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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思之:我在北京做律师

更新时间:2010-05-21 10:02:17
作者: 张思之 (进入专栏)  

  

  人贵有自知之明。在汶川发生大地震后,似乎每个人都应该进行反思、反省,我也不例外。当然,在今天的场合,我不是做反思,只是根据主持人的介绍,如实地向大家汇报我对自己的认识。我的认识是:如果仰视宇宙,我仅仅是一颗尘埃;如果环顾自然,我大概是一株小草;面对强权,我是一个蚁民;但让我直面北川映秀孩子的神态,我充其量是沧海一粟。人们常说,我是“律师界的良心、良知”,这实在言过其实。大家都有与生俱来的良心,怎么能把良心、良知都给了一个人。的确,汶川大地震,让国人承受了太多太多。在此,我禁不住要讲述发生在灾区的故事,这两个故事使我的心灵受到了极大地震撼。仅有6岁的小姑娘,被重压在瓦砾之下,压到第三天有人去救她,知道她在做什么?真想不到,她在唱两只老虎的儿歌。救援人员清楚地知道她是在用自己的方式安慰他们,使他们的情绪更趋冷静,我们让6岁的孩子承受着与其年龄绝不相当的超常负荷,实在可悲;另一个10岁男孩,被救时,左手抓着小弟弟,右手抓着小妹妹,杨澜亲眼看到他用仅剩的半个馒头,喂两个兄妹,自己却一口不动。杨澜问他:“小弟弟,你现在最需要什么?”他说:“我最需要水。”杨澜把水递给他,说:“所有的水都是你的,你喝吧。”你知道十岁的孩子说什么?“阿姨,你给我的水,我已经喝了,不能再喝了,留给别人吧。”10岁孩子的思想境界比那些只会索取、不肯付出的贪官污吏和道德败坏的律师高出不知多少,就在此时此刻,他还在付出。苍天有眼,中国还有点希望!这两个故事,使我充分认识到我的心灵还需要净化,同时,我也愿意看到、愿意听到所有的人都能勇敢地承认,在大震之后,心灵需要进一步净化。

  因此,我必须告诉大家,第一,我真的是一个不学无术的人,我仅仅是办了几个案子而已;第二,我也会讲错话,如果有何不妥,请大家谅解。当然,三味书屋仅是民间举办的讲座场所,面临的不是政府机构。面对政府机构,我可能会说,请宽大处理吧!不管怎样,在大震之后的第一个“六.一”儿童节,我作为一个老人,让我献一次丑。我的题目是《我在北京做律师》。坦白地说,从2月份开始我就一直推拖,推到现在,就随意地报了这样一个题目。主要内容共有两个部分,一个是我做律师,另一个是,我在北京做律师。希望大家对中国律师的现状,对北京律师的生活有所了解。如果我的观点不正确,相信今天到场的同行、朋友会在适当的场合、适当的时间予以纠正。

  第一点,律师是一种职业。既然是职业,就应当允许律师采用正当的手段去谋生、去赚钱,这不仅是职业的需要,同时也是生存的需要。何谓正当手段?我想借用庄子的一句话来概括。必须说明,我现在作的解释,并不是庄子的原意,仅借用他的话说明问题。庄子说:“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庄子原话是“离析”的“析”,现在我将它改为“分析”的“析”,叫做析理,析万物之理。舍此,未必是正当手段。律师的析理应当达到以下几个目标:第一,一定要明辨是非;第二,一定要理清事物的关系,即法律关系,非一般的社会关系;第三,一定要衡量公正;第四,一定要维护人权;最后,一定要做到扶危济困。归结起来,律师职业是高尚的,而现实却与之相反,在律师业和执业者队伍中,已经出现大批将高尚的律师职业异化、变种的人,致使内部不正当竞争已经严重到相当的程度。对于不正当手段,可以从两个方面考察。在内部,行业竞争是允许的,但是采取不正当手段,搞所谓的竞争,应当坚决抛弃;另一方面,我将它喻为“大吃小”,即某位大律师以“大”之名组建律师事务所,雇佣众多的小律师,大律师不办案,只负责招揽案件,然后指派小律师办理案件,对他们进行变相的剥削。不正当手段,变化方式还有很多,在此不一一列举。至于外部的不正当手段,可谓五花八门,不一而足。全国各地被曝光的法院院长无一例外地都牵扯到一批律师。北京西城区法院院长贪污受贿,数额特别巨大,居然判不了、判不下去,原因在于,他交代出一批律师,有立功表现的缘故。总之,律师职业是高尚的,千万不要将它糟蹋掉。

  我刚才讲谋食,接着讲谋道。律师不仅是一种职业,还是一个事业,是依靠进步思想助推的事业。这是广东的一名律师给我的启发。我认为道的核心就是公平正义,律师业谋的就是公平正义。在谋道过程中,第一,要保障公平;第二,要伸张正义;第三,要维护民主;第四,要积极参与或支持建立一种合理的社会秩序。律师应是最爱秩序的人,在谋道的时候,必须把这点放到突出位置。所谓进步思想,核心有两条,一条是健全法制,一条是实行法治。通过这两方面,努力提高包括律师在内的人们的情操。这个事业值得为之倾注心血,同时,必须极力保持自重。由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律师应当是大众的益友,是连接人民与政府的纽带与桥梁,是建立合理社会秩序的积极的力量。我相信律师绝对不是异端,不是所谓的异己分子,动辄将律师作为异端邪术对待的认识是错误而荒谬的。如果这个力量能够被充分利用起来,我相信在某些层面、某些环节,整个社会面貌就会发生一定程度的变化。

  第二点,律师工作的主要特点或是职业习惯,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依法解决问题。如果大家寻求律师提供帮助,选择标准在于:看他能不能解决问题。为了解决问题,律师必须具备较强的业务能力。比如求实的能力、求是的能力、逻辑思维的能力、应变的能力以及语言表达能力,这些都是律师必备的基本素质。其中,语言表达能力是律师的门面。从目前情况看,很多律师语言表达能力低下,最让人感到寒心和担忧。这让我想起老舍先生写的《西望长安》,书中讲述一个政治骗子,叫李万铭,农民出身,他能把斯大林勋章骗到胸前,骗得毛老人家也云里雾里,被指派赴苏联考察,最后他不但有了官衔,还有了军衔。后来由于极为特殊的情况,使他的犯罪行为得以暴露。在从西安到北京的软卧车厢里,他同一个总参军官坐在一起。那个军官问他,你到北京干什么?李万铭回答,去开一个最高军事会议。这个军官听后大吃一惊,最高军事会议怎么没听说过。军官下了火车,马上打电话核实,一问根本没有这回事,就此案件才终以告破,李万铭被判十五年徒刑。李万铭这个人口吃,他以参加抗美援朝被炸,留下口吃后遗症为掩饰,四处行骗。在这个案件中,恰巧,庭审法官也口吃,怪就怪在律师也口吃。想象一下,几个口吃当庭瞎审一气,无论如何不好交代。这个事情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就律师而言,表达能力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书面,一个是口头。这两个方面都很重要。根据我的体验,书面表达应当做到八个字,即朴实无华,准确精炼。如果达不到这八个字的要求,应当说稍逊风骚。特别是在书写辩护词、代理词时,体现得更加充分、更加明显。辩护词脱离不开事、理、情。事,即事实,要作为骨;理,即道理,要作为肉;情,即人情,要作为筋。有骨、有肉、有筋,还不够,要用新鲜的血液,即新鲜的语言,将它们连接起来,贯穿在事、理、情之中。只有这样,辩护词才能生动,才能活泼,才能站得住,才能立得稳,才能永远常青。否则,就会失去直击要害的力量。庭审活动由两部分组成,一个是事实调查阶段。在这个阶段,律师口头表达一定要遵循某位大师的名言:我不是在同你争论,我是在告诉你。它应是一种理性的交流,而非剑拔弩张的战斗。在辩论阶段,又呈现另一种情形,应当将其视为发表演讲。很多律师对此不屑一顾,我多次听律师说,今天的案子我没有多少准备,就简单说几句吧。对此,我曾不止一次地在法庭上感到脸红。辩论演说是一个律师素养、水平的集中体现,它不仅反映律师的精神面貌,还能展示律师的思想水平、知识水平和各个方面的能力。古罗马大师说,演讲是道德完美的体现。我认为,这个道德不是一种规范,指的是风貌风范。发表一篇好演说不易,我本人也做不到,但愿意学习,遗憾地是我们很多律师甚至连学习的愿望都没有,经过这么多年,总是提高不快,实在让人感到遗憾。我把这段总结一下,写好辩护词并善于表达,要求有较高的水平、有丰富的知识、有执著的精神、有严谨的作风、有哲人般的胸怀、有诗人般的激情,有语言大师的文采,有演说大家的风度。有人会说这个要求过多、过高,但我认为如果律师是个有心人、有志者,历经长期磨练,一定能够达到这样的基本要求。我曾发誓,我真地不相信,在21世纪的东方,在演讲方面超不过古罗马和古希腊的演讲大师,我不信也不服!现在看来,我真地太狂妄,我们与古人的差距实在太大。超不过也不能泄气,需要我们继续努力,争取达到这个目标。

  第三点,律师工作的作用和意义在于,要通过解决问题,表现一种世界观、人生观,体现我们民族的特征,反映时代的特点以及大众的愿望和需求,积极创造呵护理想社会的环境,推动社会建立合理的秩序,打造一个美善的境界。做到这一点,需要我们不断积累知识、经验和智慧。每个律师是互不相同的个体,风格、面貌、水准、气质和风度,都是唯一的。正因为有了个体差异的存在,这个世界才变得万紫千红,如果丧失了个体差异,律师事业就会走向枯萎。应当明白,法律之所以被敬仰,继而被信服,不仅仅在它的权威性,而且还在于它的魅力。对于这点,我觉悟得很晚,是在去年与《南方周末》的一个记者谈心中,获得的启发。我认为,法律的魅力体现在正义性的内在属性,也就是呵护正义的法律才是美的,是有魅力的。法是治的工具,对于工具,应当加以美化。再进一步,法是一种表达手段,凡被表达的事物,肯定会受到美的感染。众所周知,法也是一种意识形态,凡是意识形态,就会受到美或丑的制约。把这几点综合起来,法律之美、法律魅力,是法律权威性的哲学基础。当我们温习法律哲学的时候,的确应当把美学作为重要的一支加以考虑。马克思说,“人在按照美的规律建造世界”,这个哲学观点可能来自古希腊“美是真理的光辉”这句格言。因为有了这样的觉醒,我从去年开始,居然在法庭上大谈法律的魅力。我希望我们的法官能意识到法律美的特征,不要以自己的恶行使法律遭受丑化。我们参与的诉讼活动,如果仅仅体现司法的权威性,未必能使大众信服。如果律师在法庭上能够展现和弘扬法的魅力,一定会为人民大众信法服法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

  现在,讲一讲朋友们最为关心的问题:我在北京怎么能办这些敏感案件,也有人将其称做政治性案件。老实说,办理这类案件我有一个思想发展的过程,向大家亮明我的心态,有助于增强对我的了解,也让大家知道社会上那些流言蜚语是多么地经不起检验。在1991年我接触所谓的“六四”案件的时候,当时的心态是,可以接、应当接,但能不接就不接。我不是为自己考虑,而是为当事人考虑。原因在于,在1991年,我早就知道许多法院的法官讨厌我,他们在公开场合宣称,只要张某来,就一定给其代理案件的当事人重判,结果真是如此。我代理的广东中山案件,当事人是一个工人,工作勤奋,善于钻研,在他的努力下,不仅其所在的打包厂获得重生,而且使该厂进入国家打包行业的前三名。后来因为遭到妒忌,有人就想把他们这个领导班子整体搞垮,于是耍诡计出阴招,以每年应得的奖金诬陷为贪污款项,将他们告发。中山的朋友说,这个案件共有11个被告,请你前来助威。我答应了他的请求。我的委托人是第五被告,在他的前面有书记、副书记,居然判刑最重,而且在法庭发言,我始终列在最后。鉴于这种情况,如果因为我代理了案件而使委托人遭受重判,我感到于心不忍,另一方面,由于主客观原因,最后我还是接受了。我至死抱定一个信念:准备坐牢。我没有产生任何的恐惧,反正监狱是人坐的。我也没有留下任何的退路,仅写了一个不算遗言的遗言,交到律师事务所密封,叮嘱他们在我坐牢之后再打开。这个遗嘱至今还在封存,现在早已忘记书写的内容。同时,我对此类案件,采取大案小案都是案,不分大小、一视同仁的态度。我同很多人开玩笑,我说,我真正办案子的时候,差不多有六十岁,一个六十岁的老翁,千里迢迢去办一个小小的盗窃案件,你们是否相信?我办了,因为在我的心目之中,无论案件大小,只要大众有需求,我就应当全力以赴。有了这样的心态,自然就不会像有些人讲的那样,我以屡战屡败而著称。败了以后是不是如丧考妣、痛哭流涕?我哭过,但并不是因为我的失败。在第二个阶段,我逐渐有了自信,感觉在律师行业,办理此类案件非我莫属。首先,我对中共惯用的政治斗争手法比律师界其他人,更为熟悉。这得益于被斗挨整的经历,是吾党对我多年批斗教育的结果。正因为有了以上经历,使我深知应对的措施和规避的办法。刚才,我同所里一名律师通话,他说一个美国人来所,(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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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三味书屋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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