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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义华:规范的缺失与自我的迷失

——也谈汪晖《反抗绝望》的学风问题

更新时间:2010-05-04 14:51:41
作者: 项义华  

  曾经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是,“吾意卢君之言自由,为自由之婴儿,非自由之实地,吾非谓自由之不可终致也,奈今非其时何。”这种理想主义的“天赋史观”,并不能使人们获得现实的自由;特别是在“新知识日长进,新魄力日沉雄”的当今世界,更加难以说明和把握历史的真谛,因此,它理所当然地受到“进化史观”的冲击〈汤尔和:《欧洲大哲学家卢氏斯宾氏之界说》,载《新世界学报》1号〉。

  两相对照,汪著与黎文的相似度显而易见,汪著因抄袭而拼凑的痕迹也触目可及:为了把从黎文中转引而来的汤尔和谈卢梭的那段话插到文中,汪晖在开头抄袭的一段文字中自己写了“卢梭则是启蒙哲学的最具影响的人物”一语作为铺垫,但这样做并未消除该处引文与前后脱节的突兀之感——引文前后说的是康有为、梁启超和邹容、孙中山,中间硬生生插入一段汤尔和的话,这种行文方式给人的感觉是很莫明其妙的。或许正是意识到了这一点,汪晖在《反抗绝望》一书重版时,将引文前的一句话改为“这种‘天赋人权’观念构成了康有为、梁启超、邹容等人的社会哲学的理论基础”,并加上了“例如汤尔和就说”的字样。(2000版第54页)但换汤不换药,给人的感觉还是一处天外飞来之笔。很显然,从别人书中抄来的语句,无论是名言警句还是清词丽句,如果没有经过自己的理解,理清它的思想脉络,就放到自己的书中作为点缀,那无论如何是不会妥帖的。以汪晖的聪明才智,居然不能把几段抄来的文字天衣无缝地拼接在一起,纵然使出雄狮扑兔的功夫,也驯服不了一段转抄过来的引文,这并不足为怪。

  以上所述,只是笔者在《反抗绝望》一书中找到的几个比较明显的涉嫌抄袭的例证。此外,在关于存在主义哲学的一些论述中,笔者也发现了一些问题。如该书1991年版第27页中(2000年版第68页)有关日本思想界介绍尼采和基尔凯廓尔的文字,就是从王家柏的《存在主义在日本》一文中抄录过来的,该文以“摘要”的形式发表在《延边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82年第S1期(第S1期的表述方式,系期刊网原文如此,疑有误)上。汪晖不了解日本思想界对存在主义的绍介情况,需要通过他人转述来了解,倒也未尝不可,但按理应以“转引自”的方式在注释中作出说明,不该在书中不作任何交待就将王家柏文中的介绍连同尾注一并搬到自己的书中,以正文中的介绍和脚注中的“长谷川天溪:《尼采的哲学》,见《早稻田学报》,明治32年8-11月号”之类文字,造成自己博学多识、能够直接从日文原始资料中了解存在主义在日本传播状况的假象。

  

  三、与时俱进的学术包装与变本加厉的规范缺失

  

  《反抗绝望》这部著作,是1980年代文化热的一个产物。当时文学理论界比较注重观念更新和方法论的创新,对文献解读和资料功夫则不太在意,整个学界对引证方面的形式规范也不如现在这么强调。所以,许多论者也从大环境方面给汪晖辩护,如钱理群在接受《京华时报》的采访时就这样表示:以今天的学术标准来看,这些文字在引用他人观点时,注释做得可能确实不够严格,但这需要考虑到当年的学术规范远不如现在严格,“在当时看来,只要大致标注出你引用了哪些资料就可以,不像现在,每引用一句话都得加引号。”这里引述的后半句的确道出了当时一些学者写文章引用资料的实际情况,如钱理群这样的学者,笔端常带情感,在资料方面相对不太注重,这也无可厚非。但与此同时,也有一些比较注意引证方面的学术规范的学者,如与钱、汪两人关系均极为密切的陈平原,其代表作《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就是1987年通过答辩的一篇中国现代文学专业的博士学位论文,且同样作为《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的一种由上海人民出版社于1988年出版,该书与汪著的影响正在伯仲之间,如果拿来比较,想必也不算唐突吧?

  当然,各人著述自有各人的风格,陈著更重学术性,汪著则在思想理论的系统建构方面有更多的追求,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不能强求一律。但在《反抗绝望》一书出版后不到三个月,汪晖就和陈平原、王守常一道创办《学人》丛刊,率先倡导学术规范,对于这样一个试图为学界垂范的学者,在学术规范方面提出最基本的要求,想来并不为过。更何况,《反抗绝望》一书其后还经过多次再版,完全可以拿2000年和2008年的规范尺度来进行衡量。

  在2000年版中,汪晖对《反抗绝望》一书的副标题和第一编各章节标题作了相当大的更改,如将第一编的标题由“鲁迅的精神结构:文化哲学、文化心理结构及其与文学的关系”改为“思想的悖论:个人与民族、进化与轮回”,将引言副标题“关于鲁迅的精神结构”改为“思想的悖论”,基本上抹去了八十年代文化热熏染在本书目录上的痕迹,给还加上了一篇早已在多处发表的《死火重温》一文作为引言,但这种装修门面的功夫并没有给本书带来脱胎换骨式的转换。在第一编正文部分,除了大量的分节编排、少量的文字改动和几处删改之外,可以说是一仍其旧,对于上述1991年版中引证注释极不规范,甚至涉嫌抄袭的段落,并未采取任何修订和补救措施。

  与此相反的倒有一例:在1991年版第38页脚注②中,著者写下了“《基尔凯廓尔全集》,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51年版,第304页”的字样,表明正文中引述的基尔凯廓尔言论出自该书,随后,在合并在一起的脚注③④⑤⑥⑦中,著者又在类似上述文字之后加上了“译文参见《存在主义哲学》(社科版)”的字样,表明正文中几乎将近一页的译文并非自己独立从原版译出,起码“参见”了国内学者徐崇温介绍存在主义哲学的论著。虽说汪晖参见徐崇温后译出的基尔凯廓尔,与徐崇温译出的基尔凯廓尔言论究竟有何不同,不与徐氏原著相比照,犹不得其详,但能作出提示总比没有提示好。没想到在与其对应的2000年新版第81-82页中,除了将《基尔凯廓尔全集》及相关信息化为英文标注之外,著者还将原脚注中“译文参见《存在主义哲学》(社科版)”的字样一并删除,而正文中的译文并未有任何更改。这种抹去“参见”痕迹的做法,若不作抄袭论,说是有意掠人之美,应该不算言重吧?

  行文至此,看到豆瓣网网友欧文贴出的《汪晖〈反抗绝望〉一书抄袭证据补遗》一文。其中涉及“正文和引文注释抄袭之结合”的第一个例证,正巧与上述事例相同。另外几条例证,则是笔者没有发现的,可见《反抗绝望》一书涉嫌抄袭已是一个相当明显的事实。

  从目前发现的例证来看,汪著涉嫌抄袭的范围主要集中于两个领域:一是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二是西方近现代哲学史。汪晖既然要从思想史角度研究鲁迅,这两个领域的理论准备无疑是必不可少的,但仅从上述一些涉嫌抄袭的例证就可以发现,他不但理论准备相当不足,而且专业基础也比较薄弱。一个中国现代文学专业鲁迅研究方向的博士生,在撰写《新青年》成立的背景材料时,居然需要抄袭三十年前发表的一篇从马克思主义传播史角度谈论《新青年》的文章,对于文中一些不确切的提法和材料,居然没有任何辨别能力,这只能说明他对《新青年》等专业基础文献缺乏最基本的了解,其专业基础自然可想而知。一个借助勒文森分析梁启超的模式解读鲁迅思想的研究者,居然只会从他人的研究性著作中转引梁启超的言论,甚至会把“新民之义”误抄为“新民主义”,这只能说明他对梁启超的新民说没有最基本的了解,更谈不上形成自己独特的见解。

  事实上,除了《新青年》和梁启超的《新民说》之外,对于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的其他名家名刊,《反抗绝望》一书的著者也缺乏真切的了解,尤其缺乏从大量原始资料阅读中积累起来的知识和见解,因而,在梳理中国近现代思想发展的历史脉络时,他只能剿袭成说,一味照搬照抄他人的现成结论和引证资料,在他人的框架里用他人的材料做自己的文章。虽然在引述名家成说时,他往往采用倒装句式和笔法,在后头加上但书,但是,如果一个人可以把列文森对梁启超的判断套用到鲁迅头上,正如王彬彬所说的那样,“将对一头熊的认识用于对一只虎的判断”,他对熊与虎所作的比较研究究竟又有什么意义呢?

  

  四、学术失范与自我反思

  

  在谈到《反抗绝望》一书是否涉嫌抄袭的问题时,许多为汪晖辩护的学者都提出,要将学术规范不严谨与学术道德问题区别开来,不能因该书在学术规范方面的疏失而否定该书在学术方面的成就。但问题是:《反抗绝望》一书涉嫌抄袭的事实已经涉及到学术道德层面,并不能仅仅以规范方面的疏失来进行解释;纵然是规范方面的缺失,对于学术的影响也是负面的。

  事实上,除了涉嫌抄袭的问题之外,《反抗绝望》一书在遵循学术规范方面也存在着相当明显的缺失。据张梦阳最近发表的《不可简单断“抄袭”——兼论汪晖〈反抗绝望〉的价值与意义》(载于《中华读书报》2010年3月31日)一文分析,“汪晖从竹内好那里主要接受了悖论的思维方式,由此出发也就必然汲取了‘反抗绝望’的命题”。这就是说,《反抗绝望》一书所运用的分析方法和核心命题都不是著者本人的原创,而是他从日本学者竹内好那里借用过来的。按惯例,对于这样重要的思想来源和理论依据,著者应该在全书的引论部分就加以说明,但在《反抗绝望》一书中,对竹内好的引证却是到第二章才出现的。其中第一处涉及鲁迅与孙中山的比较,第二处涉及《野草》与《呐喊》、《彷徨》的关联,第三处涉及对《狂人日记》的分析:

  竹内好先生在分析鲁迅与政治的关系时,曾特别注意鲁迅关于“革命无止境”②和孙中山“是一个全体,永远的革命者”③ 的思想,他认为《战士和苍蝇》、《中山先生逝世后一周年》、《黄花节的杂感》等文贯注着的思想,即“真正的革命是‘永远革命’”, “只有自觉到‘永远革命’的人才是真正的革命者。反之,叫喊‘我的革命成功了’的人就不是真正的革命者,而是纠缠在战士尸体上的苍蝇之类的人"【脚注④竹内好:《鲁迅》,李心峰译,浙江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117页】。我要强调的倒是另一面,即只有“永远革命”才能摆脱历史的无穷无尽的重复,而始终保持“革命”态度的人必然会成为自己昔日同伴的批判者,因为当他们满足于“成功”之时,便陷入了那种历史的循环——而这种“循环”正是真正的革命者的终极革命对象。(见《反抗绝望》1991年版第117页,2000年版第173页。)

  竹内好曾说,《野草》的二十四篇短文与《呐喊》、《彷徨》中的每个系统多少有点联系。不论这种联系是否可以确证,《野草》都构成了对小说的解释或缩图。【脚注②竹内好:《鲁迅》,第96页。】竹内实际上是把《野草》具体篇章作为小说原型来看待的,而我则试图从总体上把握两者的精神联系,即《野草》的“反抗绝望”的形上经验论如何与小说的生活画面获得一种“隐秘的融合”。(见《反抗绝望》1991年版第239页,2000年版第257-258页。)

  鲁迅小说在表现“绝望”的真实性的同时,对颓丧的精神状态予以根本性的否定,正是这种思维逻辑的必然体现。对“希望”的否定体现了对什么都不信赖的意识,而对“绝望”的反抗则表明“绝望”与“希望”同样是“虚妄”的。“由于对什么都不信赖,什么也不能作为自己的支柱,就必须把一切都作为我自己的东西”。【脚注①竹内好:《鲁迅》,浙江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160页。】(见《反抗绝望》1991年版第281页,2000年版第305页。)

  很显然,这三处引证中的前两处显示的只是汪晖与竹内好在观点与方法上的区别,后一处则是拿后面引述的竹内好言论来为汪晖的前述观点作注脚,本质上都是一种以我为主、以他人为辅的引述方式,并没有揭出本书的核心命题与基本方法与竹内好的鲁迅观在思想上的承袭关系。而事实上,这种关系的确是存在的。孰谓不然,请看竹内好《作为思想家的鲁迅》一文的这一段话:

  如果直视中国的后进性,而且否定了一切对解放的幻想,那就只能剩下绝望了。象孙文那样的实际家,不屈服于任何失败,每次失败都能使他更新联结现实与理想的桥梁。但是,艺术家鲁迅却不能那样。然而,由于还是个艺术家,而且是经常寻求含有全人类的内容的生活方式的根本意义上的文学家,他不能够以绝望为目的、创造出谛视人生的哲学。对一切都不相信的他,甚至觉得,连自己的绝望也不能相信了。他看着黑暗,并且只看到了黑暗;但是,他所看到的自己与对象的黑暗并没有分化;只是他在把痛苦给予自己的实际感受中,才意识到了自己。为了生存,他不得不把那种痛苦喊出来。这种反抗的呐喊,是鲁迅文学的根源。而且,这种原理贯串于他的一生。当然,鲁迅由于分析那种痛苦,(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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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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