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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马蒂亚·森:多重身份、文化多样性和当代政治

更新时间:2010-03-28 20:55:24
作者: 阿玛蒂亚·森  

  

  宗教身份和文化多样性

  

  最近有关文明冲突(clashingcivilizations)的论点均倾向于将宗教差别作为区分不同文化的一个核心特征。然而,这些关于文明的理论,除了存在仅以一种社会联系为标准来看待人类这一概念性缺陷,以及忽视在那些被认为在很大程度上是不相关和不同的文明间所(实际)存在着的重要联系这一历史知识性错误(这两个问题在前一章都已讨论过)之外,它们还忽视了作为多数国家、乃至作为多数文明的特征的宗教联系自身的多样性。后一个问题也是非常严重的,因为同一种宗教的信徒常常分布于许多不同的国家和数个不同的洲。例如,如前所述,也许在亨廷顿看来,印度属于“印度教文明”,然而,印度拥有1.45亿穆斯林居民,是世界上最大的三个穆斯林国家之一。宗教分类法并不能简单地适用于对国家和文明的分类。

  这后一个问题,可以直接以人们所属的宗教类别(groupings)来解决,而不是将人们按宗教联系区分为粗糙的文明单位(如“伊斯兰教文明”、“印度教文明”等像亨廷顿所作那样的分类)。这种分类法(宗教类别法)更为简洁,缺陷更少,所以,并不令人惊讶的是,它已经吸引了很多人。以人们的宗教联系来看待个人,近年来在文化研究中无疑已相当普遍。但是,这种以宗教为中心来研究世界人民的方法,是否是认识人类的一条有效途径?

  我必须争辩说:它不是。与文明分类法相比,它可能是对世界人民进行分类的一种更为适宜的方法。但是,它也犯了同样的错误:试图仅以一种联系,即宗教,来看待人类。在很多情况下,这种分类法相当有效(例如,在决定宗教节日的选择上,或保证礼拜地点的安全上)。但是,若是企图使它成为社会、政治和文化研究的一般性基础,却会导致对其他多种联系和忠诚的忽视。而这些联系和忠诚,却是任何人都可能有的;且它们对于个人的行为、身份和自我认识,均甚为重要。无论是在讨论文明分类法还是宗教分类法时,意识到人们的身份认同及其优先选择具有多样性极其重要。

  实际上,以宗教身份作为对世人分类的主要或唯一的标准渐趋普遍,这给社会研究平添了许多糟粕(grossness)。特别是这种研究法导致在理解上的一大缺陷,即它未能区分:(1)一个碰巧为穆斯林的人所拥有的多种联系和忠诚;以及(2)她所特有的伊斯兰教徒的身份。她的伊斯兰教徒的身份在她看来会是一种重要的(甚至是关键的)身份,但是,并不能因此就否认她的其他身份的重要性。在通常所谓的“伊斯兰世界”中,穆斯林确实占据优势。然而,同为穆斯林的人们之间,在其他方面,可以并且确实大相径庭,如在政治和社会价值、经济和文学爱好、职业和哲学观念(involvement),以及对西方的态度等方面。如按这些“其他身份”来对全球分类,则划分界限会与宗教分类的界限截然不同。仅仅关注简单的宗教分类,将会导致我们忽视那些在宗教身份上是穆斯林的人们所关注的众多问题。

  这个区分极为重要。当今世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及其好战性猖獗。西方在反对它们的同时,常常伴随着对全体伊斯兰人民的强烈疑虑,虽然这种疑虑有时显得含糊不清。这种一般性态度除了概念上的粗糙之外,也忽视了其他更加显而易见的事实,即在政治和社会信仰上,穆斯林之间常常大相径庭。此外,在文学和艺术品味上、对科学和数学的兴趣上,甚至是在宗教信仰的形式和内容上,他们也每每相互有别。虽然当前政治的紧迫性已经导致西方在一定程度上对伊斯兰教内部的宗教亚派别有了更好的认识(如一个人是“什叶派”(Shia)还是“逊尼派”(Sunni)之间的区别),但是,对于穆斯林群众和世界上其他人一样也具有多种多样的非宗教身份的事实,西方却越来越缺乏进一步充分认识的意愿。事实上,在对政治、文化和社会事物的看法及优先性的选择上,穆斯林之间常常有着天壤之别。

  属于同一宗教,乃至是属于那些常被认为是与宗教紧密联系的领域的不同个体,在社会行为上,也常常存在很大差别。在当今世界,这一点很容易得到说明。例如,可以比较一位生活在沙特阿拉伯的传统型的农村妇女的典型行为,和一位生活在土耳其城市(在那里,面纱罕见,着装风格常与欧洲妇女相似)中的穆斯林妇女的典型行为。也可比较一位生活在孟加拉国的、社会活动活跃的妇女,和一位同样生活在该国的但行为举止较保守的妇女,她们之间的行为习惯大相径庭 即便她们在宗教上都是穆斯林。

  然而,这些区别不应被简单地视为是现代化给穆斯林群体带来的一种新现象。来自其他方面的、其他身份的影响贯穿了穆斯林群体的整个历史。试考虑一下公元14世纪时,两名穆斯林间的争论。伊本·巴图塔(IbnBattuta)于1304年出生于丹吉尔,他花了30年的时间游历非洲和亚洲。在游历位于今天的马里和加纳之间的一个地方时,他对所见到的事物大为震惊。在距离廷巴克图不远的伊瓦尔坦(Iwaltan),伊本·巴图塔与该地的伊斯兰教法官(qadi)结为朋友,该法官在那里拥有一间民事办公室。

  伊本·巴图塔记录下了他对法官家庭内部社交活动的蔑视:

    一天,我来到伊瓦尔坦的法官的家里,在经他同意进入室内后,我却发现一美貌女郎正陪伴着他。在看见她后,我微犹豫,考虑是否退出,但她却对我嫣然一笑,毫不羞涩。法官对我说:“你为何退后?她是我的朋友。”对于他们的行为,我感到困惑莫名。[1]

  但是,法官并非是唯一一位令伊本·巴图塔感到震惊的人。他对阿卜·穆罕默德·俨达侃·阿穆苏斐(AbuMuhammadYandakanal Masufi)尤为指责。阿卜是一名认真的穆斯林,以前曾亲自访问过摩洛哥。当伊本·巴图塔到他家里拜会他时,发现一名妇女正与坐在长榻上的一名男子交谈。伊本·巴图塔写道:

   我问他:“这女人是谁?”他说:“她是我妻子。”我问:“这男人与她是什么关系?”他回答:“他是她的朋友。”我对他说:“你曾生活在我们国家,且熟知伊斯兰教法(Shariah),你对这种现象缄默不理吗?”他回答道:“对我们来说,女人和男人间有联系,是可以接受的,且是一种良好的行为,我们不认为这有任何值得疑虑之处。她们与你们国家的妇女们不同。”我对他的懈怠教规感到惊讶。我向他辞别,以后再也没有去过。他后来数次邀请我,但我均未接受。[2]

  应注意的是,阿卜·穆罕默德与伊本·巴图塔之间的差异,并非基于宗教 他俩都是穆斯林 而是在于他们对正确生活方式的抉择。

  

  穆斯林宽容和多样性

  

  我现在转向一个更具政治性的话题。在世界历史中,对于宗教宽容的各种态度,常常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在宗教上同是穆斯林的人中,可以发现,不同的个人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例如,印度的奥朗则布皇帝是于17世纪后半叶登上莫卧儿王朝的帝座的。他被公认为是极不宽容的,甚至还对非穆斯林臣民征收附加税。然而,他的哥哥达拉·西阔(DaraShikoh)则不同。达拉·西阔是沙贾汗皇帝和泰姬(MumtazMahal 泰姬陵就是为了纪念她而修建的)的长子(及合法继承人),通过其生活和所作所为来看,与奥朗则布的态度截然不同。奥朗则布杀死达拉,夺取了帝位。达拉不仅学习梵语并研究印度教,他还将印度教的《奥义书》(Upanishads)由梵文译为波斯文。这个译本在一个世纪甚至更长的时间里,是欧洲人对印度宗教哲学兴趣的主要源泉。

  如前所述,达拉和奥朗则布的曾祖父阿克巴对宗教宽容极为支持。作为一项公认的义务,他确保国家做到“没有人因宗教问题而受到干涉,任何人应被允许转而信仰令其感到愉快的宗教”。与他对所谓“理性之路”(rahiaql)的追求相一致,阿克巴在16世纪90年代坚持要求各种宗教间的公开对话和自由选择,并组织定期讨论。参与讨论的不仅有主流的穆斯林和印度教思想家,还包括基督徒、犹太教徒、袄教教徒、耆那教徒,甚至还有无神论者。[3]除了达拉外,奥朗则布自己的儿子 也叫阿克巴 亦反对他的父亲,并且为此先与位于拉贾斯坦(Rajasthan)的印度教王国,后来又与印度教马拉地政权(Marathas)联手(虽然他的反叛被奥朗则布彻底粉碎)。除了与其父亲在拉贾斯坦进行战斗外,阿克巴还给他的父亲写信,抗议其父亲对他的印度教朋友的不宽容和诬蔑。[4]

  面对穆斯林间如此多的差异,那些不能区分作为一个穆斯林和拥有一个伊斯兰教徒身份之间区别的人将会问:“依据伊斯兰教义,哪一个才是正确的观点?伊斯兰教是否支持这种宽容?到底哪一种是正确的啊?”这里面临的首要问题,并不是这个问题的正确答案是什么,而是这个问题本身是否是一个正确的问题。作为一个穆斯林教徒,其身份并不决定这个人的所有信仰。例如,对于阿克巴皇帝的宽容和异端,在16世纪印度阿格拉和德里的穆斯林中,就兼有支持者和诽谤者。实际上,他面临着穆斯林教士的强烈反对。然而,当1605年阿克巴去世时,一贯对其信仰宽容观点持强烈批评态度的伊斯兰神学家阿卜杜拉·哈克(AbdulHaq)也不得不承认,阿克巴尽管进行了诸多“革新”,却依然是一位优秀的穆斯林教徒。[5]

  需要认识到的是,在处理这种差异时,无须立足于阿克巴和奥朗则布二人中定有一人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穆斯林。他们虽然没有共同的政治态度或社会和文化上的认同,但却可以同是杰出的穆斯林教徒。可能出现的情况是:一名穆斯林对异端持不宽容态度,而另一名却非常宽容,但是,两人中任何一人,均不会因为这个原因而不再是穆斯林教徒。这并不仅仅因为“伊诘答”[这个术语是指,在伊斯兰教徒对事物不确定时,努力运用学习的伊斯兰教知识,自己做出决定。 译者注](ijtehad),或对宗教的解释,允许伊斯兰教内部存在很大的自由回旋空间;而且也因为一名穆斯林,在毫不妥协地坚持伊斯兰教基本信条时,在决定选择其他价值和优先性时,拥有很大的自由。

  

  非宗教性考虑和多样化的优先性

  

  鉴于今天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在政治上的不睦,值得回顾一下这两个群体间长期来相互尊重的历史。在第一章,我就曾提到过,12世纪时,当犹太哲学家迈蒙尼德被迫撤离一个不宽容的欧洲时,他在阿拉伯世界则找到了一处宽容的避难所。而为他在开罗的宫廷中提供一份令人尊敬和富有影响力职位的东道主,正是萨拉丁皇帝。鉴于他在为伊斯兰教而战的十字军东征中的英勇表现(“勇敢的理查德”(RichardtheLionheart)是他最著名的对手之一),萨拉丁的伊斯兰信徒身份不容怀疑。

  实际上,迈蒙尼德的经历并非独一无二。尽管在当今世界中,确实充满了穆斯林和犹太人之间冲突的例证,但是,阿拉伯世界和中世纪西班牙的穆斯林统治者们,都曾长期试图将犹太人融为当地社会群体中的安全成员,确保他们的自由 有时是领导地位 受到尊重。例如,如同玛丽亚·罗莎·梅诺克(MariaRosaMenocal)在其《异彩纷呈的世界》(TheOrnamentOftheWorld)一书中所写到的:到公元10世纪时,穆斯林统治下的西班牙科尔多瓦地区“已可与巴格达一争高下,甚至超过巴格达,而成为世界上最文明的地区”。这一成就来自于哈里发阿布拉赫曼三世和他的犹太人高官哈斯代·依本·沙普鲁特(HasdaiibnShaprut)的共同努力及其建设性影响。[6]实际上,正如梅诺克所认为的,有大量证据表眀,犹太人在被穆斯林征服后,“其各方面的地位都提高了,因为他们从遭迫害的对象转变为受保护的少数民族”[7]。

  我们的宗教或文明身份也许确实很重要,但它只是多种身份中的一种。我们必须探讨的问题,不是伊斯兰教(或印度教、基督教)究竟是一种爱好和平的宗教,还是一种尚武好战的宗教(“告诉我们,它到底是哪一种?”),而是信教的穆斯林(或印度教徒、基督教徒),会如何将他或她的宗教信仰或行为同其其他个人身份特征及其他信条和价值(如对于和平和战争的态度)相联系。将一个人的宗教 或“文明” 的所属关系看做是一个包罗万象的身份,这种做法是存在严重问题的。

  在任何一种宗教的虔诚信徒中,都既有狂热的好战者,又有和平的拥护者。与其追问究竟哪一个才是“真正的信奉者”和哪一个只是“冒名顶替者”,我们不如承认,一个人的宗教信仰本身,并不能解决我们生活中要求做出的所有决定,包括那些与我们的政治和社会优先相关的问题,以及相应的表现和行为的问题。和平与宽容的拥护者及战争与迫害的支持者,均可属于同一宗教,并且可能都是(以他们自己的方式)真正的信奉者。(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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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身份与暴力:命运的幻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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