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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逊:《海瑞罢官》,尚未披露的史实

——从上海拉开的文革序幕

更新时间:2010-04-07 14:29:38
作者: 李逊  

  

  1965年4月柯庆施去世时,张春桥也已经升为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江青到上海都与张春桥联系。

  柯庆施资格很老,才50多岁就被称为“柯老”,连比他大9岁的毛泽东也这样称呼他,而且据说还是毛泽东首先这样称呼。

  1954年10月,时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的陈毅调任中央,柯被从江苏省委调来上海接任,后又兼上海市长、南京军区第一政委、中共华东局第一书记。

  在上海干部中,对柯庆施始终有两种不同评价。有人对柯反感,认为他“左”,霸道,喜欢揣摩和迎合毛泽东的心事;有人对柯尊崇,认为他有能力,对干部要求严格对自己要求也严格,尤其在上海经济建设方面功不可没。

  柯庆施工作严谨,对干部要求十分严格,批评部下毫不留情,甚至让人下不来台。他不但工作上对干部严格要求,生活上也反对干部特殊化。他自己生活简朴,也要求手下与民共苦。1958年,上海落成一批工人新村,柯要求市委所有领导干部,除年岁大的以及正在患病者,全部搬出花园洋房或公寓,去工人新村与工人为邻。他自己首先于1959年春节前带头搬入东庙二村,那是地处上海西南的工人住宅群,都是简易建筑,条件比花园洋房差得多。共产党取得政权后,上海高级干部全都入住条件好的花园洋房或公寓,柯庆施提出搬出这些房子,显然是希望与老百姓缩短距离。1960年初,柯庆施搬往康平路上的爱棠公寓,据说是因为在东庙二村办公不便。

  毛泽东和周恩来都十分倚重柯庆施,因为柯抓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令他们都满意。上海本来就是全国最大最重要的轻重工业以及科研基地,柯在上海十年,上海经济发展继续领先全国,工业总产值十年翻番。在文化方面,柯1963年提出戏剧舞台要“大写十三年”,即写共产党执政后十三年,得到毛赞赏。1963年5月,柯又组织撰写《“有鬼无害”论》,由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俞铭璜撰写初稿,张春桥修改。文章矛头对着北京市委统战部长廖沫沙。文章真正组织者是江青。

  柯在党内地位上升很快,1958年5月,在八届五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65年在第三届全国人大上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柯庆施逝世后,被谥为“毛主席的好学生”,随之而来的文革,以对柯庆施的态度划线,伤害了不少干部。

  张春桥的提升,与柯庆施不无关系。

  张春桥是山东巨野人,生于1917年,1935年到上海从事文化写作。1938年到延安,同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一直从事共产党的宣传工作。曾在晋察冀解放区先后担任《晋察冀日报》和《石门日报》主编,那时,柯庆施是石家庄市长。共产党执政后,张任上海《解放日报》副总编辑,后又任社长兼总编辑。柯庆施1954年调任上海时,张春桥已经被免去上海所有职务,正将被调离上海。起因是张未经请示在报上点名批判一些华东局领导干部,还打算点名批判上海副市长潘汉年,被当时主持上海工作的陈毅和谭政林发现制止,并拟将他调离上海;与此同时,南京《新华日报》总编杨永直已经被调往上海准备作为张春桥的接替。但柯庆施最终还是留下了张春桥。〔引自《陈丕显回忆录——在一月风暴的中心》〕

  和张春桥长期共事的当年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对张春桥的印象是:

  平时不苟言笑,遇到重大问题从不先表态,总要察言观色、掌握火候和时机。一旦事情出现了波折,他很快就能把态度调整好,把责任推卸得干干净净。城府很深,阳一套阴一套,不好合作。〔引自《陈丕显回忆录——在一月风暴的中心》〕

  张春桥不苟言笑是几乎所有和他有过交往人的印象。张春桥不与人往来,除了布置工作,不与人多说话,更别说聊天,即使办公室门对门。如当时的市委秘书长李家齐,办公室在他办公室对门,他来不和李聊天。李对他的印象是“高深莫测”,“阴”。〔文革前担任上海市委办公厅秘书的长李家齐2009年对笔者的回忆〕

  喜怒不形于色,城府很深,于是张春桥给几乎所有人留下“阴”的感觉。就连后来和张春桥一个阵营的毛远新,多年以后当毛泽东向他询问对张春桥的看法时,也说对张“往往不知道他心里想的是什么,有点阴”。〔转引自江青文革初期的秘书阎长贵著《贡献与缺憾——读〈国史〉第八卷》,载于《问史求信集》第418页,王广宇著,红旗出版社2009年出版。〕

  张春桥给市委干部的另一个印象是比较“左”。例如60年代经济困难时期,上海市委为了活跃市场,打算开放自由贸易市场。决策前先向区、县负责干部征求意见。但作为市委领导的张春桥,会议一开始,下面干部还没有发表观点,便首先发言表示反对。吓得有的区委干部不敢再谈自己的看法。〔李家齐回忆〕

  张春桥的生活很简朴。长期在市委宣传部工作的徐景贤文革后回忆,张春桥总穿着一条藏青色旧呢裤,屁股上打着两块补钉也不以为意。文革以前,他几次和上海一些党员老作家们春节期间到几位市委书记家拜年。别的书记家多少有些摆设,有的墙上还挂着字画之类,招待客人时总有些拿得出的食品;唯独张春桥家陈设简单,且只有两盘花生招待客人。

  张春桥出名是在1958年“大跃进”。柯庆施去参加当年8月北戴河会议,回来后,告诉张春桥毛泽东在会上讲话。在这个讲话中毛赞扬“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吃饭不要钱,对1949年后实行八级工资制所造成的等级差别表示不满,怀念战争年代的供给制。柯庆施将毛的想法告诉张春桥,张根据毛的这些话,写出《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发表在《解放》杂志6月号上,《解放》是上海市委在大跃进中创办的理论刊物。

  张春桥对经济是外行,他这篇文章算不上论文,充其量只能算是政论文。因与毛想法合拍,受到毛赞赏。那年被毛泽东赏识的,还有吉林省委文教书记郑季翘,他写的是批判形象思维文章。

  张春桥的文章被《人民日报》转载,引出党内和学界大讨论。毛泽东也因此知道张春桥的名字。同年10月,毛泽东点名要张春桥和陈伯达一起去河南遂平碴岈山卫星人民公社考察。毛开始注意张。

  这年年底,张春桥被提为上海市委常委。在讨论此事时,市委中有人提出张春桥妻子文静有叛徒问题,被柯庆施当场打断,说此事不要再提。柯庆施不搞家属株连,显示其胆识,更显示他对张的器重。

  张春桥的工作主要就是直接抓一些重点创作,帮柯庆施抓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为柯庆施起草各种报告、文件和讲话,被称为“不管部部长”。

  1964年市委书记处书记石西民调北京任国务院文化部副部长,张春桥接任分管文教的上海市委书记,兼任市委宣传部长。

  

  ◇ “金棍子”姚文元

  

  江青找李希凡写文章,李希凡婉言拒绝。李希凡毕竟大学科班出身,多少还从学术层面考虑问题。姚文元是机关干部,习惯从政治层面考虑问题,至于学术层面能否自圆其说,考虑不多。他曾对人比较自己与李希凡的差别:“李希凡是搞学问的,我是搞政治的。论旧学底子,我不如他,他毕竟是科班出身;论政治敏锐性,他不如我。我最大的兴趣是写杂文。李希凡是属于学者类型,我只想做一个革命战士。”这个自我分析所透露出姚文元“表层的谦虚和深层的自豪”,给当年到听这话者很深的印象。〔引自胡锡涛《“南姚北李”与〈海瑞罢官〉批判》〕

  姚文元资格比李希凡老。

  姚文元生于1931年12月。共产党执政前,1948年时还是中学生的他,便已加入中共地下党。1958年,柯庆施点名将姚文元调往上海市委理论刊物《解放》杂志,担任编辑部的文教组组长。1961年底,《解放》半月刊停刊,经张春桥提名柯庆施同意,姚文元被调往中共上海市委党报《解放日报》社任编委兼文艺部主任。

  姚文元当时已经是一个有名气的青年文艺评论家,文革前已发表过许多文章,出版过多本文集。他1956年6月30日刊登在《解放日报》上的《百家争鸣,健康地开展自由讨论》,以及1957年6月10日刊登在《文汇报》上的《录以备考——读报偶感》,曾经引起毛泽东注意。这是柯庆施将他调往《解放》半月刊的原因。

  在文化圈内,姚文元口碑不太好,被称作“棍子”。因为他文艺思想核心,就是反对文学固有的人文关怀,艾青、巴金、丁玲,这些著名文化人都挨过姚文元的批判。文化界和新闻媒体对执政党的态度,是姚文元特别敏感的,捕捉此类信息,是他的特长。他的《录以备考——读报偶感》就是这种敏感的产物。又例如,姚文元曾对人说,1961年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时,又是开会,又是出纪念文集;可1961年也是中国共产党诞生40周年,却冷冷清清。你想过没有,这是为什么?!〔这话是姚文元对王知常说的。转引自李逊、金光耀、金大陆2009年5月16日对王知常的访谈〕

  姚文元的“棍子文章”,如果只是个人观点,也应该有存在权利,因为只是一家之言。但在中国的政治环境下,姚文元的“棍子文章”成为党的棍子,挨棍子者没有辩解商榷余地,更不用说反驳和批判。据说江青因此称赞他为“无产阶级的金棍子”。

  不过,生活中的姚文元不像他的文风那样咄咄逼人。他个子不高,胖胖的,才三十多岁便已谢顶;他不喜欢说话,少言寡语,不苟言笑,说起话来结结巴巴,给人印象老实甚至木讷;他独往独来,与周围人除了工作,几乎没有私人交往,与人谈话只谈正题,正题之外从不谈一句私事;他为人随和,很少与人起争执,写作班的青年喜欢开他玩笑,他嗫嚅着不知如何回嘴,但也不生气;他生活随便,外套可以穿到油光鉴亮仍不换洗,书包里吃剩的油条大饼可以放到发出异味,被人掏出,方才发觉;办公室抽屉里,稿费和废稿纸混在一起,幸亏同事发现后帮他清点出来;他会郑重其事请人吃饭,但请吃的却只是碗阳春面。姚文元的这种特性一直保持到后来,直到他去中央后,仍是不盛气凌人,但仍是不苟言笑,不谈任何私事。给人印象,姚文元完全是个政治人,生活的全部内容就是工作写作学习,不谙人情世故。后来给他当助手的朱永嘉对他的印象是:“不苟言笑,讲话很谨慎,没有一句题外的闲话。这是我对姚文元的最初印象,这一印象以后一直也没有改变”。

  他的棍子文章,虽然有揣摩局势投当局所好之嫌,但这是当时各行各业尤其是政治、文化界的潮流和大趋势,包括吴晗写《海瑞罢官》,张春桥写《破除资产阶级法权》,都是唯毛泽东所思为思,唯共产党所想为想。人们觉得应该站在党的一边,和党与领袖保持一致,唯恐跟不上。事实上,姚文元当时也是个理想主义青年。姚文元1958年9月11日曾经写信给出版社,要求出版社不要再给自己寄稿费:

  又:上次你们收入论“约翰·克里斯多夫”一文,汇来了稿费。这次务请不必再寄钱来了。一篇文章出版社成集又拿一次钱。,无论如何是不合理的,这是资产阶级稿费制度的残余。如果自己将来成书,岂不又多拿一次钱。有什么工人生产一样产品“拿两次”钱的吗?不发稿费,书的定价也可以低些。如果寄来,我也可以退回的。如果说这是“制度”,那我就例外一下吧,这个制度反正可改的。〔引文中的着重号为原文所有。引自姚文元1958年9月11日给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信,载于《古迹善本》中国嘉德2009秋季拍卖会照相彩印本,Lot3051方氏珍藏,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当时,张春桥的《破除资产阶级法权》刊登在6月的《解放》杂志上不久,一场对“资产阶级法权”的全国性的讨论刚展开。姚文元以不要稿费的行为,表明自己的价值取向。可能以后,姚文元还是拿过稿费,但至少,姚文元当初写这封不要稿费的信时是真诚的。后来,到1964年上海市委写作班成立后,写作班的一帮青年也提出不要稿费,和姚文元的做法一样。

  在阅读爱好上,姚文元特别喜欢科普和科幻读物。写《海底两万里》等著作的法国作家儒勒·凡尔纳,写《陶威尔斯教授的头颅》等著作的苏联作家亚历山大·别利亚耶夫,等等的作品,都是他的最爱和收藏。十几年后,当文革结束,姚文元被关押判刑,他在写交代之余,写出三本著作,都是关于人类的科学认识史的。一本是人类对天体形成的认识发展史,一本是人类对地球的认识发展史,还有一本是人类对生命的认识发展史。都是献给妻子金英的,他们夫妻俩感情笃深。一生以写作文艺批评和政治批判为己任的姚文元,最后的写作却是“天、地、人”的形成,显示了他的某种无奈,也显示他对科学领域的由衷爱好。只是时代将他塑造成棍子,他自己也选择棍子人生。这是历史的缩影。

  1965年3月的一天,姚文元上午刚到《解放日报》社上班,张春桥电话来了,要他马上去一次。姚文元要向报社打招呼,张春桥说不必,随便找个理由,此事要保密。姚文元到了指定地点,进门见到张春桥和另一个中年妇女正等他。经张春桥介绍才知道她就是江青,是江青要找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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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选举与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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