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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铭铭:士与大一统——读《史记·司马相如列传》

更新时间:2010-04-02 12:41:05
作者: 王铭铭 (进入专栏)  
然终不能还原其为一整全的人、为一整全的个体生命人格”[13](38)。社会科学“集体表象”的理论,在根源欧洲的神话结构[14](pp.208-258),在西方近代历史叙述中得到进一步的“规范化”。这一叙述“风格”倾向于排斥所谓无关宏旨的“个人小事”,偏重国族政治、文化、战争、经济的所谓全局之描述。“集体表象”的叙述,符合国族主义政治的需要,也易于感召“民族觉醒”中的人们。在这个意象下生长的社会科学,主干在于国族建构,为了国族整体的需要,必定要抹杀其它整体——特别是作为生命之整体的人生,而更倾向于根据人在一瞬间中的举动或表达之观察,拼凑出对于所谓“整体”的抽象论述。

   另外,社会科学“集体表象”的理论中之“集体”,实为“国族”,这一概念,在致使社会科学研究者丧失对人的生命实质关怀的同时,亦使其视野局限于“国家”,而无以涵盖小于这一“整体”,或大于这个“整体”的“整体社会事实”。对于小于“国家”这一“整体”的“整体”——特别部落社会,20世纪上半叶人类学家已作了大量研究,这些研究从各自的侧面表明,国族之外并非没有“整体社会”;而对于大于“国家”这一“整体”的“整体”,反思自己提出的“集体表象”理论,社会学家涂尔干和莫斯,早已于1913年指出,社会科学应重视研究民族学与史前史关注的超越“政治社会”(特别是“国家”)的共同体。为此,他们提出了一种“文明”的概念[15](pp.35-41)。

   在涂尔干与莫斯的定义下,所谓“文明”指的是,“不严格地归属于确定的社会有机体的社会现象。”[15](P36)这些社会现象“在超越单一国族(nation)的地域上存在,或者说,它们是在超越任何一个单一社会的历史之上的时间阶段中发展出来的,其生命,在某些方面是超国族的”[15](P36)。我认为,与近代社会学的“文明”概念之所指最接近的中国古代概念,是“大一统”。所谓“大一统”,起初见于上古,所指为天下诸侯统一于周天子。“大一统”的原意,是围绕着周天子的象征核心组织起来的政治文化秩序,这种秩序的理想,是以等级主义的礼仪与军事行动安排为特征的“王道秩序”。固然,如顾颉刚指出的,春秋的“大一统”观念,从今人的眼光看,不过是一种“世界的想象”;被想象为“世界中心”的周,“不过后来进了中原,自以为诸夏罢了”,在先秦,存在的更多是并立的小国,而所谓“王道秩序”,也不过是周的王族“把自己的家族和姻亲封到王畿以外做国君”[16](P2)。然而,我们不能否定,即使周的“大一统”向未充分实现,它至少在观念、亲属制度(宗法)和礼制方面是成立的。先秦时期,对“大一统”的概念,还有其它论述,如,荀子的解释是,“天下为一,诸侯为臣,通达之属,莫不臣属,无它故焉,以济义矣,是所谓义立而王也。”[17](P32)。这种天下为一,兼纳万物,长养人民,兼利天下,通达之属,莫不从服的“天下观”中的“服”字,不指军事和政治的征服或降服。上古的“大一统”,不指“统一”,而是指以王权为象征与政治信仰归向核心的一种封建式的、层次-等级化上下内外关系体制。在这一关系体制下,诸侯的“国”,才是近代社会科学所谓之“国族”、“社会”,而在这些“国”之上,还有“王道秩序”,这个层次,“超越单一国族”,实为近代社会学奠基人涂尔干和莫斯所谓之“文明”名异实同。

   “王道秩序”,曾指与一种与周公的创造密切相关的既拓展又内敛的统一(王权)与分治(封建)合一的政治理想。这一理想,到了秦汉时期,增添了更多政治的内涵,又曾与所谓“典型专制政治”[18](P38)结合过,因而,产生了相当深刻的变化。秦汉时期,本来不被当作“大一统”最高追求的政治版图意义上的“统一”,悄悄从由手段演化为理想。

   吕思勉在一篇可谓是顾颉刚“秦汉统一的由来和战国人对于世界的想象”的“长篇脚注”里谈到这个转变在帝王观念方面的体现。他说,“‘帝’,本来是神,自有战国的“帝制”运动而化为人,于是把“皇”字来替代。过了不久,不知以何缘故,而‘皇’字又化为人了”[19](P284)。基于战国末期“帝”和“皇”在士人想象世界里意义的演变,秦王政在削平六国统一天下之后,命令丞相、御史等议帝号,后者建议秦王政称“秦皇”[19](P287),最终以“皇”为人王之称。吕思勉认为,君主的“位号”之演变,体现着大一统与一人专制形成的历程,这自然是有实在根据的,但我们不能因此否定,与这个历程同时展开的,还有另一个过程:“大一统”与“统一”的渐渐结合,却不仅未能消灭上古时期的“天下大治”之理想,而且,无法摆脱它的约束。在秦汉“大一统”下,如何处理中央与地区、华夏与“夷狄”、教化文明的内与外(化内与化外)之间关系,成为政治话语的核心问题。此时,“天下大治”的问题,依旧与上古天下图式下的上下内外关系息息相关。

   作为一个历史人物,司马相如固然是小于所谓“社会”的。然而,正是这一个别人物,在其人生的时间段中穿越过“社会”一词所无法涵盖的不同层次的空间。他的人生并不局限于定居的、等待社会学家去访谈或观察的家或地方,而是贯穿了家、国(封建王侯之国与地区)、天下。在古代中国,“家与家同处一地,曰乡党邻里,其上有国,有天下。家国天下,皆指人与人之关系”[10](P196)。司马相如的人生史之所以引起我的关注,乃因他的那“一人一生”,文化的创造广泛地牵涉到人与天地之间关系的看法,生命从家居而游离于家,融入于国与天下之中,在人生的起伏和政治道路的“仕”与“隐”中,穿越了“社会”一词所无法概括的另一种可谓也是“整体”的范围。中国“初无社会一名。社会一名,乃传译西方语。西方人在社会之下有个人,在社会之上有国,轻视家,又无天下观”[10](P196)。司马相如的力量虽则有限,其人生史,却让人领略了一个接近于涂尔干和莫斯笔下的“文明”的风采。

   为推进“人生民族志”,1990年代初期,我已致力于对村庄中“民间权威”和“草根卡里斯玛”的整体价值的揭示[4]。我固然不全盘否定自己在一些年前从事的研究,但经过再度思考,我却意识到,社会科学中,人生史研究若要得到深化,那便需要舍弃“民间”、“草根”这些与国族主义的“大众文化”概念息息相关的概念,转向国族主义成为社会科学“新正统”之前人文学叙述的本来面目,转向涂尔干和莫斯在近一个世纪前期待出现的历史文明的叙述模式[5]。我认为,将人物传记的研究,与历史文明的研究结合,在“研究单元”上追求大小合一,在历史视野上追求文化史的时间结构模式(如中国的治乱)与杰出历史人物的文化创造的合一,有助于我们趋近历史的原貌;而这两个层次上的合一,在“史传合一”的“旧史学”里早已存在——司马迁的《史记》,便是经典的范例。以人物传记为史的核心,是司马迁的创造。《史记》“草创本纪、世家、列传,载一人一世之事迹,以传于后世”[3](P78)。这里的“传”字,既指“薪火相传,绵长史迹”,又指“转”或“转授经旨”[3](P65)。就是在传记的这一双重意义上,《司马相如列传》为我们提供了认识国族主义观念传入中国之前大一统初创时期家国天下上下内外关系的机会。

  

   本为游士

  

   司马相如者,蜀郡成都人也,字长卿。少时好读书,学击剑,故其亲名之曰犬子。相如既学,慕蔺相如之为人,更名相如。以赀为郎,事孝景帝,为武骑常侍,非其好也。会景帝不好辞赋,是时梁孝王来朝,从游说之士齐人邹阳、淮阴枚乘、吴庄忌夫子之徒,相如见而说之,因病免,客游梁。梁孝王令与诸生同舍,相如得与诸生游士居数岁,乃着《子虚之赋》。[4](P672)

   《司马相如列传》一开始讲述了司马相如的出身与士人性格,在简短地形容了他的才气之后,司马迁即提到他不好为官,偏爱游士的性格,他接着提到,在司马相如在与一群游士在梁国同为宾客期间,写下了名篇《子虚赋》。

   司马相如的游士风度,产生于其所处的时代中国学术的境况之中。

   中国学术在先秦已成熟,形成官学与百家之学之分。秦代焚书,焚的主要是六国史记、诗、书,而百家之学得以保存。因而,汉兴之后,学统并未中断[22](pp.140-141)。汉室起初推崇黄老之学,主张无为,接着,主推法家,对学问文章不重视,因而,学术未获得自主空间。在这个情况下,“游士食客散走于封建诸王间,以辞赋导奖奢侈”,纵横游说也很时兴,游士、商贾,对于大一统构成了某种“反动”[22](P142)。

   司马相如原籍蜀郡成都,年轻时,士人买官的风气已盛,司马相如的家庭很富足,曾凭借钱财,得到郎官之职,侍卫孝景帝,做了武骑常侍。不过,因他不喜欢当官僚,而喜欢舞文弄墨,而所侍的汉景帝,却又不喜欢辞赋,司马相如有了游离在外之心。碰巧有次粱孝王前来京城朝见景帝,跟来一批善于游说之人,司马相如与之一见如故,称病“辞职”,旅居粱国。梁是一个封国,先后有彭越、刘恢、刘揖和刘武就封,其彭越时代,被司马迁称颂为“席卷千里,南面称孤”、“云蒸龙变”[4](P542)。到了与汉景帝有特殊关系的梁孝王刘武时代(梁孝王刘武和汉景帝刘启是同母兄弟,母亲窦太后最疼爱刘武),梁国借其特殊的交通地位,成为商业名邦。其时,汉朝封国中,不乏有叛乱者,而梁国则与汉王朝中央同心。梁王“拟于天子”,财力巨盛,亦是天下名士汇聚之所。据司马迁《史记·梁孝王世家》说,梁孝王刘武曾“招延四方豪桀,自山以东游说之士。莫不毕至,齐人羊胜、公孙诡、邹阳之属。公孙诡多奇邪计,初见王,赐千金,官至中尉,梁号之曰公孙将军。”[4](P374)集中于梁国的,有众多文学之士。《汉文学史纲要》第八篇中,鲁迅写道,“(梁孝王)招延四方豪杰,自山东游士莫不至。传《易》者有丁宽,以授田王孙,田授施仇,孟喜,梁丘贺,由是《易》有施孟梁丘三家之学。又有羊胜,公孙诡,韩安国,各以辩智着称。吴败,吴客又皆游梁;司马相如亦尝游梁,皆词赋高手,天下文学之盛,当时盖未有如梁者也。”[2](P562)粱孝王让司马相如他们这些读书人一同居住,相如有了机会与游士相处了好几年。

   司马相如人生史前段,先后与游士和商贾,都构成过密切关系,集中体现了文化史汉初文人的一般状况。如司马迁记载的,在与游士为伍期间,司马相如后来赶上粱孝王去世,失去了其在封国中的靠山,只好返回成都。此时,他家境贫寒,没有职业,生活无以为继,幸亏他一向与临邛县令王吉关系很好。王吉对他很恭敬,邀请他前往临邛看看是否有出路。司马相如到临邛后,暂住在城内的一座小亭中。作为县令,王吉是官。但在临邛,富豪的势力显然也很大。王吉显然与他们有不少来往。尽管如此,他并不鄙视文人,而至少是通过天天拜访司马相如来表现他的谦恭。那时,司马相如保持着一种士人的清高,对于县令,最初以礼相见,后来,就谎称有病,婉拒王吉的拜访。而王吉却更加谨慎恭敬起来。故事说到这,司马迁引入了司马相如与临邛巨富之间那段闻名遐迩的“恩怨”。

   对于司马相如此时所到之地临邛,成书于晋代的《华阳国志》提到:

   汉文帝时,以铁、铜赐侍郎邓通。通假民卓王孙,岁取千匹。故王孙货累巨万亿,邓通钱亦尽天下。[23](P107)

   关于邓通,司马迁在记述说,他本是蜀郡南安人,因的文帝宠幸,而得赏赐“巨万以十数,官至上大夫”,后又得蜀严道铜山,被皇帝特许“自铸钱”,他的钱流通很广,有“邓氏钱布天下”[4](P725)之说。卓王孙借着邓通而发财,“货累巨万亿”,有家奴八百。另外,临邛还有程郑家,也很富有,也有家奴数百。关于司马相如与临邛巨富之间的特殊关系,《华阳国志》简略写道,“王孙女文君,能鼓琴。时有司马长卿者,临邛令王吉与之游王孙家,文君因奔长卿” [23](P107)。而《史记》则详细讲述了这一关系的由来。

据司马迁,卓王孙家和程郑家对文人比较敬仰,(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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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正来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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