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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时伟:中央研究院与中国近代学术体制的职业化

更新时间:2010-04-29 18:51:30
作者: 陈时伟  

  

  对职业化群体的研究是中国近代社会发展史和制度史研究领域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它不仅涉及到一个新型社会群体——城市职业中产阶级——在近代中国的出现和衍生,而且关系到国家与社会权力关系的变动和近代社会结构的转型。职业阶层的出现是现代化国家结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发生和发展直接影响到中国知识分子身份角色的变迁,他们与国家之间关系的调适﹐以及知识分子本身知识结构的嬗变和更替。在这一变化的舞台上,新兴科技知识分子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他们以其固有的中国文化底蕴,留学欧美的知识结构和教育背景,以及西方职业化的道德理念和行为模式服务于一个处于新旧交替,历“亘古未有之变局中的近代国家,构成近代中国职业阶层的中坚力量,其产生的时代条件,文化氛围、社会背景、以及自身的经济基础、政治倾向、文化认同和社会活动等均值得剖析研究。美国社会学家Eliot Freidson在其《职业权力》一书中曾指出:“职业群体﹐包括科学家和学者,通常代表着专门知识的创造者和支持者,他们在社会政策和日常生活体制的建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们和他们的知识代表着权力,而职业则是知识转化为权力过程中的人文枢纽。”本文试图以民国时期的国家最高学术研究机构,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为个案,考察南京政府前十年(1927-1937)中国学术研究职业化的过程,并通过这一考察进一步分析中央研究院作为职业化学术团体与国家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而对近代中国在其现代化进程中的多种体制发展模式和社会型态结构有一个较全面的了解。

  

  成立于1928年的中央研究院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集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为一体的国家科学研究院,它直属于南京国民政府,下辖十二个研究所及评议会议(1937年之前),负责制订执行国家研究计划各类学术法规,统一协调中央与地方研究机构的关系,指导联络全国学术研究,评定奖励各类学术成果,代表中国出席国际学术会议以及担任政府的学术咨询顾问。同时,作为中国体制规模最大、学术水平最高的全国性研究机构,中央研究院还囊括了一批当时中国最优秀的职业科学家,他们为近代中国国家学术研究体制的诞生和发展奠定了基础,也为1949年之后海峡两岸学术体制的重建和发展提供了人才和经验。总而言之,中央研究院的出现结束了中国没有科学研究院的历史,成为中国近代学术研究职业化和科学体制制度化进程中的里程碑,其历史意义和影响不可低估。本文拟依据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收藏的中央研究院档案及其他有关材料﹐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述评:一、学术研究职业化的概念;二、中央研究院与中国近代学术研究职业化的开端;三、中央研究院与近代国家的关系。

  

  一、学术研究职业化的概念

  在西方社会学研究中﹐“职业”与“职业化”是学者们用来界定不同历史时期某一行业发展状况的两个极其复杂的概念。“职业”(Profession)一词滥觞于盎格鲁撒克逊语言,早在十七世纪,“职业’一词即已在《牛津简明辞典》中出现,用来表达一种能够将其本身的知识和学问应用于其他工作或者行为艺术的行业,其范围主要适用于神学、法律、医学、军事学等四种职业。十八世纪初,“职业”的概念从英语世界进入欧洲大陆,被日耳曼语言吸收,“职业工作者’遂成为德国对掌握专门技能的“手艺人”的统称,这一称呼一直延续到十九世纪。自十九世纪以来,德文中与“职业”相关的词汇层出不穷,但内涵各异﹐如 akademischer Berufsstand一词意味着与学术有关的职业;FreieBerufe泛指企业家 律师、会计师一类的“自由职业”;Bildungsbürgertum代表受过良好职业教育,但经济上并不占主导地位的中产阶级;另一个与职业有关的词汇是Akademiker﹐专门用来描写那些在大学和职业技术学校毕业后从事职业工作的学生和学者。总而言之,德语中的“职业”一词与教育、学术、以及中产阶级有着密切的关联。

  

  二十世纪初,“职业”(Profession)、“职业工作者(Professionlist),以及“职业化” (Professionalization)等概念从欧洲大陆再度回到英美国家。随着西方国家工业化程度的加深和城市化倾向的加剧,学术界对“职业化”现象的研究亦长足发展,并逐渐形成了以“特征归属模式(Attribute Model)和“程序发展模式(ProcessModel)为代表的两大学术派别。前者以A.M.Carr Saunders1933年出版的《职业研究》一书为代表,作者在该书中将“职业”解释为一种固定的社会文化型态,强调职业本身的社会价值和内涵,并试图通过高等教育、专业考试、团体准则、利他主义道德观、社会经济地位,以及专业自治程度等一系列指针对“职业”的行为特征进行社会学意义上的描述和界定。 A.M.Carr Saunders的方法为职业化研究开辟了先河,继他之后,对这一研究作出贡献的还有John A. Jackson和G.Millerson。前者在其著名的《职业与职业化》一书中列举了鉴定职业化特征的一系列标准,包括理念认同、价值认同、语言认同、以及凌驾于职业团体成员之上的权力等等。后者在其学术著作中为“职业化特征”所开列的社会学语言定义竟达二十三种之多。后人把这种以职业特征为标准的研究模式称之为“特征归属型”。概言之,该模式强调职业工作者必须具备以下三个方面的要素:1.通过高等教育获得的理论素养和知识专长,二者缺一不可。2.公认的,以公众服务为目的,不计较金钱利益得失的职业道德标准。3.通过自我规范、自我控制和自我设定职业标准而最终达到的职业自治和职业垄断。

  

  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职业化程度的加深,西方对职业化的研究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其特点是“发展程序模式”的出现。该模式不满足“特征归属模式”对职业标准的简单归纳,强调“职业化”是一个循序渐进的历史发展过程,而不是一种停滞不变的社会型态;认为对职业化的研究不应仅仅停留在对某种职业特征的分析上,而应该更深入地了解职业化发展的社会背景、历史条件、法律基础、职业团体与政府间的互动,以及国家权力和阶级结构在这一互动中产生的影响等等。以 Howard Vollmer与Donald Mills于1966年出版的《职业化》一书为例,作者在书中强调“职业化”与“职业”两个概念的不同,认为与“职业化”相比,“职业”仅仅是一个“抽象模式“,而“职业化”则是“一个充满活力的过程……,只有通过对这一过程的观察,人们才可以了解众多职业在其朝着专业方向发展的过程中特殊性格的改变。” 作者在书中为了区分职业化的层次,将“职业化”研究划分为五个既相关又独立的方面:1.职业化;2.职业主义;3.职业工作者;4.职业群体;5.职业。 “发展程序模式”的出现开阔了职业化研究的内容和视野,在此基础上﹐一个称之为“乐观功能主义学派”的派别悄然兴起。该学派突出强调职业化给后工业社会带来的深刻冲击和震憾,试图从宏观的角度检视职业化给人类现代历史带来的巨变,认为“正是职业化结构的大量涌现而非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制度的形成,构成了二十世纪社会结构发展的最重要方面”。

  

  进入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职业化”研究呈多元化发展的趋势。学者们在肯定“职业化”给社会发展带来进步的同时,亦开始质疑“职业化”给社会发展带来负面效应。例如,学者们对“乐观功能主义学派”所强调的“利他主义道德观”提出疑问,认为在资本主义商品社会中,职业垄断和市场垄断是职业化的天性,这一垄断必然带来不公平竞争,而不公平竞争与职业团体所标榜的利他主义道德标准根本背道而驰。因此,“职业化”作为工业社会竞争机制的产物,只能导致排除异己、剥削同行和排挤非职业化业者的恶果,最终无助于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与此同时,在人文地域上,传统的以英美社会为背景的单一职业化研究模式也遭到多元化模式的挑战。一些学者们认为职业化具有很强的时间性和地域性,由于历史条件的制约﹐英美等国家职业化发展的过程与欧洲大陆有所不同。概言之,在依赖市场经济、恪守职业规范、强调独立精神、遵循社会契约、争取自然权力等方面,英美国家的职业团体表现得更为特立独行,与国家权力构成二元对立的制约关系。而上述特征在欧洲大陆,尤其是德国的职业团体中则表现得比较保守。换言之,欧洲大陆的职业团体作为现代欧洲式民主和国家社会一体化建设的参加者,更倾向于利用国家资源,在与政府的合作中求生存,它们与国家权力之间保持着一种忍守性的同构互融关系,互相维护其合法性和权威性。一些职业团体甚至利用国家权力加强它们对市场的垄断和对非职业竞争对手的排斥。

  

  对“职业化”的研究在八十年代以后达到了一个新的境地,其特点是学者们在广泛研究职业化社会功能的同时,加强了对职业团体的个案研究。在此方面比较突出的著作有Alexandra Oleson与John Voss合编的论文集《近代美国的知识机构》和美国加州伯克莱大学出版的著名社会学家JosephBen David的学术论文集:《论科学的发展》。前者以美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崛起的新兴大学、专业学科、专业研究机构和职业协会为目标,研究这些新兴职业团体的崛起对美国社会物质文明和文化结构的影响。认为职业化是二十世纪美国文化的一部分,代表着新崛起的年轻一代在物质生活和专业技能方面的追求,而正是这些新兴社团的出现确立了美国职业团体的行为法则、职业道德、训练设施、服务宗旨、和对非职业团体的排它性,从而为美国的“职业文化“的发展开拓了道路。后者以欧洲近代出现的伦敦皇家学会和巴黎科学院为个案,分析科学院体制的诞生对科学研究职业化的影响以及在近代科学发展史上的重要意义。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Ben David将科学研究的职业化特征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1.进入这一职业领域所必备的高等教育资格;2.从事这一职业的垄断性特权(如临床诊断权、建筑设计蓝图签署权等);3.维持该职业标准、地位和控制进入这一职业的测试手段;4.职业团体对非职业团体,以及职业团体间竞争的管理,以及从事这一管理时所需要的正式或非正式的职业权威。Ben David认为当一个科学团体大致具备了上述条件时,它便具有了职业化的功能。在诠释科学研究职业化的行为时,Ben David极其强调体制建设对科学研究的影响,认为“没有这些体制的建立,科学活动可能仍然被传统体制,尤其是宗教体制视为颠覆行为”。Joseph Ben David的著作为诠释科学研究体制化和职业化找到了一个恰当的契合点,对研究近代科学体制职业化具有启发性的意义。

  

  在西方八十年代对“职业化”研究的学术著作中,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职业化”理论开始被首次应用于东方社会的研究。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是艾尔曼 (Benjamin A. Elman)1984年出版的《从哲学到朴学》一书。该书首次运用“职业化”的概念,诠释明清之际活跃于江南的考证学派,将其称之为中国历史上“职业化” 的学者群体。为了论证考证学派的职业化特征,艾尔曼运用社会学家John Jackson的理论,对考证学派进行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归纳:1.考证学派是专门职业的参与者,由于这一职业建立在高深研究和知识训练的基础之上,使他们能够以向他人提供技术性服务和咨询来换取金钱和庇护,考证学者的学术角色和社会责任因此变得职业化。2.考证学的出现预示着明清之际职业标准从掌握泛泛的政治见解向掌握专一精深学问的转变,这一转变反映了职业的发展趋势。3.考证学这一专门学术领域的出现、延续和扩张,促进了对以知识积累为基础的考证方法的要求和掌握。4.虽然考证学派的研究方法和回避政治的宗旨并未受到外界评判,并具有政治上依赖性和社会经济上软弱性等弱点,他们最终未曾改变其作为职业学者的基本特征,这一特征朝着我们将称之为职业的方向发展。最后,艾尔曼在结论中指出,虽然那种朝着更学术化方向和角色发展的职业考据运动终有清一代也未完成,但是以顾炎武、黄宗羲为代表的考据学派确系一批“职业化”的学者。他们不仅是考据学领域内的专家,拥有非专家所不具备的专门知识,而且“他们作为研究者和授业者的技术性活动具有社会性的内涵,他们的职业则体现在社会关系和学术机构之中”。

  

  如果说艾尔曼的著作对中国学术群体“职业化”的研究起到了筚路褴褛的作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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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二闲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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