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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静:浅论政治传播中的符号化过程

更新时间:2010-06-01 12:16:25
作者: 许静  

  ”[14]

  毛泽东的批评,迫使反冒进的主要支持者不得不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自己的态度。在1957年6月全国人大一届四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已经完全看不到对1956年经济工作“急躁冒进”的批评,反而认为1956年的经济建设“采取了跃进的步骤”,社会主义建设有了一个跃进的发展,并批评了认为1956年国民经济发展计划是“全面冒进”的观点。周恩来说:“有人认为,我国的发展国民经济计划在一九五六年全面冒进了,在一九五七年又全面冒退了,很明显,这种意见是不正确的。”[15]周恩来在报告中这种近于180度的态度大转变成为一个明显的标志。它表明,在毛泽东的批评压力下,“反冒进派”全面退却,中央内部关于经济建设方针的意见分歧就此基本结束。1957年初以后,无人再提反冒进。八大确定的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也只剩下了反保守的内容。[16]急于求成的思想,仍然占据主导地位。

  这种“冒进”、反“冒进”、反“反冒进”之争是跃进口号提出的背景。但我们这里所关注的并不是简单的政治史,而是大跃进时期政治现实符号化过程的开端。跃进的口号虽然还未正式提出,但其铺垫如冒进、反冒进等却已进入到中国当时的政治语汇之中,并被赋予了特定的符号意义。

  

  二、“跃进”口号的提出

  

  “跃进”的说法第一次出现在1957年6月周恩来在全国人大一届四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其中说到:“1956年,伴随着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的到来,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有了一个跃进的发展。”“1956年的计划……争取了跃进的步骤,而且在各方面取得了如前所说的巨大成就。”在此,周恩来一反以往对1956年经济工作“急躁冒进”的批评,反而称赞其“跃进发展”,并批评了他本人曾坚持的认为1956年国民经济发展计划是“全面冒进”的观点。

  此后一段时间,“跃进” 逐渐成为描述建设成就的一个基本说法。如:“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辉煌成就,我国建设能力跃进一步”;[17]“工业生产大跃进:四十六种主要产品中有三十四种完成五年计划”[18]等。

  1957年10月11日,八届三中全会期间,《人民日报》根据全会通过的《农村发展纲要四十条》的精神,发表头版社论“在五年内赶上和超过富裕中农的生产水平”。社论首先提出:“我们当前的问题是:能不能使农业生产发展的速度更快些?答案是肯定的。……多数地区的多数合作社在五年内赶上和超过富裕中农的生产水平,这是我国农业生产的一个大跃进,也是社会主义在农村两条道路斗争中获得最后胜利的一个标志。” 这是第一次在社论中出现大跃进的提法,并且具体提出了跃进的目标。

  11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经毛泽东亲自审定的社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社论对右倾保守和“反冒进”进行了公开的、直接的和严厉的批评。指出“有些人害了右倾保守的毛病,像蜗牛一样爬行得很慢。他们不了解农业生产合作化以后,我们就有条件也有必要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这是符合客观规律的。1956年的成绩充分反映了这种跃进式发展的正确性。有右倾保守思想的人,因为不懂得这个道理,不了解合作化以后农民群众的伟大的创造性,所以他们认为农业发展纲要草案是‘冒进’了。他们把正确的跃进看成了‘冒进’。他们不了解所谓‘冒进’是没有实际条件,因而是没有成功可能的盲目行动。而我们在1956年的跃进却完全不是这样,是有很多可以实现的条件,因而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否则,就无法说明,为什么1956年我国遭受了严重的自然灾害,而粮食产量却超过了大丰收的1955年一百多亿斤。”对反冒进的批评通过党报而彻底公开化。“跃进”一词取代了“冒进”,则意味着政治领导人对现实的定义有了一种根本性的转变。事实上,“跃进”或“冒进”描述的是同一个时代的同一个事实,但由于这两个词分属不同的符号体系,含有不同的价值判断,所以能够在受众中引起截然不同的反应。对此我们还可以借用索绪尔普通语言学的一般理论进行分析。按照他的观点,语言具有符号特征。每一个概念性的符号,就是能指(signifer)和所指(signified)的联结。[19]能指和所指的联结具有任意性,因此在特定情况下常常可以改变。改变这种联结的方法之一,就是改变能指而所指不变。任何符号都包含情感和认知两部分内容。认知是指对某一具体事物的指代,而情感则包含了个人对这一指代的情绪及其强度。这两方面都导致了个人对符号的反应以及对符号的使用。用“跃进”替代“冒进”,事实上是能指的改变而所指不变,两者在认知上是一致的,都是对同一事物的指代,但由于这两个词暗含的褒贬不同,引起的心理联想和情感反应也就不同。因此用“跃进”取代“冒进”,其中所表明的态度倾向是非常明显的。

  毛泽东非常欣赏以“跃进”一词代替“冒进”。认为自从“跃进”的口号提出后,反冒进论者就闭口无言了。“冒进”可反(冒进即左倾机会主义的代名词),“跃进”则不好反,一反就立刻把自己抛到一个很不光彩的地位上去了。他称赞说“其功不在禹下”。“建议第一号博士赠与发明这个伟大口号(即“跃进”)的那一位(或者几位)科学家。”[20]

  这样,大跃进的口号正式提出,得到了中央主要领导的认同,并通过新闻媒介广泛深入的宣传,形成舆论气候,成为了当时中国政治活动和生产活动的主要内容。

  

  三、大跃进口号的全面推行

  

  从1958年1月开始,大跃进的口号开始迅速扩展到工业生产及其他方面。《人民日报》元旦社论以“乘风破浪”为题,极其乐观地论述了国际国内的有利形势,再次提出用10到15年的时间赶超英国,然后再用20到30年的时间赶超美国的目标。

  《人民日报》不断报道工业生产上制订新的跃进指标的“先进经验”,并且明确指出:“当前,工业生产上能不能跃进,敢不敢跃进?关键在于企业的领导人员有没有促进的思想,在制订1958年生产计划的时候,是不是充分发动群众,鼓起革命干劲,把生产计划制订在先进的基础上。”[21]在同日另一篇文章中则提出“在经济战线上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以后,对新解放的生产力的雷霆万钧之势,人们往往摸不清底细。对生产工具的潜力,人们还比较容易掌握;但是,对于人的劳动热情和创造性,就常常难以估计清楚。有人会问:新解放了的生产力以及受到整风运动的鼓舞的群众劳动热情,究竟有多大威力?我们的回答是:原子核分裂有多大威力,它们就有多大威力!所有企业的领导人员,都需要有这样一种自觉:自己的思想时时都可能落后于实际,因此,必须时时警惕落后,时时记着往前赶,把计划、措施制定得先进更先进。”[22]

  2月1日开幕的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成为了“一次争取大跃进的大会”。[23]会议期间,《人民日报》社论提出:“我们国家现在正面临着一个全国大跃进的新形势,工业建设和工业生产要大跃进,农业生产要大跃进,文教、卫生事业也要大跃进。”[24]国家经委主任薄一波在会上所做的《关于1958年度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的第二部分题为“争取1958年国民经济的新跃进”,其中讲到:“有没有可能使1958年的国民经济有一个跃进的发展呢?我们的回答是肯定的。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的伟大胜利给了我们这种条件,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巨大成就又给了我们这种有利条件,国家行政管理体制和各项工作的改进也给了我们这种有利条件。”[25]在会上,各界代表都纷纷提出了本行业大跃进的口号。

  《人民日报》2月3日社论再次指出:“跃进和冒进有原则的不同。跃进是一种有实际可能性的前进,它不同于通常的前进,它是在有利的革命形势下,在群众运动的高潮中,千方百计,打破常规,采取新的方法或者新的技术,以比通常快得多的速度,迈大步的前进。……我们的事业是革命的事业,而革命——这就是跃进。……全国各省都应当考虑在五年、或者六年、或者七年、或者八年内实现纲要所规定的十年实现的指标。十年决于三年,全国大部分应争取在三年内使当地区的面貌基本改变。我们的口号是苦战三年,方法是放手发动群众,一切经过试验。”

  人代会的闭幕,意味着“大进军的号角响了”[26]《人民日报》以“六亿人民在跃进”为题发表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旁听记。[27]在配发的社论中指出:“这是1958年国民经济新跃进的序幕。”“为了争取国民经济的新跃进,1958年各项经济指标订得是比较积极的。工业生产总值计划比1957年增长14.6%,生产资料生产增长18.8%,消费资料生产增长9.7%;而在1957年,工业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是6.9%,生产资料的增长速度是12.0%,消费资料的增长速度是3.0%。农业生产总值计划比1957年增长6.1%,粮食生产增长5.9%,而在1957年,农业总产值的增长速度是3.5%,粮食生产的增长速度是1.7%。在工农业生产增长的基础上,国家用于基本建设的投资,计划比1957年增长17.8%,而1957年的基本建设投资同1956年相比,则没有什么增长。”

  这样,大跃进的口号终于响遍了神州大地,成为此后几年间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中最常见的词汇。

  

  四、小结

  

  如前所述,在人类的社会、政治生活中,语言的功能不仅仅在于描述现实的一些方面,而且常常被特定的人们所运用,以建构一种新的政治现实。在借助于语言进行的现实的符号化过程中,一部分人获得了新的权力,同时另一部分人则被剥夺了某种权力和能力。在政治符号的熏染下,个人获得了对集体行动的逻辑和政治行为的动力的认识。符号把个人同更大的政治秩序联系起来,使不同人的不同动机同步化,使集体行动成为可能。从“冒进”、“反‘冒进’”到“大跃进”的符号演进过程,便是这样一个例子。

  在发动大跃进的过程中,毛泽东很精妙地运用了一些我们认为属于传播学的策略。首先,他通过挖掘反冒进政策的意识形态的、政治的意义来对其进行批判。将一般事物政治化是这个时代最常用的说服策略之一,也是一种典型的政治现实符号化的过程。其一般技巧是,将一些非政治性的问题与政治价值观、意识形态联系起来,使其政治化;将背景不同、内容不同的具体事物同普遍原则、概念联系起来,使其符号化,从而说明问题的严重性或重要性,使对方不得不接受自己的判断、自己的意见。一旦做到了政治现实的符号化,争论便被引进了事先设定的价值体系之中。在这里,一切符号、一切概念都带有明确的意义,都被分为善恶分明、不容混淆的两部分,都有了确定的高下之分。如果我们与对方纠缠某一个具体的技术问题,比如年增长率是定在7%还是8%,那么这场争论可能永远不会有结果,对方也不会心服口服。但我们可以将他的意见与一个普遍概念、一个符号挂钩,如“促退”。这样争论就进入了特定的符号体系之中,在这里“反冒进”与“促退”、“保守”、“右倾”等符号概念便产生了连带关系,他的意见便会自然而然地被归谬。这种说服策略,这个符号化过程经常通过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演说式三段论”的形式来完成。亚里士多德曾经观察到,许多人的思维理性化是通过一种他称之为三段论的逻辑形式来进行的。然而,演说式三段论并不同于论辩术三段论,就像修辞术(rhetoric)不同于论辩术(dialectic)一样。这两者的区别,就是论辩术推出“科学的证明”,而演说式推论推出“或然式证明”。[28]演说式三段论首先建立在可能性而不是确定性的基础上;其次是要求受众的完成。比如“我的对手是一个政客,这就是我反对他的充分理由”这一判断要求受众填补一个大前提,即政客都是狡猾的。这一三段论就使提出命题的人和受众共同进入了一个理性化过程中。而有相似的动机,相似的符号系统和优先偏好的人,则比那些体系外的人更容易相互完成对方的逻辑证明。

  在南宁会议上,当毛泽东提出“反冒进”是一个政治问题时,需要听众补充的大前提是:政治就是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又不可调和。而现阶段的阶级斗争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是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这是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所有的人都不敢公开甚至私下否认的大前提。而在当时的政治词典中,“跃进”即进步代表着无产阶级的利益、“保守”即倒退是资产阶级的专利,因此他批评“反‘冒进’”、提倡大跃进的主张便顺理成章地成为了社会主义、人民意愿、进步等的代名词,令对方无法置疑。

  本文的重点当然不在于判断大跃进运动的是非、得失(对此,(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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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际政治研究》,200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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