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翟振明:迷失在“诉诸后果”谬误中的中国哲学学术

更新时间:2010-05-14 20:11:57
作者: 翟振明 (进入专栏)  

  

  常常有人问:

  “什么样的哲学才能适应新时代的要求?”

  “在现代化的物质主义浪潮的冲击下,中国人需要什么样的哲学来充实心灵?”

  “要解决中国的问题,我们应该到哪里去寻找哲学资源?”

  “中国要跟上世界的潮流,是否应该接受后现代主义的哲学?”

  类似以上的问题,似乎都是些非常严肃的意义重大的问题。但是,尽管这些问题各有不尽相同的导向,如果提出这些问题的人是哲学领域的学者、他们还按照这样的提问来为自己的研究定向的话,他们都犯了同样的错误,那就是,他们对哲学的理解都违背了哲学学术的基本精神。

  中国哲学学术在这三十年发生的变化,头绪比较多。但是,我仅沿着一条很容易把握的线索,即哲学学术的传统诉求的线索,看看这里有什么事情在发生。在这篇文章里,我要阐明这样的一个观点:在最近几十年里,中国哲学学界的很多有影响的学人都犯了“诉诸后果”的错误,而在这个谬误的氛围中,很少人真正接触到了哲学学术的内核。

  

  1、一个标准的推理谬误:“诉诸后果”

  

  哲学学术,就其作为严格的学问来说,是以从古希腊开始的西方哲学为范型的。所谓“中国哲学”的提法的合法性问题,之所以时常有人提出争论,首先就是因为有这么一个哲学学科的原始范型的西方起源的历史事实。所以,我们在西方哲学传统中看看这个古老的学科的基本诉求是什么,再看看我们这里的“哲学”与其有多大的偏差,无疑是有些启发意义的。这样,我就先介绍一个在中国很少被人提及,但却是在西方学术传统中具有重要意义的标尺,并对此标尺稍作分析澄清。然后,我就用这个标尺衡量一下我们的“哲学”,看看有什么问题存在。

  我在美国期间,教过一门类似于“批判性思维”的比较标准的哲学入门课。这门课的一部分内容是简单的形式逻辑的运用,另一部分是对常见的非形式谬误(informal fallacy)的剖析。我们最常见的非形式谬误,有“诉诸权威”、“人身攻击”、等等,这些我们中国学界之人都比较熟悉。这些谬误,之所以被称为是“标准”的,就是因为它们自古以来就很常见,所以哲学家们就把他们归纳出来,进行统一的命名,以拉丁语为语言载体固定下来警示后人。比如,“诉诸权威”叫做“Argumentum ad verecundiam”,“人身攻击”是“Argumentum ad hominem”。这里我要介绍的,是一个在中国很少有人提到的谬误,叫做“诉诸后果”,拉丁文是“Argumentum ad consequentiam”,即,以后果好坏的论辩代替命题真假的论证。

  为了说明在什么意义上“诉诸后果”是一种错误,先让我举个明显的例子。看这样一个假想的对话:

  甲:“明天会刮大风吗?”

  乙:“那可不能刮大风,不然我们庄稼地里的水稻可就遭殃了。”

  甲:“正是因为这个,我在操心呢。”

  乙:“如果我们粮食收不上来,这日子还怎么过啊。日子还得过,明天不会刮大风的。”

  甲:“我也相信明天天气会好转的,总得让人活下去啊。”

  如果真有这样的对话,甲说的“相信”一般只是表达某种希望,这样的话,不会有很大问题。但是,很显然,如果有人试图真的按以上思路来论证“明天不会刮大风”,那就显得荒谬了。再看下面一个文字上稍有不同的对话(如果被当作推理也照样荒谬):

  甲:“明天会刮大风吗?”

  乙:“无论如何我们都不要去相信明天会刮大风,不然你我都会放下生意抢收粮食去了,那不合算。”

  甲:“是啊,虽然地里那点粮食值不了几个钱,真知道大风要来的话,我还是舍不得的。”

  乙:“既然这样,咱就相信明天天气很好,如何?”

  甲:“是啊,我也相信,明天不会有大风的。”

  以上的两个假想对话,如果被当成从前提推出结论的演绎,都是不对的,都犯了“诉诸后果”的逻辑谬误。很明显,什么样的自然事件是否会发生,不会因为你对后果的喜好或厌恶而改变。但是,这是两种结构不太相同的“诉诸后果”。第一个对话,是把“明天刮大风”这件可能事件将会导致的后果作为论据,而第二个对话,则是把“如果我们相信明天会刮大风”将会导致的后果作为论据。这里的论据,都是用来为最后结论的“真”或“可信”提供唯一支持的。但是,这种所谓的“支持”是无效的,所以我们把这种所谓的“推理”称作“谬误”。

  上面两个对话的模式,都是用不可欲的后果来否定某个判断的真确性。实际上,“诉诸后果”也可以是正面肯定的,即用后果的可欲性来肯定某个判断的真确性。限于篇幅,我就不再举例子说明了。一般说来,“诉诸后果”具有如下两种形式:

  1、 指向真值的:

  1.1 正面肯定:

  如果 P 为真,则 Q 会发生;

  Q 是可欲的;

  所以,P 为真。

  1.2 负面否定:

  如果 P 为真,则 Q 会发生;

  Q 是不可欲的;

  所以,P为假。

  2、 指向信念的:

  2.1 正面肯定:

  如果相信P 为真,则 Q 会发生;

  Q 是可欲的;

  所以,我相信P 为真。

  2.2 负面否定:

  如果相信P 为真,则 Q 会发生;

  Q 是不可欲的;

  所以,我相信P 为假。

  有了例子和一般的形式展示,我们就立即明白,为何以上的两种“诉诸后果”是逻辑谬误了。关键是,所有这些格式中的第二个前提,都是关于某种事情可欲还是不可欲的断言。但是,我们知道,什么事会不会发生、任何命题是真还是假,如果不与你的决定导致的后果相关的话,与你的欲求是没有必然的逻辑关系的。不过,上面举的例子都是关于经验领域的事情是否会发生的推理,而在哲学这个非经验学科的领域内,涉及的都只是理念领域内的关系。这样,第一类“指向真值”的情况就很少与哲学问题发生关系,而第二类的“指向信念”的情况,则在哲学领域时时可以看到。在下面的案例中,我们就此进一步分析。

  不过,在我们进入更加具体的分析之前,我们先要对两个容易发生混淆的区别有所注意,以免在进一步的讨论中发生误解。

  第一个,就是做决定时的慎思与对命题真假的判断之间的区别。如果我是在做一个决定,并且我唯一要考虑的就是后果的话,考虑后果就是合理的,这里不可能犯“诉诸后果”的推理谬误。与以上句式1.2相应,举例来说,就会有这样的不同的句式:“如果我做 P, 则 Q 会发生;Q 是不可欲的; 所以,我不应该做 P。”对应于其他的句式,可以由此类推。我们在本文将要讨论的是理论哲学的学术范式,是对命题之真假的判断,而不是实践理性的运用问题。伦理学中的“后果主义”,在哲学层面,是要论证我们行动之前做决定要以什么标准来衡量“应该”与“不应该”,这种论证,不是靠“诉诸后果”,而是像讨论所有其他哲学问题时一样,论证“后果”是我们采取行动前唯一应该考虑的因素。与此相对照,实践推理中的后果考量,与“后果”相连的是行动前的决策慎思,而不是哲学命题。

  第二个,就是实证研究(如社会科学中的因果分析)中对社会历史事件的因果关联的分析与哲学学术中对各命题间的逻辑关联或意向性关联分析之间的区别。实证的社会科学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对事物的因果关联本身做出真假判断,在这个领域,对后果的讨论,并不一定与“诉诸后果”的推理谬误有何关联。在这里,对应于上边1.2的格式,有效推理的模式是这样的:“如果 P 发生,Q 就会发生;如果Q是不可欲的,我们就要防止 P发生。”显然,这是一种有效的实证推理格式,不属于我们讨论的推理谬误的范围。

  总之,哲学属于理论思维,要阐明的是义理关系而非因果关系,要论证的是观念问题而不是事实问题,与上面所举的两种后果式思维没有直接的关联。那么,哲学论证中的“诉诸后果”的谬误,为什么会在中国流行,其根源和要害在哪里呢?

  

  2、“诉诸后果”与意识形态的特性

  

  哲学是爱智慧,从古希腊开始,这种“爱智慧”的活动的意义就是基于这样的一个前提:命题有真假之分,信念有知识与意见之分。理论哲学的目的,就是在其特定的论域内寻求真命题拒斥假命题、获得知识排除意见。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说法,相对于那些为“有用”而学术的学术,哲学是标准的为学术而学术的学术。这就是说,哲学提出、思考、讨论问题,质疑我们基本信念的根基,最终是为了搞清楚其根基本身是否牢靠,亦即,搞清根基据以推出的理由是否成立、表达这些理由的命题是否“真”。我们考察一下两千多年来的哲学史,伟大的哲学家,除了竭力证明自己的命题和/或信念系统之真,就是驳斥其他人的命题和/或信念系统之假。这正如政治哲学家罗尔斯在其《正义论》的开篇将社会制度的正义与观念系统的真做比较时所言:

  …… 一种理论,无论多么精致和简洁,只要它不真,就必须加以拒绝或修正…… 允许我们默认一种有错误的理论的唯一前提是尚无一种更正确的理论…… 作为人类活动的首要价值,真理和正义是决不能在其他考虑面前退让的。(John Rawls: A Theory of Justic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正文首页,此引文为本作者自译)

  因此,作为非经验的观念系统建造者的哲学家,必以追求自己的哲学的真确性为直接目的,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笛卡尔的《第一哲学沉思录》、斯宾诺莎的《伦理学》、休谟的《人性论》、莱布尼兹的《人类理智新论》、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等,无不如此。没有哪个哲学家在其哲学著作中认真讨论如下的问题,即,如果我在这里论证的某个真命题成立或一旦我们相信了这个命题,将会有什么样的历史事件随之发生?哲学家之所以不讨论这样的问题,并不一定是因为他们不想知道这类问题的答案,而是因为就他们的工作性质而言,他们缺乏有效的手段进行这方面的探究。哲学家,就其哲学家的身份而言,是纯粹的思想家,是不做系统的实证研究的思想家。他们都知道,不做实证性的研究又要做出以实证为根据的断言,是一种不负责任的僭越。

  其实,哲学家是否想知道其哲学传播后的后果如何,在我们的论域内并不重要,顺便说起,也可以算是稍有关联的题外话。讨论至此,我们也基本明白,一个哲学学说传播之后到底会产生什么后果,是与哲学本身的内在目的没有必然联系的。所以,就算哲学家关心这种后果,这种后果的预测也不能成为其哲学论证的一部分。不然的话,哲学家就犯了“诉诸后果”的论证谬误了,这才是关键。与此相连,我们也要注意到,哲学家都希望自己的学说被他人接受,并由此影响人们的生活,在这个意义上,他们都关心自己哲学理念的传播后果。但是,他靠什么来达到这种后果呢?一定不是靠承诺接受自己的学说以后实际上会发生什么事情,而是靠证明自己哲学的“真”、靠说理论证的透彻。只要读者认为一个理论是真的,他就会采信这个理论。几乎没有人会严肃地宣称,“这个理论是真的,但我不信”,或者:“这个理论是假的,但我还是相信”。

  在现代中国,改革开放之前的几十年的时间里,唯一能流行的对“哲学”这个学科的定性,是把其当作一种意识形态,或者是一个更大的意识形态体系的核心部分。那时候,“意识形态”被赋予完全的正面意义,其“阶级性”、“代表无产阶级利益”、“代表先进生产力”等等与“真理性”相去甚远的特性,被堂而皇之地加在“哲学”的告示牌上。但是,在有雄厚的学理传统的西方,这些与求真的方向相违背的东西,是不可能以正面肯定的方式被加在任何观念体系之上的。确实,中国流行的关于“意识形态”的功能的描述,与其在西方的出处相差不远。但是,在其与真理性的关系的理解上(先不管是否出于马克思),却与西方学界原本的理解大相径庭。本来,你一旦承认了你的观念体系是为那些意识形态功能设计的,你就放弃了对真理的追求与坚持,但我们的“理论家”们却宣称,正因为我建造了这样的意识形态,我们才拥有了最后的真理!

  恢复到它的应有之义,意识形态指的是这样的一个充满内在张力的观念体系。一方面,它的目标与真理的获得或维护无关,而是试图用从这个观念体系生出来的言谈方式引起或阻滞某种社会事件的发生,以哈贝马斯的语言来说,这是一种“策略性”的言语系统。另一方面,它又不能宣示自己的目标,它必须将自己冒充成一个代表真理的体系,以理论的形态出现,即以“沟通性”的语言形态出现。关键的一点是,这套“策略性”语言的策略,恰好就是以真理化身的姿态用貌似的“沟通性”语言来遮蔽其策略性。于是,在这个结构性的谎言机制里面,意识形态语言有时也会策略性地或碰巧地包含一些真确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xiaolu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33649.html
文章来源:《学术月刊》2007年第10期,有增删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