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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彬彬:读汪晖教授《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献疑——仅限于第十二章第四节

更新时间:2010-05-05 09:46:40
作者: 王彬彬  

  汪晖做了规范的注释:“R.G.柯林伍德:《自然的观念》,吴国盛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0,页15”。

  我们再来打开柯林伍德《自然的观念》第15页,有两个紧连着的自然段:

  把一件事情描述成机器的同时又是发展的或又是进化的,这是不可能的。有些发展着的东西可以把自己造成机械,但它不可能就是机械,因此,在进化论中,自然中可能有机械,但自然本身不可能是一个机器,并且不仅它作为整体不能,而且它的任何一个部分都不能用机械的术语完全描述。

  一部机器基本上是一个完成了的产品,或者说是一个封闭的系统。在它被完成之前不是一部机器,在它被制造的时候,它也不具有一部机器的功能,只有到完成后才有此种功能可言。所以它不可能发展,因为“发展”指的就是一个东西致力于成为它还不是的东西(例如一只小猫长成一只大猫)。而一部机器在还没有完成的状态时是干不了任何事情的。一部机器以其功能对自己产生的唯一变化是磨损或垮掉,但这不属于发展的情形,因为它不是获得任何一种新功能,仅仅是老功能的丧失。……因此阶段的循环取代了发展。

  后面这一段话,被我用黑体标出。这与上面作为汪晖的话出现、也用黑体标出的一段,其相同和相似,是一望便知的。汪晖除了把柯林伍德两个自然段的论述顺序颠倒了一下外,还对柯林伍德的话做了较多改动,最明显的,就是把柯林伍德的“小猫长成一只大猫”,改成“婴儿成长为成人”,这大概是汪晖对这段话的惟一贡献了。

  

  随便做个注释,就可以人我不分吗?

  

  汪著关于吴稚晖的这一节,是以这样的一番话结束的(第1279页):

  ……这种常识批判终于要上升到宇宙论的高度,乃是因为只有在理论上肯定了人与天作为感性物质存在的实在性和合理性,承认了这种存在处于不断的变化生灭运动的过程之中,才能充分肯定“渴饮而饥食,戴天而履地”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同时,人的日常生活及其方式总有一定目的,遵循一定的规范和秩序,因之在理论上也就得去寻找、探讨、论证这种普遍规则、秩序和目的(认识论)。[169]在讨论宋明理学对佛老二氏的批判时,许多思想史家都已经论证过理学家的斗争策略,即力图在有限的、感性的、现实的(也是世俗的、常识的)伦常物理中,去寻求和论证超越这有限、感性、现象的无限、理性和本体。这样也就逐渐地把规律、程序、目的从物质世界中抽象出来当作主宰、支配、统治后者的东西了。吴稚晖坚持他的物质一元论,从宇宙论的高度论证不存在物质世界之上的主宰、规范与秩序,后者只是作为物质自身的特性而存在。从这一意义上,吴稚晖的确是反理学的,但他是用一种新理学来反抗和替代旧理学;他把宇宙的物质特性作为规则抽象出来,要求人们服从它的指导与制约,从而以最为明确而简单的方式将天理观替换为公理世界观。

  这段话没有冒号、没有引号,也没有说明从何处开始参考李泽厚。只在前面一小半处,做了一个注释:“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页226。”依常理,注释标记[169]以前的话,是参考了李泽厚,至于从哪里开始这“参考”,汪晖没说,在此也不深究。而注释标记[169]以后的话,即我用黑体标出的话,当然就不再与李泽厚有关,而是汪晖在表达自己的观点。汪晖未注明引用的是《中国古代思想史论》的哪种版本。我“握有”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的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该书第225—226页有这样的论述:

  ……宋儒的“心性之学”实际进行的本是这种常识批判,但正因为宋儒把这种世俗的常识批判与宇宙论直接联系起来,这就使批判上升到超常识的“天人之际”的高度。这就是说,既然人都要吃饭穿衣,“戴天履地”,那就得在理论上也承认和肯定“天”与“人”作为感性物质存在的实在性和合理性,承认和肯定这种存在确实处在不断的运动、变化和生灭之中(宇宙论)。同时,人的穿衣吃饭“戴天履地”总具有一定的目的,遵循一定的规范和秩序,因之在理论上也就得努力去寻找、探求、论证这种普遍必然的规范、秩序和目的(认识论)。这即是要求在有限的、感性的、现实的(也是世俗的、常识的)伦常物理中,去寻求和论证超越这有限、感性、现象的无限、理性和本体。因为在理学家们看来,正是这种规律、秩序和目的作为本体,支配着和主宰着自然和人们的感性现实世界。这样,也就逐渐把规律、程序、目的从物质世界中抽象出来当作主宰、支配、统治后者的东西了。这种思辨行程,在中西哲学史上并不罕见,张载及宋明理学这里的特点在于,由于他们理论的实质轴心是人性论,就把这问题更加凸了出来:即是说,他们有意识地把特定社会的既定秩序、规范、法则(后期封建制度)当成了统治宇宙的无上法则。

  把汪晖那段话中的黑体部分与李泽厚这段话中的黑体部分一对照,我们便不难看出,汪著注释标记以后的一些话,也还是李泽厚的观点,汪晖却要当作自己的观点表达。当然,在把这些话当作自己的话表达前,汪晖写了一句“许多思想史家都已经论证过”。这意在表明下面所说的是一种“常识”。但既是常识,就应该用自己的语言表达,可汪晖笔下写出的,分明许多是李泽厚的原话。在这里,汪晖先把李泽厚的话变成“许多思想史家”的话,然后再把“许多思想史家的话”变成自己的话。这其实仍然是一种半借半拿。

  至于先套用柯林伍德评说西方思想家的观点评说吴稚晖,后又套用李泽厚评说宋明理学的话语解释吴稚晖,就让我不知道吴稚晖到底是何方神圣了。

  在靳大成先生喝教下,我“学习”了汪晖先生《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的这一小节,就产生了许多疑问。这里表达的,只是一部分。这么多疑问,苦不能解。我不知道靳大成先生是否读过此书,能解答我的这些疑问否?如果靳先生认为有必要,我也可一页一页地研读,一节一节地梳理。同时还想问一下汪晖此书的责任编辑舒炜先生:买了贵社出版的这样一套书,可以退货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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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术批评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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