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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溢涛:所谓“为文处世两相宜”

更新时间:2010-05-09 21:34:22
作者: 郑溢涛  

  

  我是主张杂文写作要“本土化”的,但实际上很难做到。湖南衡阳的李升平前辈,身体力行倡导“乡土杂文”,以杂文直接介入身边现实,这其实是杂文界的稀有品种。

  杂文给人的印象,大概通常近乎“借古讽今、含沙射影”之类的代名词。诸如避近就远、避今就古、避实就虚之类的取向,几乎已成了杂文和杂文界的通病了。然而这是很无奈的事。这种病态,折射的正是现实的病态、国情的病态和人情的病态。自认为生有一双慧眼、动辄在纸上纵横驰骋的杂文写手及其杂文们,在“成王败寇”、在“好官我自为之”的现实情势下,其实什么也不是。有一个众所周知的背景是,所谓“民意”,在根本不具备“裁决权”的实质下,也多半是可有可无的玩意而已。

  每写完一篇杂文模样的玩意,总有些好心的朋友为我担心:“会不会有人看了不高兴?”这常常让我很尴尬。这样的世界,只有“赞歌”才是人人乐于“笑纳”的东西。而杂文如果也要写得“人见人爱”,那还叫杂文么!要害在于,能被叫做杂文的那种文体,是必定要涉及某些真相的——历史的、现实的、精神的种种真相。显然这注定是要让人有所忌讳的,弄不好作者就会成为“孤家寡人”。这方面我就曾有过经历:写了一篇青年话题的文章,在有人认为“不是时候刊登”的时候,我未听婉劝、不顾情面登了出来,弄得一些以往对我鼓励有加的朋友,终不屑于我的“寡情薄义”。事实上,无论是杂文的作者、读者,还是杂文的“对象”,以为杂文有多管用,不是一厢情愿,就是错觉。

  杂文如果真有点所谓的价值的话,愚以为恰恰多是在“不合时宜”里面。许多杂文作者,本来已经够谨小慎微的了,一般都不想直指身边的人事,泛泛而谈罢了。但如果即使这样了,还要被要求顾及一两个人的“情面”,还得去考虑合不合个把人的“时宜”,那干脆下令“消灭杂文”好了。好在眼下毕竟已不是可以凭个人喜恶随便下“圣旨”消灭什么的时代,但也有一些办法,就是跟写杂文弄评论的人打打招呼:说就说吧,最好是都写写月亮上的事,或者都做个“事后诸葛亮”。好吧,即使只做个“事后诸葛亮”,按理是“合乎时宜”了,可其实也仍会有人不高兴的。这就是杂文的“宿命”,没办法的。何况,写杂文的,似乎总有些要做个“事前诸葛亮”的不切实际的自信。

  尽管在民意“裁决权”虚无缥缈的年代,“事前诸葛亮”也好,“事后诸葛亮”也罢,说了也多是白说,但该说还是得说,就算为历史留下一点真相吧。“多嘴何曾学杀人”,只是希望人们能够真正安全、平等、健康地活着,能够明辨是非真正和谐地相处。怕被人说“多嘴”,还写什么杂文、评论?而且,为什么不从自己最熟悉、最具切身体会的身边的人和事说起呢?“国家大事”一般离我们太远,自有精英人士在运筹帷幄,而且,关于“国计民生”的设计也实在已经太多了。再说了,自己和身边人的生存真相、精神真相,身边的人际真相,不正是最为实在、具体的“民生状况”么?一个单位,在各个方面有着怎样的“现实导向”,大概也正是国情、人情的缩影;从一个单位的发展趋向和进程,大致也可以联想到整个国家、社会前进的步履轻重。一个杂文作者,如果只沉浸于高瞻远瞩的文字快感,对古今中外的学理阐说信手拈来,而恰恰麻木了对身边种种不合理现状的痛感,那是不可理喻的遗憾事。在我看来,这种状况如能逐渐倒过来,这社会反而可望越来越正常一些。

  “倒过来”,有一个方面是最值得聚焦的,用个比喻的说法,就是先关注、思考身边的“林子和鸟”:哪片林子,本该有些什么鸟;在哪片林子,本该做一只什么鸟;哪片林子,不分青红皂白正上窜下跳着些什么鸟。所谓国情、人情,相当部分其实就在每个人身边的“林子和鸟”里面。这里面的资源,其实就足够写杂文弄评论的人折腾的了。对这里面的某些不正常现象,倘若一点痛感都没有,一句“人话”都不想讲不敢讲,那还谈什么“国计民生”!

  再来看看另一个严重的问题。

  前些日子读过一篇叫《我是个“两面派”》的文章(载《杂文报》、中国杂文网,作者李益民),文章现身说法,津津乐道自己当“两面人”的“经验”和“智慧”:

  我们因写杂文而导致的桀傲(骜)性情最好不要带到生活工作中来,否则会影响人际关系,现在社会人际关系可是生产力。不怕大家笑话,我是个“两面派”,什么意思呢?我是匕首,是投枪,但那是我的文章。我已写杂文数百篇,可以讲篇篇“暗藏杀机”,但日常生活中我却是圆滚滚的,没什么刺。看我的文章,你不会相信我属皮球,看我的为人,你不会相信我写杂文,也就是说,我是个“文不如其人”的人,我完全是里外两张皮,你可以亲切地称为我披着羊皮的狼。对领导,我一样毕恭毕敬,该打水了打水,该擦地了擦地,酒桌上抢着给倒酒,上车抢着给开门,时不时也说点“精神按摩”的话,领导对我还比较喜欢,至少不反感。对同事对朋友,我非常随和,说话面带微笑,从不高声,更不大谈自己的见解,总是认真倾听别人,不谦虚地说一颗炸弹都没扔过。由于我的低调,我的朋友同事关系也不错。是我没正气了吗?不是,是我浩然之气在胸中,夜深人静时我把它写在杂文里。这样,我等于雇了个保镖,安全了,我的“后院”很少有小煤窑爆炸。在这样安全的环境里,我的砖头砸得更勤了,力量更大了,“两面派”取得了丰硕成果。你也许不同意我的做法,但只要写杂文,这个“两面派”我就会继续当下去。

  老实说,我不是道学家,亦非清教徒,虽然我对“性情桀骜”的“杂文人”的艰难处境不乏理解,并略有体会,也认同“生存第一”之类的需要与无奈,但看了这篇文章,仍然哭笑不得!且不去辨析写杂文是源于“性情桀骜”,还是如作者所说“写杂文导致性情桀骜”的问题,要说的是:因为写杂文同时也在生活中做个“杂文人”造成处境艰难,就可以轻轻松松地倡导“人不必如其文”做个“两面人”么?杂文(包括眼下大量作为“公民言说”的时评)的使命,在于剖析社会痼弊,揭示人间正道,在于激浊扬清,扶正祛邪,其中不乏可作为社会“纠错”和“建设”的参考,也就是说,不少合理批评和意见,具有不同层次、程度的“实践指向”,可是,如果连作文说话的“先知先觉者”本身都没有打算践行的意思,这些文字还有什么意义!先知先觉而拒绝先行,或者怯于先行,这大概也是中国不少知识分子、文人墨客身上的一大痼弊吧!从这位作者的行止和倡导来看,我倒想建议他不如干脆一心到官场上谋发展,以他的潜力,相信更能大有作为的——尽管这其实并非他的初衷。写什么劳什子杂文呀,要做“两面人”,弄不好就成了“两头不是人”,不仅对自己不合算,也可能损害人们对“文化人”和思想价值的信任!

  一位网友看了“百家讲坛”郦波教授《风雨张居正》中关于海瑞的讲述,写了篇《海瑞是改革路上的绊脚石?》,我有几句点评说:是啊,在越来越懂得做人的中国人看来,海瑞处处都是个绊脚石。但是,多数“很会做人”的“朋友”,其实是些什么人呢?还是用一句名言来概括吧:“我认识的人越多,我就越喜欢狗!”实质上,中国许多事情之所以坏,体制根子不良固是根源,“很会做人”的人太多则是同等的恶因,而一些睁眼说瞎话的所谓学者,似乎也总是喜欢为“很会做人”推波助澜。海瑞自有他这样那样的局限,但他作为一个“大写的人”,其大节,其最基本的启示价值,在于他的“视民如伤”,在于他的“较真”,在于他的“言行一致,唯做真人”,他只对自己认定的信仰负责。有意无意漠视这一点,无异于抽掉了海瑞的血脉,剔除了他的筋骨!是非面前,“较真”的人生态度,是必需的,是不可商量的;至于用了什么来衡量是非,用了什么来“较真”,缘于怎样的思维和价值取向,如海瑞的执守“祖制”,他的“原教旨”倾向,其中得失,完全可以放在他的时代背景下进行讨论、分析,这不是问题。可怕的是,“较真”的人格,正是被国人日渐阉割掉的“基因”!

  做个“较真”的人,在是非颠倒、价值观畸变的社会背景、氛围下,无疑总免不了处处碰壁。而在诸如“趋利避害”、“成王败寇”这些普遍的历史现实导向下,多数人是不会从个人际遇以外的角度,去思考一个社会之所以变得是非颠倒、心口不一、价值观畸变的根源和危害的,通常的情况是:比如对于那些因“较真”而碰壁的人,人们会习惯性地引以为戒,得出对自己最有价值的启示,什么可为,什么不可为,从来不含糊,以至于几乎全民心照不宣的是,对于教材里、文件中、理论上向来所弘扬、提倡和批判、唾弃的,皆能反其意而用之。如“凡事要讲认真,不可欺上瞒下”、“凡事要是非分明,不可做好好先生、耍滑头,不可讳疾忌医”之类,便常常是在现实中被反用的。我称这是中国数千年来堪称举世绝伦的一大“秘笈”。

  这样的病,显然已入膏肓!将它看作“制度的并发症”,自然可以说是模准了病根,也不失洒脱吧。但是,作为“人”,真能脱得了干系么?真的无须反思么?

  这方面,我最认同《南方都市报》原总编程益中的说法,那是源于一种痛切体验后的思考,他说:

  有人说我本人和南方都市报遭受挫折,是因为我做人不够圆滑、玲珑、世故,不遵守潜规则,这个观点我坚决反对。相反恰恰应该这么讲,南方都市报最成功的地方和最成功的原因,都是我程益中做人不够圆滑、玲珑、世故。更重要的是,南方都市报最伟大之处,便是它的挫折。

  中国最大的糟粕,就是所谓的做人学问,中国人缺乏的是率真和纯粹。中国到处充斥着各式各样、似是而非的做人做官的学问、庸俗管理的学问,其祖师爷都是厚黑学和潜规则。从这些学问那里,我看到的都是争先恐后的、创造性的无耻。我经常会觉得有点不可思议,怎么那么多教人做人的学问里边,都不教人怎样做一个正直、正派和有道义的人,反过来都教人怎么做一个圆滑、世故和不吃亏的人。

  最不好的现实是,制度性的败坏,与国民性的败坏在双重作用于这个时代,一方面制度性的败坏改造和伤害了国民性,加剧了国民性的败坏,另一方面日益败坏的国民性也为制度性的日益败坏提供了肥沃土壤,两者相互相成,互为因果,又相互推波助澜。但可怕的是我们不以为意,或者浑然不觉,就像温水煮青蛙一样。

  当前的中国,我以为还是“前公民时代”。这当中,活跃着一支引领国民驶向公民时代的导航队,而程益中就是其中的卓越指挥员之一。对于上述程益中的这些感受与结论,一切“隔岸观火”的纯学理的辩驳,都将显得苍白,甚至只能成为鬼话!你有过他作为中国当前最优秀的公共知识分子的那份信仰和追求么?你有过他作为时代变革大潮中“舆论舵手”的许多生生死死的遭遇和挫折么?你了解过他一度主导的《南方都市报》在培育和推进中国公民社会建设方面的努力和贡献么?

  一个正常的社会,一方面是赖有好制度,一方面是赖有敢较真的人。缺一都难成样子,难成正果。撇开“制度”问题,从“人”的因素而言,当代的“李敖生成史”可谓权威启示——在讲真话就等着坐牢的年代,李敖不怕坐牢,不做太监;在讲真话不再有危险甚至能获得“多重光环”的年代,李敖说话还是不顾情面,不做讲哥们义气的犬儒。同时,李敖总是不惮于从他的刀光剑影的文字中“拔刀而出”,该出手时就出手,与身边的不公、不道短兵相接,是非、原则面前,六亲不认,管他翻脸、绝交。所以我说,李敖是中国数千年来第一本色男子!是鲁迅“立人”的“标本”之一!

  有人说若在台湾,自己也是个李敖,恐怕只是玩笑或误会而已。这是跟有些人学胡适一样,只学了“制度决定论”而“目中无人”,把责任一概推给制度(通常又只是借口罢了)!怎么就看不到胡适其实也是十分较真之人(缺点是对某些同人宽容失度,有江湖气),他明明是教人“争自己的自由”的,你不争,不但好制度很难出来,再好的制度也可能等于虚设;不争,又怎能将制度的真假面目试出来?尽管,争起来都会很艰难。近些年来,不正是由于有了越来越多的人看破了“天降馅饼”的虚幻,为着公民的权利执着艰难地较真,才让人们看到了公民社会“渐进”的一抹抹曦光么!

  再回到“杂文”与“杂文人”的问题上。

  对这个问题,我不知道自己是否有一种“病态的洁癖”?我一直将杂文(当然是称得上“杂文”的文字)视为大善美的东西,因而也感觉它就如玻璃一样易碎:一方面常因独持异见或识破衣冠下的豺狼本相或洞察人肚里的鬼胎而招致忌恨;另一方面亦因某些作者自身的人格裂变言行陌路而大打折扣。前者是恶政与人性弱点媾合之下的人间常态,自是执着的杂文作者“战斗未有穷期”的一个理由。后者则给弄文者敲响了警钟:像杂文这样至善至美的东西,倘也如其它诗词歌赋一样成为某些心思猥琐行为龌龊之人酒足饭饱之后的“雅赏清玩”,势必是件尴尬之事。

  杂文不以“文字游戏”载入史册,其使命是在批判中让人看到方向和希望。它以剖析真相、揭示真理、表白真情完成它的使命。而要做到这些,作者首先必须是具备了真信仰、真性情的“真人”。正如文人圈子里总有不少假知识分子,杂文界其实也有不少“做戏的虚无党”,辨识的方法很简单,“听其言而观其行”而已。某些杂文作者,笔下棱角分明、义愤填膺,平日里为人处世却是个老滑头、老好人,人鬼不分,趋炎附势,处肮脏龌龌且自行乐,见恃强凌弱仍能心安,舞池漫潇洒,酒席赋新篇。此辈“杂文家”还常醉眼朦胧地告诉后辈曰:“难得糊涂。文章不妨写得尖锐,身边人事却不可当真横眉冷对……”让人想到鲁迅看透的一个“千年秘密”:在中国,凡有大度,宽容,慈悲,仁厚等等美名,大抵是名实并用者失败,只用其名者成功的。像海瑞,像彭德怀,他们说到做到,所以四处碰壁,甚至没好下场。而不少人却习惯于说一套做一套,打打幌子,树树牌坊,什么主义和宗旨,什么理想和理论,什么文化理念学术品格,从来就未打算真正实行,而只在左右逢源各得其所与人打好关系上用功夫,如此倒常能“深孚众望”。一个写杂文的,如果也是这般模样,恐怕正好应了鲁迅的“那不是很像婊子么?”这句话了!

  有篇杂文称不少贪官台上“道德文章”侃侃而谈不过是在进行“口技竞赛”,这让我联想到杂文界其实也有一部分“口技竞赛者”,如果编一套杂文界的“口技丛书”,恐怕会有好几位作者入选。这究竟是杂文的福音呢,还是耻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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