,当然,总是从个人开始———我自己的父亲是2004年过世的。怀念他的时候,我常想起一件事情,就是我把他的汽车钥匙没收了。

  我父亲是湖南衡山一个山沟沟里长大的孩子,他到了老年,还是很喜欢游山玩水。所以你可以想象,到他80岁的时候,他还喜欢自己开着车,带着我的母亲在台湾环岛到处走。问题是,80岁之后,他开车就有一个现象出现了:他的车常撞人,出车祸。他就开得特别小心———特别小心的结果是别人会撞他。所以有一次他又撞人出车祸,在紧急刹车的时候,我的母亲因为强烈的撞击,手也断了。

  我们兄弟姐妹就开家庭会议,说怎么办,如果有一天,真的发生非常严重的车祸,是不是就已经太迟了?他们的结论是:“应台,你去处理。”我的处理方式其实蛮简单的,我就坐到我父亲的对面,我们俩坐到沙发上,我跟他说:“爸爸,你把钥匙交给我。”他对他儿子的话不太听,但是对他的独生女的话是听的,他就像一头小绵羊一样,把汽车钥匙交给我了。我放在一个信封里头,拿着就走了。

  我当时的逻辑是:我们付钱让你叫出租车,任何时候,你要到任何地方去游玩,叫车就是了。可是事后想起来,自从我没收了他的汽车钥匙,他就不再出门。也是多年之后回头去想,我才知道,我们去没收他钥匙的那个动作看起来很简单,而且非常合理,但是事实上,我们对于他这一代人的生活习惯、他们对于金钱的使用、他们人生价值的轻重缓急,有非常大的不理解。

  回想这一件事情,让我体会到自己这一代人对于上一代的傲慢,我们对于他们不认识、不知道,而自以为是。

  

  二、你父母的来龙去脉

  

  最早想要写“一九四九”是在1999年。一九四九,对欧洲来说,是非常关键的年代。东德和西德也是在四九年分裂为两个国家,引起大难民潮。

  可是思考这个议题的时候,我到了台北市政府工作,所以一放就放了十年。

  十年之中,父亲过世,母亲失忆,使得我更感觉到时间的急迫。人总是到了四十岁之后才开始去想,你父母的来龙去脉是什么?他们走过的时代究竟是怎么回事?所以基本上是想要对整个我的父执辈这一代人有一个新的认识。同时看到了这一整代人的凋零,想说再等就来不及了,我是不是可能用一个文学的方式,对这一整代已经剩下不多的人,做一个致敬跟告别。

  

  三、错误的乡音

  

  小的时候,我们住在台湾南部乡下,大家都讲闽南语,但自己的父亲会讲一种大家都听不懂的话。我还记得,他接到一通电话,他起码讲了半小时,很努力地讲,讲完了之后我问他说谁打电话来的,他说:“打错了。”打错了怎么可以讲半个小时?因为对方听不懂他的话嘛。所以花了很长的时间,他去了解对方说什么、对方想讲什么。后来把父亲的骨灰送回湖南,听到司仪念祭文,就是用父亲的乡音念。我才知道说,他这一生都被时代错置了,一个人的命运整个都被错置了。他讲一口湖南话,乡音,本来是一个天经地义的、人生下来的权利。可是,他不由自主地被时代丢在另一个地方,到那个地方之后,他讲的满口乡音就变成一个错置的身份,变成一个“错误”。他从此以后就不能用自己的乡音发表演讲、用自己的乡音念诗来感动别人,也不能用自己的乡音来说服敌人。本来乡音是他通行无阻的护照,现在反而变成一种“疾病”的象征,是一个标签──话讲得不好、话讲得不通。我们作为他最亲密的人,也要到最后,到人家去念他祭文的时候,才懂得。

  

  四、采访自己的长辈

  

  一个社会缺乏历史感的时候,你会对你身边的人漠视、不认识,因而不珍惜。你对你父母、祖父母辈的历史没有兴趣,因为自己的无知。因为无知,所以不知道珍惜。等到你稍微有一点了解的时候,生命的结构就刚好是他走的时候。

  我鼓励所有的年轻人,赶紧拿个小小的摄影录音机,认真地去采访自己的长辈,去做他们的口述历史。因为,从个人的小历史中你可以看见真实的大历史,年轻人认真倾听身边的人说,很可能发现,长辈们所亲身经历的,和课本里头所教的,国家希望你知道的,竟然差距有那么大。

  

  五、我没有“立场”吗?

  

  你可以说我没有价值观的“表达”,比如说,我不想对内战中的共产党或国民党做任何评断,甚至对二战中的侵略者或被侵略者、对正义或不正义,做价值裁判──很多读者其实对这会不太习惯。但是,你说,我没有“立场”吗?没有你说的某种“价值观关怀”吗?那当然有。一万个故事可以说,我挑选什么故事进来,放弃什么故事,我从哪个角度去叙述一个故事,那不可能没有观点,对吧?再比如说,一般人对1949的认知里,立即的联想会是蒋介石、毛泽东、宋子文等等人物,而这些人物在我的叙述里偏偏都不重要,我选择了“庶民”作为主角──那不已经是一种观点的表达了?差别只在于,我的观点由故事自己去承担罢了。至少我这么想,有没有做到,做得够不够好,就是另一回事了。

  

  六、1945和1949

  

  不熟悉台湾史和台湾现况的人,可能会很惊讶为什么写1949的书,会有那么重的1945的着墨。我自己起初也以为书的范畴会是1949这一年,但是,当我在思索美君和槐生,也就是我的父母亲,从海南岛踏上高雄港的那一刻时,我开始问自己一个问题:岛上原有600万人,在日本人统治下生活了足足半个世纪,甚至站在日本那一方去打仗;他们突然看见两百万中国大陆的军队和难民一夕之间涌入,心中的撞击震撼一定是巨大的。如果不去弄清楚这600万人的历史情感是什么,我如何能真正知道美君和槐生这两百万大陆人面对了什么呢?这么一想,慢慢就发现,1949和1945有那样血肉相连的内在关系。

  

  七、把集体的机器拆开来

  

  流离迁徙是战争造成的结果,它里头还有国家或集体这个机器,战争是国家或集体机器决定的,大部分的人热血奔腾投入其中,是不会去冷静地思索、追问“何以致之”这个根底问题的。甚至在战争结束之后,由于权力主导历史诠释,人们也往往没有机会去追究,战争为个人真正带来了什么,为民族又真正创造了什么。

  我不认为这是一本“反战”的书。我只想把各种集体的机器拆解开来──不管是什么机器、不管是谁的机器、甚至不管是“正义”还是“不正义”的机器,我只想把它打开来,让读者看见里头孤伶伶的个人。读者看见了个人在集体中的处境,对战争与和平要下什么样的结论,那是读者的事。

  书中有个日本兵的日记。他在白天是那个侵略机器的一个螺丝钉,晚上在热带丛林的帐篷里,他写诗──他怀疑战争、他思念情人、他痛苦、他想回家。

  我不想在这本书里讨论价值,那样的讨论在我从前的著作里不少,但是“大江大海”只想呈现,不想讨论。柏林围墙崩塌之前,守墙的东德士兵对逃亡的人民射杀,后来这些士兵都面临法庭审判──是国家集体的罪,还是士兵个人的罪?

  死在战场、只留下一本日记的年轻日本兵,他应该为那个侵略机器负多大的责任?在日本殖民的台湾长大,被皇民思想灌输,光荣入伍的台湾兵,战争一结束就成为国际战犯判了绞刑──他的个人意志的自由有多少?他的绞刑是正义还是不正义?

  书里头有两个台湾原住民,他们被国军“骗”上战场打解放军,一被俘虏,换个帽子就变成解放军,回头打国军。五十年之后才回到家乡。请问,谁又欠了他们的人生呢?

  如果暂时抛开意识型态、政治角力、权力斗争的种种制约,如果我们能够把历史落在最根本的“人的生存意义”的本质上去看,很多解释,会不会很不一样?

  我其实真不想裁判是非,我只想让读者看见生存本质的意义,看见结构的荒谬。裁判,读者自己会做。

  “大江大海”的写作有很多难处,因为华人世界不同的读者群就有不同的历史认知、不同的历史情感,也就是说,每个地区的读者,他都“痛”在不同的点,而且往往彼此根本不知道对方痛在哪里。拿一个很微小的例子,比如说,全书我用“解放军”这个词,台湾帮我校对的朋友们校对时就提出疑问:“你为什么称他们为‘解放军’?不是‘共军’吗?”更直率的,就说,“你用解放军这个词来称对岸,难道你认为他们‘解放’了我们?”台湾的读者并不知道,“解放军”和“国军”这些词,在大陆都是包裹着“历史情结”的词。

  

  八、难民的女儿

  

  身为难民的女儿,在台湾的农村渔村长大,被排除在当地的绵密的传统关系网络之外,疏离是我的生存位置,跟所有热闹的核心的疏离。但是,我的情感是另外一回事。

  因为在闽南人的农村跟渔村中长大,我最熟悉的人,反而不是那些大陆外省的伯伯、妈妈们,我没有住过眷村。最熟悉的人们,是渔村里面、农村里面的那些人。你自然的对他们关怀,因为理解而关怀。我看到他们三更半夜的时候赤脚出海,我跟朋友们在海滩上玩的时候会有海难尸体漂上来,也看到朋友的家人去招魂。这个时候你不会想到谁是外来的、什么我是边缘的、疏离的,这就是情感的自然渗透。

  看事情的位置疏离,不代表我的感情不投入。

  

  九、战士授田证

  

  随国民党来台湾的老兵,基本上,可以称他们是时代的受虐儿吧,青春整个都过去了。有那么多人当初是被抓兵抓来的,等于是说绑架来的。他被迫做了这么多年的兵,然后到最后得到一个没有田的“战士授田证”,一个以国家之名所给出的空头支票,这就是他的一辈子。

  而在台湾的十七八岁、十九岁的青年人,当日本人开始要在台湾征兵的时候,曾经有一年是给一千个名额,结果有六十万青年要报名。报名不上还有要自杀的,很多人咬破指头写血书。

  你如果用以前的那种忠跟奸的立场去分的话,那没完没了,是不是?一整代人都已经不在了,只剩少数,这个时候,可能某个程度可以抛开忠奸跟立场之分。战争时,台湾的年轻人,被日本的国家机器给包装、诱骗、绑票,然后送到南洋去为天皇牺牲。大陆当时的年轻人,被当时的国家机器所绑架,诱骗,送到国共的战场去。现在六十年之后回头去看,我们如果有足够的谦卑,以人的价值作为核心来看的话,有很多东西其实是可以超越的。

  

  十、简直就是亡国奴

  

  帮我校对的一个台湾年轻人边校对边流眼泪,对我说,他看了书想起自己的爷爷。小时候看见爷爷和一群老友,常聚在一起喝酒、唱歌,一唱就是日本军歌,而且还互相抄着歌词,极为认真陶醉地唱。他在国民党的教育下长大,看见自己的爷爷唱日本军歌,那是多么让人瞧不起的事情,简直就是亡国奴。校对时,读了书中关于台籍日本兵的历史,才知道爷爷那一辈台湾青年是怎么走过来的,读书涕泣,是感受到,“爷爷一辈子太寂寞了”。

  很多口述史都提及,台湾兵比日本兵还要残暴,那也很自然。比如说日本人1941年打进香港,他们会把殖民地的台湾兵放在前面,当炮灰。占领了之后,最低下肮脏的工作,比如必须暴虐打人的工作,让台湾兵去做。台湾兵作为被殖民者,在那个环境里长大,可能就会有一种扭曲的心理,想特别向你的长官证明你很忠诚。怎么证明呢?就是打得比日本人还凶。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

  

  十一、文明史的长镜头

  

  为什么用“失败者”这个词?内战,国军明明白白是失败的一方;而台籍日本兵,二十万人去为天皇效忠,死的死,伤的伤,零落的零落,还有很多人,上了绞架,当作战犯处理,一辈子都不算数地回到台湾。你用军事的角度、政治的角度去看,他们都是失败者。

  可是,你如果以人的价值和文明的长镜头去看的话,失败有它正面的意义,过了六十年。我们也许可以跳脱用战争史跟军事史的单一眼光来看过去,可以用文明史的长镜头来看看。

  文明最核心的意义,就是人的价值。如果用文明史的眼光来看的话,那从各个路线逃亡到台湾来的两百万人,加上台湾经过五十年殖民历史的这六百万人,这两股在军事、战争中失败的人在一起之后,是如何努力地在转化价值观。不是军事和政治的“失败”,也许这种转换会更迟缓。

  

  十二、集体这个大怪兽

  

  不管是国军、日军,或者是德军、苏军,我都看到那个机器里面人的原型。

  就是说,人跟人加起来变成一个集体的时候,他会如何走样,回过头来异变成一个大怪兽,把你给吃掉。这个东西是非常清楚的。

  变不变怪兽,要看人跟人的汇集,里头的那个人本身,有多大的反省、觉悟,以及反抗的能力。

  我是很希望年轻读者看完这本书之后,会去思索一个问题:作为一个个人,在一个集体里,你和集体间的关系是什么?你这个个人,必须要有多高的警觉性才能避免你的那个集体变成一个失控的机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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