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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马蒂亚·森:多重身份、文化多样性和当代政治

更新时间:2010-03-28 20:55:24
作者: 阿玛蒂亚·森  

  这样说并不应被视为自相矛盾。一个人的宗教身份,并不抹杀这个人认识和所属关系的所有其他方面。

  如果作为一名穆斯林是任何一位恰为穆斯林教徒者的唯一身份,那么,解决她在生活中所面临的其他方面的大量选择的沉重负担,当然就落在其宗教身份上。但是,作为伊斯兰教徒很少会是一位穆斯林的唯一身份。确实,要是在身份问题上否定多样性和排除选择,那就将会形成一种极为褊狭和极具误导性的观点。即使是当前围绕9·11事件所形成的分类,就已经将穆斯林置于分类界限的所有方面,但与其问究竟哪一种才是正确的伊斯兰教立场,倒不如承认,对于与政治、道德和社会判断相关的事物,一名穆斯林教徒能够选择几种不同的立场,而并不因此就不再是一名穆斯林教徒。

  

  数学、科学和知识的历史

  

  9·11事件中,有很多穆斯林丧生于世贸大厦,对于这一事实已有很多讨论。然而,并无证据表明,作为那里的工作人员,他们也将其视为西方文明的罪恶象征。当然,鉴于世贸大厦的参天高度和先进技术(运用建筑工程学中新兴的筒体结构方案),它确实具有标志性意义,因而在好战的政治观点中,是西方肆无忌惮的体现。有趣的是,回想一下,筒体结构方案的主要奠基者正是工程师法勒·拉赫曼·汗(FarlurRabmanKhan)。他是一位从孟加拉国移民到芝加哥的工程师,承担了这项改革的基础性工作,后来又设计了其他几座高层建筑:如位于芝加哥的110层的西尔斯大厦(SearsTower)和100层的约翰·汉考克中心(JohnHancockCenter),以及位于沙特阿拉伯吉达地区的哈吉候机大厅(HajjTerminal)。与此同时,他参加了1971年孟加拉国独立于巴基斯坦的战斗,并且写了一本有关此次战争的书,可读性很强。如果认识到作为一名穆斯林教徒并不是一种包罗万象的身份,那么,穆斯林之间在文化和政治上可以分为不同类别的事实,就不足为奇了。

  同样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认识到,穆斯林教徒的许多知识贡献使得全球知识发生了重大转变。但这些知识贡献,在任何意义上,都并不仅仅是单纯的伊斯兰教的贡献。即使在今天,当一位麻省理工学院、普林斯顿大学或斯坦福大学的当代数学家采用一种“算法”(algorithm),去解决一个计算机难题时,其行为都会有助于纪念一位9世纪的阿拉伯数学家艾尔哈瓦利兹米(al-Khwarizmi)对数学所做的贡献。“算法”这一术语即源自他的名字(“代数学”(algebra)这一词,就是来自他的著作《代数学》(Al-jabrWaa-Muqabalah)一书)。数学史、科学史和技术史上的许多其他重大进展,都是由穆斯林知识分子来实现的。

  直到公元1000年后初期,许多这些重大进展才传至欧洲。那时,将阿拉伯文献译为拉丁文已经相当普遍。然而,有些则在更早些时候就已经通过西班牙的穆斯林统治者传入并影响了欧洲。举一个技术进步的例子。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的穆斯林工程师,引进了应用于中东干旱地区的技术创新,在西班牙发展和使用了灌溉渠道(acequias)的技术。有赖于此,使得一千多年前在欧洲那些以前曾是完全干旱的土地上,得以种植谷物、水果、蔬菜及牧养动物。实际上,在长达数个世纪的时间里,穆斯林技师一直主管着这项令人艳羡的技术工作。[8]

  此外,在通过东半球的思想传播而实现的技术知识的全球化的过程中,穆斯林数学家和科学家的地位举足轻重。例如,十进制和三角学的一些早期成果,在公元1000年后的初期,经由阿拉伯和伊朗数学家的著作,从印度传至欧洲。此外,印度数学家阿耶波多(Aryabhata)、瓦拉哈米希拉(Varahamihira)、婆罗门笈多(Brahmagupta)等的数学成果的拉丁文本,是从他们5~7世纪的梵文论文翻译而来的,并通过两个不同的步骤,才在欧洲出现:先将梵文译为阿拉伯文,再将阿拉伯文译为拉丁文(我在第七章将再回到这些跨文化传播的问题上)。作为历史上这段时期创新的领袖,穆斯林知识分子是数学和科学全球化的最忠实的执行者。人们的宗教信仰,无论是伊斯兰教、印度教还是基督教,对于这些穆斯林数学领袖或科学领袖们的学术精神影响甚微。

  与此类似,许多西方经典著作,特别是古希腊的经典著作,仅仅是通过其阿拉伯文译本,才在文艺复兴前,在公元1000年后的头几个世纪被翻译(主要译成拉丁文),才得以保存。很显然,这些阿拉伯文译本,原先并不是用来保存所译内容的,而只是供当时的阿拉伯语世界使用 这个世界在公元元年时,疆域辽阔。但是,在那具有决定意义的数个世纪中,这一过程所造成的全球影响和国内影响,都没有辜负那些世界性的思想界领袖们的学术水准与风范。

  

  多重身份和当代政治

  

  有几个原因,使得在今天关注以下区别非常重要:(1)完全或主要以人们的伊斯兰教(身份)来看待穆斯林教徒,和(2)以他们的多样联系,来更加全面地认识他们:当然包括他们的伊斯兰教徒身份,但是,也不排除他们在科学兴趣、职业责任、文艺爱好、政治联系等方面的追求。

  第一个原因当然是知识的价值 明白正在发生什么 的重要性。清晰的认识本身很重要,这对一个人的思想和行动具有深远的影响。例如,假设有一伙激进主义分子,宣称他们的恐怖主义追求是由伊斯兰教义明确规定的,从而企图激进地扩张宗教管辖的范围。对此,我们当然要问,事实是否真是如此。若是与他们一样,不能对于伊斯兰教徒的身份和忠实恐怖主义者的身份 这在他们看来是伊斯兰教的事业 加以区分的话,这将是一个明显和严重的错误。当然,作出这一区别并不排斥关于伊斯兰教义是否可以用这种方式来解释的思想讨论,但是,倘若完全忽视一名穆斯林的伊斯兰教徒身份和她的其他多种身份间的区别,那么这种讨论就简直无法开始。

  事实上,大部分穆斯林学者完全否认伊斯兰教义中有任何要求、准许或甚至是容忍任何恐怖主义的地方。但也有不少穆斯林学者认为,只要一名穆斯林坚持伊斯兰教的核心信仰和行为,那么,即使他以不同的(在其批评者眼中,是错误的)方式来解释其使命,他仍然不失为一名穆斯林。关于这一点我在下面还会谈到。然而,首要的问题是:不要混淆一个人的宗教身份和她因其他原因所做的许多其他优先选择。

  第二点,这个区别在反对宗教政治化的斗争中具有重要意义。宗教政治化不仅体现在伊斯兰教政治化的迅速发展上,还体现在其他宗教政治化的进程上(体现在诸如“重生派”基督教、犹太极端主义和印度教运动的政治扩张中)。在决定那些无须受宗教信仰“束缚”的事物时,拥有一种宗教身份与忽视理性的要求及思想自由的要求,在这两者之间的混淆不清,就会系统地支持行为世界中那些有时是非常肮脏、残忍的宗派主义行动。在这一逐渐极化(polarized)的世界中,可以在不同程度上看到这种可鄙的政治化进程。这一进程形式多样,从直接有利于促进活跃的恐怖主义,到降低对这类促进行为进行抵御的能力,乃至到在宗教名义下鼓励对暴力的容忍。

  例如,印度尼西亚穆斯林学者赛亚斐·安沃(Syafi iAnwar),就曾以高度警惕的态度,描述了“印度尼西亚伊斯兰教法化的蔓延”。这种现象,不仅仅是宗教行为的发展,而且是在一个具有宽容传统和文化多样性的国度里,一种极为好战的社会、政治观点的蔓延。[9]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许多其他国家,包括马来西亚。尽管这些国家具有文化多样性和政治宽容的历史,但在伊斯兰教的名义下,这些国家的冲突性文化迅猛发展。如果要抵制政治的两极化,就必须强调以上的基本区别,因为利用宗教(在这个例子中,是伊斯兰教)身份,是唆使这类组织化冲突的很重要的一个方面。[10]

  第三,这个区分,可以让我们对那些被外界归在某个“宗教盒子”中的国家的内部状况,有更为全面的认识。例如,一说到所谓的“伊斯兰世界”,就好像这个身份可以全面地解释如今那里发生的知识进步。重要的是要认识到,许多被正式称为伊斯兰教国的国家,其内部正经历着各种政治行动,而它们的领导人,即便在宗教上是虔诚的穆斯林教徒,也不只从其伊斯兰身份中援引论据。

  想想巴基斯坦,它无疑是一个伊斯兰教国家。伊斯兰教被设为国教,并且具有多种政治影响(如一名非穆斯林教徒,无论他或她得到多少张选票,都不能被选为国家总统)。然而,这个思想活跃的国家中存在的公民社会,为许多主要或完全不是源自宗教的使命和追求保留了空间。例如,巴基斯坦具有一个专门的 在许多方面是高度成功的 “人权委员会”,该委员会不仅诉诸于伊斯兰教的权利,也诉诸于更广泛意义上的人权。巴基斯坦的人权委员会没有任何法律或宪法身份(实际上,它的正式身份只是一个非政府组织),而不像印度或南非的人权委员会那样是具有合法权力的组织。尽管如此,在如像艾斯玛·杰汉戈和雷赫曼等有远见的公民社会的领袖的带领下,人权委员会已经为争取妇女、少数民族和其他遭迫害者的自由,做了很多事情。它有限的成功,源于巴基斯坦的民法(即还没有遭到极端主义改良运动的摧残的那一部分)、持不同政见者的勇气和责任感、司法部门中许多正直人员的公平执法、大量进步的社会公众观点的出现,以及最后(但并非是最不重要的):媒体有效地引导社会舆论对不人道和破坏公民行为准则的事件的关注。实际上,巴基斯坦的媒体,与孟加拉新闻界一样,在直接调查和公开报道虐待案件以及为沉思的公众呼吁人权等 常常是世俗的 问题上,也非常活跃。[11]

  但是,正如巴基斯坦驻斯里兰卡前大使胡赛因·哈卡尼(HusainHaqqani)所指出的,这些因素,并没有使得解决“巴基斯坦伊斯兰极端主义的严重性”的要求,得到丝毫减缓。对哈卡尼提出的以下具有说服力的判断加以关注,非常重要。他认为,“原教旨主义在巴基斯坦造成了超比例的影响,这是政府支持这些组织的结果”;同时,他还警告说:“由伊斯兰主义者和尚武主义者的意识形态所控制的环境,是激进分子和输出性激进主义生长的理想土壤。”[12]对于这些问题,必须分不同层次来解决:改革国家治理和军队,要求更多的民主权利,给予非宗教及非极端主义政治党派以更多的行动自由,以及对那些将学生们导向冲突和好斗行为的训练基地和原教旨主义学校采取措施。但同时,也应注意到巴基斯坦内部正在进行的斗争。在这些斗争中,巴基斯坦强有力的知识阶层起着有价值的常常是很有远见的作用。实际上,胡赛因·哈卡尼的犀利分析,也是这场建设性运动的一部分。美国领导的“反恐战争”,尽管在非常困难的环境中,做了些非常重要的工作,但它一味沉溺于军事行动、国际外交、政府间对话以及与统治者合作(遍布全世界的,而不仅仅在巴基斯坦),这就造成了对公民社会重要性的严重忽视。

  实际上,巴基斯坦在广泛的人道主义追求上,极具历史传统,而这是值得庆祝和支持的。在不少方面,它已经产生了可敬的成果,受到全球瞩目。例如,理解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人类发展方法(humandevelopmentapproach)(不是以国民生产总值,而是以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情况,作为判断社会进步的标准),是由一位巴基斯坦经济学家暨前财政部长马赫布卜·乌尔哈克(MahbubUl Haq),在全世界率先倡导的。[13]这一方法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广泛应用于评估公共政策的缺陷(对其批评常常十分激烈),包括在巴基斯坦。此外,它也是联合国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所作的建设性努力的主要方面之一。重要的是要认识到,A.Q.汗(A.Q.Khan)的黑市核武器,并不是巴基斯坦唯一出口的东西。

  这类与宗教无关的重大贡献,依赖于相关人们的广阔视野,而不依赖于他们的宗教身份。且这一事实,丝毫没有使得马赫布卜·乌尔哈克变得不像一名穆斯林教徒。有幸作为他的一位密友(从20世纪50年代我们同为剑桥的学生,到1998年他的猝死),我敢断定,在那些适当的方面,他的宗教信仰是很强烈的。认识到穆斯林教徒的广泛责任,与他们仅仅是狭义上的伊斯兰教徒身份之间的区别,是极为重要的。

  强调这一区别重要性的第四个原因,在于它在当前进行的一些“反恐战争”中,被严重地 有时是被完全地 忽视了。这会 我相信它已经 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例如,我认为,企图通过赢得宗教的支持来反对恐怖主义,不仅根本无效,而且还是一种严重的概念性误导。这一主题,完全值得做一次更为全面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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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身份与暴力:命运的幻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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