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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逊:《海瑞罢官》,尚未披露的史实

——从上海拉开的文革序幕

更新时间:2010-04-07 14:29:38
作者: 李逊  

  江青要姚文元撰写文章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临走,交给他一本1961年第1期《北京文艺》,上面刊登着吴晗剧本。〔引自《以共和国名义判决》,王文正口述,沈国凡采写,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06-04 出版。作者王文正当时担任审判“四人帮”上海余党的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审判长〕

  姚文元当时兼华东局“内刊”《未定文稿》编委。接到写作任务后的4月,正值华东局《未定文稿》与市委写作班对换办公场所,《未定文稿》从原来丁香花园搬入宛平路11号。姚文元办公室在三楼,他让工作人员搬入两张大写字台,他喜欢大台子,可以随意摊开资料。他当时人事关系还在《解放日报》社文艺部,张春桥替他向《解放日报》社请长假,报社“五一”节以后的稿子他都不看了。所以,姚文元应该是从1965年5月以后开始正式动笔写作。彼时柯庆施已经去世。〔姚文元是从“内刊”搬入宛平路11号后开始正式着手写作,朱永嘉对笔者回忆过;与姚文元当时一个办公室的吴锡涛也曾对邓伟志这样回忆过,转引自邓伟志著《如何评价柯庆施》〕

  姚文元对明史不熟,江青又催得紧,姚文元希望再有个熟悉历史的人,帮忙查阅和核对资料。几天后,张春桥告诉姚文元,人已选好,是朱永嘉。

  朱永嘉是复旦大学历史系青年讲师,对明史很熟,当时借调在上海市委写作班历史组,是组长。毛泽东说写《海瑞罢官》批判文章时有一个班子,其实只有两个人:写文章的姚文元和帮他查材料的朱永嘉。姚文元在写作过程中,没有将文稿给朱永嘉看,只是经常向朱永嘉询问具体史实。朱永嘉最初给他找的资料就是吴晗编的《海瑞集》,因为这本书将关于海瑞的基本资料都收进去了,还有吴晗的《论海瑞》。都是作为正面资料给姚文元参考,因为吴晗是明史权威。他没有想到姚文元的批判对象正是吴晗。

  第一稿5、6月间出来;朱永嘉直到9月间,才第一次看到稿子,那已经是第八稿。

  姚文元在写作班办公楼写作,写作班的朱永嘉又被抽去当其助手。为防止行动泄露,张春桥通过写作班党支部书记徐景贤告诫文艺组,不要上二楼历史组的办公室串门,不要过问关于他们的任何事情。

  

  ◇ 张春桥动笔前要江青向毛泽东询问是否可以批判

  

  毛泽东1967年2月3日对卡博·巴卢库谈话时说批判《海瑞罢官》他起初不知道:“开头写我也不知道,是江青他们搞的”。但江青在1967年4月12日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为人民立新功》中说:“本来写评《海瑞罢官》、《评三家村》这样的文章,是主席在那里亲自领导的嘛,是姚文元同志写的嘛,有些人却贪天之功,说是他们搞的。”毛泽东在审阅江青的这个讲话稿时,删去了“是主席亲自在那里领导的嘛”句。〔引自《毛泽东帮江青改文章》,此文作者是江青在文革中的秘书阎长贵,《问史求信集》,红旗出版社2009年出版〕

  毛泽东为什么不愿承认自己的参与?让后人费尽猜详。

  在开始批判前,张春桥有些顾虑。海瑞戏是在毛泽东提倡下写的,批判海瑞戏,毛是否同意。张让江青向毛泽东询问——

  “据我知,主席对吴晗的《海瑞罢官》早有意见,但我们也知道北京对此戏评价分歧很大,甚至有人说此戏是根据主席指示写的。我曾问过林默涵到底分歧有多大,他说很大,也未详细说明。我们还是想研究一下,一研究,就发现海瑞的宣传出乎意料的多,剧种很多,什么京剧、沪剧,各种剧都在演海瑞。上海广播电台六四年还在广播此戏,《生死牌》搞了电影。出了盲人故事。中小学课本有海瑞,大学就不要讲,一大堆连环画、小人书,各种宣传工具都用上了。”

    “我到北京请江青问主席,是否可以批判。主席说,他没有提倡过写海瑞,只是在湖南彭德怀叫他看《生死牌》,戏里谈到海瑞。主席回来就查明史,说海瑞未在湖南作过官。请同志们看看,如此而已。”〔张春桥1966年5月6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转引自《疯狂、扭曲与堕落的年代》,周良霄、顾菊英编著,香港新大陆出版社有限公司2008年出版〕

  毛泽东一口否定自己曾经提倡过海瑞精神,江青和张春桥没有了顾虑。

  究竟批判哪个海瑞,上海的,还是北京的?

  “我们考虑过,究竟批评哪一个?是《海瑞罢官》,还是《海瑞上疏》?我们认为《海瑞罢官》写得太露骨,应该批判影响大的。”〔张春桥1966年5月6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转引自《疯狂、扭曲与堕落的年代》〕

  张春桥所说的“我们”,究竟是他和江青,还是再加上毛泽东?不得而知。暂存疑。不过,张春桥说他让江青向毛泽东询问是否可以批判《海瑞罢官》,至少传递了一个信息:即张春桥和姚文元动笔之前,是通过江青向毛泽东请示过的。不是毛泽东自己说“开头写我也不知道”。

  而且,1966年4月4日,上海市委宣传部起草《五个月来对〈海瑞罢官〉批判情况的汇报提纲》,“曹荻秋和杨永直等一伙在讨论中闭口不提毛主席的亲自指导”,张春桥“当即严肃指出”:

  最主要的是毛主席的领导,从文章开始到重要关键,主席都给了明确的指示和支持。〔引自传单:《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上海地区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上海市委办公厅革命造反队1967年11月编印〕

  而且,早在张春桥通过江青询问毛泽东之前,江青找中宣部和文化部的四个部长要他们批判《海瑞罢官》遭拒绝后,毛泽东指示将《海瑞罢官》列为可供批判的39个《文学艺术资料》,批转至县团级,虽因中央一线没有布置批判而作罢,但毛泽东此举足以证明,他是批判《海瑞罢官》的始作俑者和真正推手。〔这39个包括《海瑞罢官》在内的可供批判的《文学艺术资料》,很多文章都提及,虽然笔者始终没有查到原始资料的出处,但是在“首都部分大专院校、中等学校毛泽东思想学习班”,1967年12月编辑的《天翻地复慨而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3.9—1967.10〕》中的1964年7至9月中,有记载。转引自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2006年第二版〕

  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第一稿出来是1965年6月间。江青为此以观看现代京剧《林海雪原》为名特地来上海,亲自审稿。她对这个初稿不满意,认为没深度,不能就事论事批判。她要姚文元再修改。

  以后,江青又几次来上海,审阅姚文元的稿子,与张春桥一起提出修改意见。

  张春桥也多次将稿子夹在《智取威虎山》录音带内,用飞机送去北京江青处。江青后来说,张春桥每次去见她,都装着是为样板戏的事。

  

  ◇ 上海市委与批判《海瑞罢官》

  

  一至六稿是张春桥与姚文元搞的,都没有给市委看过,直到七稿时才给市委看。〔这是张春桥1966年12月23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接见上海“红革会”及“工总司”代表时的谈话中说的。不过,陈丕显的回忆说是第八稿。笔者认为作为当事人的张春桥在文革中的回忆更可靠。〕

  柯庆施是上海市委领导,江青从一开始就没瞒着柯庆施。柯庆施去世后,江青又马上告诉了继任的陈丕显。陈丕显回忆录说,开始他一直不知道此事,直到柯庆施逝世,江青才告诉继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的他,她原来与柯庆施、张春桥批判《海瑞罢官》的一些情况,要求继续借用张春桥和姚文元。陈丕显回忆,江青就是这时告诉他说,柯庆施对此事很支持,希望陈丕显也能支持她。江青还一再交代陈丕显要保密,陈觉得蹊跷,但也没有太当回事,“心想不就是篇批判文章,大概江青想出风头,先保密,发表时一鸣惊人”。〔以上江青的话均引自《陈丕显回忆录——在一月风暴的中心》〕

  柯庆施1965年4月去世,柯逝世后江青即将事情告诉陈丕显。而姚文元是5月开始动笔的,也就是说,姚文元开始动笔时,陈丕显已经知道姚文元在为江青写文章了。虽然文章的一至六稿都没有给上海市委其他领导看,但至少从姚文元开始写批判《海瑞罢官》文章起,上海市委不是不知道。

  当时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的回忆也说,批判《海瑞罢官》“张春桥组织姚文元建立班子在上海写,没有背着上海市委和华东局,张春桥是作为上海市委和华东局的代表来组织文章的。华东局和上海市委是执行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指示他们能不执行吗?当时是执行的,还是光荣的。毛主席对上海市委是信任的,寄予希望的。并没有把张春桥、姚文元和上海市委分开”。〔引自《王力反思录》第756页,王力著,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出版〕

  不过,整个写作过程确实搞得很神秘。姚文元的底稿送去市委印刷厂排版印刷时,全都是密封,直接送车间,没有任何手续。而通常,市委文件必须送市委秘书长批后才能送印。〔李家齐回忆〕

  9月,陈丕显要去北京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行前,张春桥将姚文元文稿交他,让带给在北京的江青。陈丕显后来回忆,这是他第一次看到稿子。

  陈丕显回忆说,自己带稿子去北京时,一路心中不安。因为江青在上海秘密组织写文章,批判北京副市长,却又不准上海对北京方面打招呼,这会影响上海和北京两个城市关系,也不符合共产党组织原则。

  到北京,陈丕显将稿子交给江青,又将自己的顾虑告诉同去开会的华东局书记魏文伯,魏也觉此事不妥。两人商量半天,觉得最好找个机会向周恩来或陈毅汇报。

  没等他们汇报,毛泽东已向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透露自己要批判吴晗的打算。那是在会上,毛泽东忽然提出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思想。正当与会者对毛这句话费猜详,毛又转向彭真,问:“吴晗的问题可不可以批判呀?”彭真被毛泽东突如其来问话问住,楞了一会儿,才回过神,答:“吴晗有些问题当然可以批判”。

  陈丕显于是认为毛泽东向彭真发问,一是征求意见,二是打招呼。魏文伯也这样认为。会后,他对陈丕显说:“阿丕,这下不用担心了,毛主席都问过彭真了,我看我们也不用再找总理和陈老总汇报了”。〔引自《陈丕显回忆录——在一月风暴的中心》〕

  文章发表前,张春桥提出要听听学术界意见,于是于11月5日和7日由《文汇报》社出面开了两次座谈会。

  第一次座谈会对象是党内专家。上海社科院院长李培南提了些意见,内容尖锐。这个发言后来几次被张春桥点名,李以后被打倒与此不无关系。

  第二次是党外专家会议,参加者有史学界权威周谷城、周予同、谭其骧等,以《文汇报》社名义在泰兴路的市政协文化俱乐部召开,《文汇报》总编辑陈虞孙主持会议。

  陈守实、谭其骧、周予同以及周谷城都是复旦大学教授,与姚文元的助手朱永嘉同事。陈守实教授还是朱的导师,谭其骧教授和吴晗关系比较好。两位教授家都在复旦校园。朱此时已经知道姚文元文章背景是江青和毛泽东,担心两位教授言多必失,会前找机会向他们打招呼,说文章有来头,会上发言小心。所以,谭和陈在会上讲话很谨慎。周予同和周谷城两位教授家在市区,直接从家去参加会议,朱永嘉没有机会向他们打招呼。

  不知就里的周予同在会上为吴晗打抱不平,说吴晗是个好人,不能这样给他戴帽;周谷城也发言不同意姚文元观点,虽然说得比较婉转。会上大多数人都非常同情吴晗,尤其反对姚文元文章第四部分,认为硬把吴晗剧本与单干风联系起来,太牵强武断。〔以上材料引自传单:《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上海地区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上海市委办公厅革命造反队1967年11月编印〕张春桥收去会议原始记录,写进会议简报,直接报毛泽东。

  不久文革全面发动,周予同和周谷城两位教授成为上海报纸点名的8个“反动学术权威”中的两个。

  

  ◇ 上海市委讨论姚文元文章

  

  1965年11月8日,上海市委书记处开会讨论姚的文章。在此之前,市委已经讨论过几次。这次参加会议的有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市长曹荻秋、主管此事的文教书记张春桥、分管教育卫生的候补书记杨西光、市委候补书记王少庸等,加上作者姚文元,协助姚文元写作的朱永嘉,还有市委写作班党支部书记徐景贤。

  会议在康平路165号楼上朝北一间大会议室里召开。曹荻秋站着,很仔细地将姚文元文章看完,在资料引用上提了几个问题。陈丕显没好好看文章,在会议室里来回踱着步,对张春桥说:“这是件大事情,你要好好抓好!”分管教育的市委候补书记杨西光问:“戴什么帽子妥当?”姚文章中没给吴晗定性戴帽子。姚答:“看事实吧!何必我们给他戴帽子呢”在场的朱永嘉当时觉得杨的意思,是要姚文元考虑文章分寸,不同意这样批判吴晗。

  张春桥也站着,没坐。

  参加会议的朱永嘉后来回忆说,整个会议给他印象是开得松松垮垮。陈丕显、曹荻秋他们似乎没太把文章当回事。

  曹荻秋此前曾经提出姚文牵强附会不实事求是,而且后来对张春桥再送去的修改搞根本不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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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选举与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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