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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弗瑞泽:养老金、公众观点与中国的老龄化

更新时间:2010-05-03 14:40:16
作者: 马克·弗瑞泽  

  不论部门和雇佣身份:“就其范围和影响而言,我们可以说这次信心危机是自改革开始以来最严重的。”

  该文出现在中国最有影响的一份政论杂志上。也许,作者是从公众对中国新养老金计划的担忧得出存在一场“公众信心的严重危机”这一结论的。然而,下文所分析的社会调查和焦点小组讨论的结果却说明了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中国公众决非在政府为未来几代人提供养老金的能力方面存在信心危机,相反,他们对政府的财政能力过度有信心。在转向这一研究结果和其他研究结果之前,我先有序地简述一下问卷调查和焦点小组。

  

  二、问卷调查和焦点小组的设计

  

  2004-2005年,笔者与中国两家学术机构和一家商业研究公司的同行进行合作,目的是为了开展一系列社会调查和焦点小组研究。此项社会调查从2005年3月到5月在上海和北京进行,分别抽样多达540名和618名个体。在北京,目标群体是登记在户的18到65岁的城镇居民,他们是基于“概率比例规模抽样法”(probabilities proportional to size sampling method)从8个城区的50个社区或居委会随意抽取的。与1099名个体沟通,其中618人完成了问卷调查——答复率为56.1%.在上海,从3个城区中抽取了3个街道,又从这3个街道中抽样调查了9个社区,这9个样本在所属每个街道内部按照低收入水平、中等收入水平和高收入水平进行了分层。社区志愿者在每个社区调查了60个居民,受调查者总数达540名(都有城市户口)。因此,北京和上海的抽样方法在主要方式上存在差异,要合并这些数据进行推论是不明智的。即使这些抽样程序不同,仍然可能探究诸如年龄、收入以及先前在国有企业的工作经验等因素是如何形成人们关于养老金和退休制度的态度及观点的。

  设计此问卷调查时利用了如下研究性假设,即那些在国有部门(包含但不限于生产部门)工作多年的受访者关于养老金制度所持的态度及观点将非常不同于那些主要在国有部门以外工作的人。为了证实此假说,国有部门的职工就必须对政府为他们提供养老金表达出更高程度的依赖和更大程度的信任。与此相反,在国有部门以外工作的人就需要表现出更大的自立意识以及对政府的养老金项目之外的其他选择的更大信心,比如商业退休储蓄手段。后一种态度包括了对非政府性的养老金方式的依赖,这恰好是中国政府一直以来所寻求的要通过养老金改革逐渐灌输给中国民众的态度。

  焦点小组调查于2005年3月在6组制造部门的职工中进行,包括北京、长春、南京的国有企业的工人,以及被北京、南京、佛山的非国有企业雇用的职工。比起可能比较拘束的社会问卷调查而言,焦点小组调查的目的则是以更自由的方式,收集公众的观点和态度。焦点小组由8个从每个城市的不同公司召集来的个体构成。地域上的选择是建立在以下假设基础上的,即长春这种一直充当着国有企业基地的城市的工人的态度与佛山这种成为许多外资合资企业和私有企业大本营的城市的工人的态度也将会证实,工作场合的经历将极大地影响着人们对于养老金以及政府在为养老金筹资方面的作用的态度。一个在焦点小组研究方面受过很高水平培训并熟知养老金政策的中方协调人领导着焦点小组的讨论,讨论持续90至120分钟。

  

  三、来自北京和上海的调查结果

  

  我们将北京和上海抽取的受访者按照就业状态、年龄(例如,40岁以上或以下)以及性别进行了分组。显而易见,这些人中教育、收入、住房空间以及参加社会保险状况的差异很大。例如,来自北京抽取样本的结果表明,国有企业职工和离退休人员与非国有企业员工相比,受教育的年数更少,收入更低,但或多或少都同样参加了社会保险,包括养老保险。收入、受教育水平、住房空间在40岁上下的人之间以及男性和女性之间也存在显著差异。当我们考察住房空间和社会保险的覆盖情况时,虽然在性别上没有显著差异,但是年轻的员工参与社会保险远少于年长的员工。产生这种结果的原因可能是年轻工人对养老金和其他形式的社会保险不够关注。北京的情况揭示了在业人员和失业人员(包括登记失业人员和下岗职工)之间存在相当大的差异,这一差异表明99名失业人员中有很大比例的人没有被社会保险所覆盖。事实上,39%的失业人员没有社会保险。

  上海的抽样调查显示了一个与北京的抽样调查类似的整体格局,比起那些40岁以上的人来说,年轻的受访者有更高的年平均收入和受过更好的教育。同样的,正如预期的那样,失业人员的教育水平较低,收入相对较少。然而在上海的抽样调查中,国有企业员工和退休人员与非国有企业工作人员在收入和教育方面不存在显著差异。就社会保险而言,各小组的平均值表明其参与率在性别、年龄、就业部门方面不存在显著差异,而只是在可预想到的就业人员与失业人员之间存在差别。在上海的抽样调查中,在78名失业或下岗职工中,大约15%的人员没有社会保险。

  北京和上海的调查反映出改革以来城市中利益和损失的分配问题:那些非国有企业的职工比国有企业的职工享有更高的收入和更好的生活。后一个群体,尤其是老一辈的国有企业工人,通常受教育水平较低,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力较弱。由于养老金和其他社会保障改革都是针对国有企业的工人,因此人们会期待他们的态度反映出一种对国家在养老金筹资方面的作用的“补充性”立场。鉴于国有企业的实力和国有企业职工享有的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已经被削减,这些工人可能在政府为他们在低工资、低消费的指令性经济体制中作出的长年累月的付出提供某种形式的补偿(如养老金)上表现出强硬的立场。城市中的大部分年轻人由于在非国有部门工作,享有更好的生活条件和拥有相对更高的收入,对于他们而言,关键问题是在退休金和社会保障制度存在缺陷和不足的情况下,这些员工在多大程度上信任这一制度并愿意为其做出贡献。非国有部门的城市职工的态度对于中国退休金制度的未来至关重要,因为他们的收入可以通过工资贡献和个人退休金帐户来为中国老龄化带来的成本提供资金。

  我们利用对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员工进行的简单的经济状况调查初步评估了北京和上海的抽样调查的答案,评估结果没有显示出他们在一系列有关态度的问题上存在明显差异。尽管在收入、受教育水平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但是在养老金和国家的作用上出现了观点的一致。我们没有列出一长串在统计方面没有意义的、涉及态度问题的经济状况调查数据,而是报告了来自六个与态度有关的问题的比例数据(proportional data )。一系列引人注目的倾向从这些结果中显示出来。首先,绝大多数受访者——无论其就业状态、年龄、性别——反对提高退休年龄。中国早期的退休年龄(在生产线上的女性职工为50岁,管理职位的女性职工为55岁,男性为60岁)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一直保持着,以便于导致了大量下岗职工和退休职工的国有企业的改组。然而,这个策略为政府带来了一些负担,其代价就是要为那些改组带来的退休人员提供养老金。正如下部分对焦点小组的研究结果进行的讨论所揭示的,中国的职工认为这一退休年龄非常合理,因为对于50岁的男性和女性而言,要获得就业机会存在很高的不确定性。

  受访者对于将女性和男性的退休年龄改成相同年龄的问题上表现了一种长久不变的态度。在北京和上海的抽样调查中,约三分之二的女性并不同意男女退休年龄应该相同的观点。对女性而言,同比男性早五年领取退休金相比,在劳动力市场参与更长时间显然没有那么重要(对于生产工人而言,要比男性早10年领取退休金)。作者在2004-2005年所做的实地采访和焦点小组讨论表明,达到或接近退休年龄(即40岁以上)的女性强烈反对逐渐延长其退休年龄。她们认为,从50岁或55岁开始领取退休养老金(从事危险工作的人甚至可以更早)比起在劳动力市场奔波来更好,因为她们在劳动力市场上不断受到年龄和性别方面的歧视。

  调查结果中体现的第二个重要倾向是强烈支持一种包括所有公民在内的全民性养老金制度,以及支持国家在提供这种养老金方面发挥强大作用。相关调查结果显示出对全民性养老金制度以及国家作为养老金主要来源的这一角色的强烈支持,如果可能的话,人们希望通过一项法律来保证这些权利。占大多数的90%甚至更多的人支持退休金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这一观点,而同样多的人认为一项关于养老金的法律——中国必须通过这样的法律,但现在还处于起草阶段——可以为养老金的获取提供有力的保障。然而,这个态度因为承认了如下现实而打了折扣,即中国尚未实现足够的繁荣从而达到所有公民都能够领取养老金的阶段。该倾向的唯一例外出现在一些北京的男性居民当中,一般而言,他们的年龄在40岁以下,在非国有企业工作,在这些非国有企业中,没有那么多人支持养老金权利的观念以及赞同国家在提供这种养老金中发挥强大作用的观点。

  调查中反映的第三个一般倾向关系到,受访者在多大程度上表达了对中国的公共养老金以及参与管理这些养老金的各机构的支持和信任的。相关数据显示,受访者对中国的公共养老金的前景以及政府在可预见的将来为这些养老金提供资金的能力拥有相对较高的信任。例如,大多数上海和北京的受访人员(包括失业人员)表示对中国养老金制度有较高的信心。同样值得指出的是,特定群体中数量不算少的人也表示对中国养老金制度的前景没有多少或者根本没有信心:例如,在上海的抽样调查中,有28%的40岁以下的人表示缺乏信心,非国有企业员工中也有差不多比例的人持有相同的观点。这些非国有企业的年轻员工正是那些将被依靠来为中国的老龄化带来的成本提供资金的人。在北京的抽样调查中,38.4%的失业人员表示对中国养老金制度的前景缺乏信心。然而,总体上人们对养老金制度的前景表现出了高度的信心,这表明受访者要么是忽视了媒体上关于养老金赤字和融资问题的相关公共政策的讨论,要么根本不知道相关讨论。焦点小组的讨论揭示出,小组参与者坚定地认为中国经济的蓬勃增长将保证未来国家提供更为丰厚的养老金的能力。除了少数例外,参与者对当前的养老金结构在财政上的可行性提起关注。

  在北京和上海的调查中,每一组的受访者都表达了对管理养老金的中央和地方政府机构的高度信任。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受访者对商业保险公司持一贯不信任的评价。只有24%的北京抽样群体和14%的上海抽样群体指出,商业保险公司是相对或者非常值得信赖的。唯一例外的是40岁以下的受访者群体,其中46%的上海受访者和35%的北京受访者认为商业保险公司在处理养老保险方面是比较或非常值得信赖的。从中国养老金改革的角度看,受访者对商业保险公司的信任度较低这一状况是令人不安的。商业保险公司在中国政府采取的“三大支柱”式的养老金筹资模式中发挥潜在的重要作用。在这个模型中,养老金的来源混合了政府支出、养老金个人账户、个人与保险公司的保险合同以及其他的个人养老储蓄。

  

  四、焦点小组:不确定性、不满和期望

  

  焦点小组对定量调查的结果提供了更多的见识和可能的解释,焦点小组的协调人拥有数份关于北京养老金的调查结果,并且被指派领导参与者对调查中出现的问题进行讨论(尽管没有按照问卷调查的方式来组织讨论)。如上所述,2005年有关养老金的焦点小组研究的目的是找出国有制造企业工人和私人制造企业工人在如何看待退休金及社会保障方面存在的差异。有三个议题在焦点小组的讨论中是容易确定的,而且这些认知在国有部门的焦点小组和私营部门的焦点小组中都是共同具有的:失业和家庭开支增加带来的威胁所导致的财务上的高度不安全性,对官员腐败的强烈不满,以及认为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将转变成国家在提供福利方面所发挥的强大作用的假设。

  尤其是焦点小组形成了一种明显一致的表达不满和焦虑的模式。这个不安的原因在于就业和收入方面巨大的不确定性。许多参与者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即他们可能会随时失去他们的工作,并且没有什么机会参与劳动力市场的竞争。此外,参与者表达了对自己或家庭成员生病或遭受意外事故时如何支付医院费用的忧虑。受访者一致表示,他们为自己所居住的低质量的住房感到担忧。当参与者被问及希望退休能带来什么福利时,他们似乎列出了目前不曾拥有的所有东西:稳定的收入、更好的住房、使疾病能够以合理的费用得到治疗的保障措施、更多的闲暇时间、将来出国旅行的机会。

  尽管有这种愿望,但各焦点小组参与者一致认为,他们的退休将导致生活水平的实质性下降。(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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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外理论动态》201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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