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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汉鼎:回忆洪谦教授

更新时间:2010-03-27 00:15:04
作者: 洪汉鼎  

  

  提 要:洪谦先生是引导我进入哲学殿堂的第一位老师。我的大学毕业论文指导教师就是洪谦先生,他讲的课程清楚简洁,逻辑性强,很有吸引力。在我担任贺麟先生助手期间,我仍然从洪先生那里得到许多启发。由于各种现实的原因,洪先生的晚年生活比较凄凉,但他坚持自己的哲学研究,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1956年我从无锡辅仁中学考入北京大学不久,我就认识了洪谦教授。洪谦教授原本是维也纳学派成员,石里克的学生,卡尔纳普的朋友,30年代末维也纳学派解体,洪谦教授回到了中国,以后就在清华大学,西南联大,武汉大学和北京大学任教。他的最早一部中文著作就是《维也纳学派哲学》,我是在中学读到这部书,记得当时我有这样一种感觉,相对于黑格尔读物艰深晦涩,洪先生这本书却清楚明了多了。因此1956年夏我到了北大后,除想认识贺麟教授外,就是想拜访洪谦教授。洪谦教授当时任北大哲学系西方哲学史教研室主任,该室内聚集着全国最有名的一些哲学教授,如贺麟,黄子通,方书春,宗白华,熊伟,齐良骥,任华。当时他家和贺麟教授家一样,都是在北大东边成府街的燕东园,记得有一天晚上我到他家,第一个感觉是他洋人学者风度,他个子很高又清廋,穿了一条吊带裤,他从冰箱里拿出一杯冰水给我。当时中国人很穷,冰箱乃稀有之物,我是第一次在他家才见到的。补充一下,我第一次看到电视机,也是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上面的会议楼。一见面我就告诉他,我很喜欢维也纳学派哲学的语言分析,想请他指导我一些书初步去阅读,洪谦教授让我先读休谟,他说休谟的书是训练我们分析思维必不可少的著作。继后,他又告诉我,要学分析哲学,首先要学好数学和逻辑,我说我中学的数学都是高分,而且对数学,特别是几何学很感兴趣。洪谦教授似乎很满意,他还告诉我,我们系的逻辑教授吴允曾先生很不错,头脑清晣,思维敏捷,是一位很好的逻辑教授。这次拜访对我启发很大,不仅使我明确了我读分析哲学应当从何下手,而且在第一学期我就选了吴允曾先生的数理逻辑课,给我今后研究分析哲学打下了一个有力的基础。我读分析哲学的第一本书,就是休谟的《人类理解研究》,这本书使我懂得什么叫思想清晰,概念明确。记得有次张世英教授告诉我,他原先本不是读哲学的,而是学经济,只是因为读了休谟的《人类理解研究》后,对哲学论证清晰确实性大感兴趣,因而转入哲学系。

  当时北京大学哲学系,除一些必修课外,有许多哲学选修课,如贺先生的《黑格尔》,方书春先生的《古希腊哲学》,熊伟先生的《存在主义》,洪先生的《逻辑实证主义》,这些课我都选,当时系里要求每位老师必须写出批判性的讲稿,印发给学生,我现在还保存了当年洪先生的《逻辑实证主义讲稿》和熊伟先生的《存在主义讲稿》。当时我特别注重洪先生的课,原因是在那个革命反右时代,政治强奸学术,每上一课,除了马列外,老师都必须要加以批判,因此许多老师的讲课都是强烈的批判内容,得不到什么真正的哲学真诠。印象最深的是熊伟先生的存在主义讲课,似乎通篇都是什么“ 死的帝国主义哲学”,“最极端的主观唯心主义”等。和这些老师的讲课比较起来,洪先生的课很少大批判,他只讲逻辑实证主义家的理论内容和论证线索,因此我对他的讲课很注重,每上一堂课,我都记笔记,如有不懂,下节课一定要问。另外,洪先生的讲课本身的语言,也相当简洁,精炼和清楚,逻辑性强,很有吸引力。从他讲课中也可发现,洪先生不仅德文好,而且英文似乎更好,但相比起来,他的中文反而见拙,至今我都记得,他有次讲到逻辑,想在黑板上用中文把逻辑两字写出来,结果写了好几次都不对,最后他笑了笑,还是写logic好了。 

  我的大学毕业论文是“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导师是洪谦教授。这篇论文在当时中国可能是最早研究维特根斯坦的论文,对我来说,维特根斯坦那种论述方式,那种论述内容同样也是困难的,难以理解的。记得当时导师洪谦教授看到我的阅读困难,介绍我看安斯康姆(Anscombe,G.E.M.)对《逻辑哲学论》的解释,这本书在某种程度的确帮了我很大的忙,所以在20年后我在德国洪堡年会上看到了年纪已相当大的安斯康姆时,还对她这本书表示敬意,我曾经和她以及她的一位友人还在德国作了短期旅游,我们一路上都是谈维特根斯坦。我的这篇论文当时虽然通过,但无法发表,直到十八年后才出版在商务印书馆的《外国哲学》上。

  1963年,我带着灰色感伤的感情离开了北大,去到大西北的陜西,一待就是十五年。我再次见到洪谦教授是在1978年冬,那时我刚从陕西回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此时可以说是洪谦教授在中国最风光时期,他担任北京大学外国哲学所所长,而且直属于学校,与哲学系平行。当时他正主编《逻辑经验主义》一书,他立即让我参加此项工作,我翻译两篇石里克的论文。其中有一篇“意义与证实”,我必须要说一下,这篇论文的英文本其实是在1963年我要离开北大时,从当时北大俄文楼外国期刊处借到的,当时没有复印技术,同时也不能外借,因此我只能好几天去那里用手抄英文,由于时间紧,手抄潦草,因而当我在陕西根据手抄本翻译时,产生很多错误,幸后来洪先生交李步楼同学校改才好些。

  此时洪谦教授经常邀请维也纳学派一些老同事来北大讲学,如Feigl, H. Hampel, A. Nass等。我与Feigl和Hampel只在北大见了一次面,听了他们的一次讲演,但与Nass却见了多次,因当时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当Nass来我们所讲斯宾诺莎时,汝信同志让我去,并希望我提问。Nass是挪威著名分析哲学杂志Inquire主编,他本人也是分析哲学家,可是他对斯宾诺莎却发生很大兴趣,他曾经用数理逻辑符号整理斯宾诺莎的《伦理学》,试图用数学方法推出斯宾诺莎全部命题。Nass把他的这本斯宾诺莎著作送给了洪谦教授,洪谦教授借给我看,我曾经把Nass的推演译成中文,结果我发现Nass本人也未能全把斯宾诺莎的所有命题纳入他的数理系统中。

  在此期间,我担任了贺麟教授助手,我帮助贺麟教授校订他翻译的一些著作,如黑格尔的《小逻辑》,并整理他过去的一些论文,其中有他以前作为讲稿写的《当代西方哲学家》,由于其中也提到维也纳学派,所以我也常到洪谦先生家。这里我要特别讲到贺先生和洪先生两人的关系。从他们个人友谊方面来看,他们两人似乎还不错的,每次在会上相互都很客气,彼此都尊重对方的学问,我的硕士论文答辩会上,贺先生还专门请了洪先生。但从学术观点看,他们差别相当大。大家知道,贺先生精通德国思辨哲学,尤其是黑格尔,而洪谦先生却精分析哲学,本身是维也纳学派成员。显然他们两人的哲学是水火不兼容的,有时我用当代西方哲学中分析哲学与思辨哲学之争,去说明他们之间的学术关系。这里我讲一些亲身的感受。有次去洪谦先生家,除了谈分析哲学的一些问题外,洪先生突然问我:“汉鼎,你是懂分析哲学的,你看贺先生讲哲学的话是否清楚?”我知道他的意思,没有回答,他又说:“甚至黑格尔本身也讲不清楚”。对于洪先生的学问,贺先生是怎样看的呢?有次贺先生和我谈到了洪先生:“汉鼎,洪先生的学问的确很清楚,但那都是些鸡毛蒜皮的语言问题,对于人生价值有何意义呢?”这两位老师的观点使我看到了当代分析哲学与现象学的根本分歧。当时我深感处于他们两人之间的为难。

  1985年我从德国回来后,我和洪先生的接触更为频繁了。洪先生提议我们都用德文对话,虽然洪先生回国已经好几十年,但他的德语却非常好,我真非常佩服。我们的谈话大多是洪先生回忆他自己一生的哲学经历,他曾讲到当时他年仅19岁在维也纳跟随石里克学习和研究的情景,他说石里克是他的老师,卡尔纳普是他的师叔,艾耶尔是他的同学,经常在星期四于维也纳一家咖啡馆谈哲学。洪先生讲到他和石里克的关系时说,“石里克当时是我心中的偶像,凡是他说的,我都照办。因此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丧失了独立性,后来我在他的《箴言》里读到这样一句话:‘追随别人的人,大多依赖别人’,这使我感到遗憾”。谈到卡尔纳普时他说:“卡尔纳普是石里克之外我最难忘的师长。无论在学习上,还是在个人的事情上,他都会给我巨大的帮助”,并且还说:“卡尔纳普后来移居美国后,我们还经常有书信来往,他甚至把他出版的每一本书都寄给我。他送我的最后一本书是《卡尔纳普的哲学》。接着我国发生了所谓‘文化大革命’,我被禁止同国外通信。1978年Feigl教授从明尼苏达写信告诉我,卡尔纳普时常同他谈起我。遗憾的是他于1970年与世长辞”。谈到艾耶尔时,他说:“艾耶尔当时在维也纳其实并没有呆多久,大概是1932到1933这个学期,以后他就回牛津母校任助理教授和讲师了。斯特劳逊说艾耶尔是一位反偶像论者,这种说法是很恰当的。艾耶尔对于任何一个学派的观点或论点都有其独特的见解,这些见解虽然不能说都具有高度的独创性,但很能表现他个人的哲学风格”。我想洪先生说这些是想把他自己与艾耶尔这位石里克的最年轻的学生作对比,以对自己偶像论态度表示遗憾。

  当然洪先生也谈到他回国在北大和清华任教的情况,他说:“石里克去世以后,1937年初,我回到了北京,在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哲学系讲授维也纳学派的逻辑经验主义,重点是讲石里克的哲学观点。后来用这方面的论文编成《维也纳学派哲学》一书”。对于50年代末反右斗争后的我国的哲学境况,他表示遗憾,他特别告诉我,自那以后,他很少写文章,为什么呢?因为写文章必须要批判,这是违背学术的良心。他特别痛心的一件事,是写了一篇批判卡尔纳普的文章,他说这是他一生中的一个败笔,因为当时上级一定要他写一篇批判文章,否则政治上过不去,最后他就硬着脑袋,简单地拼凑了一篇骂卡尔纳普的文章,发表在《哲学研究》上。洪先生还告诉我,他回国后做的最重要的事,就是组织、翻译和编辑出版了《西方古典哲学原著选辑》多卷本。从现在情况来看,当时组织这套多卷本工作却是一项了不起的工作,一方面,它是一个利用当时不利环境发挥老教授特长的非常好的设计,我们上面讲过,当时北大哲学系集中了全国各大学知名的哲学教授,他们一般又不能授课,因此组织他们翻译一些哲学名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想法。另一方面,相对于当时的哲学界情况,它又是对我国哲学事业的一大贡献,要知道在那个与外国学术隔绝的时代,我国年青的哲学研究者不但外文不好,而且也没有外国的哲学书籍可看,因此在这时有这套翻译成中文的又是可信的多卷本哲学史读物,真可说一个伟大的贡献。

  洪先生自己在他与哈勒教授的谈话中也是这样讲到他在解放后的主要工作的:

  “您是问1949年中国解放后我在哲学方面做了些什么吧?当然,自那时起,直到前几年为止,我无法继续研究和讲授我长期以来喜爱的维也纳学派的科学哲学,不能继续从事被禁止宣扬的,被列宁称为‘反动哲学’的马赫主义流派的研究工作。于是,我主要是做了些关于西方哲学史基本情况方面的工作。在中国,长期缺乏西方重要哲学著作的译本。我在担任北京大学哲学系西方哲学史教研主任之后,为了给人们了解西方哲学史提供条件,主编了四卷《西方古典哲学原著选辑》。第一卷是《古希腊罗马哲学》,第二卷是《十六——十八世纪西欧各国哲学》,第三卷是《十八世纪法国哲学》,第四卷是《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德国哲学》。这一套《选辑》大量发行,成为我国各大学哲学系的基本教学参考数据。后来我又主编了《当代资产阶级哲学论著选辑》。近年来甚至还单独出版了逻辑经验主义的选辑。”

  20世纪70、80年代,维特根斯坦在我国哲学界都被批判为主观唯心主义者、主观经验论者,对于这种状况,洪先生深表不满,认为这是在贱踏维特根斯坦。即使后来研究深入一些,说维特根斯坦也和逻辑经验主义的维也纳学派相联系,维也纳学派的经验证实原则就是来自于维特根斯坦。对于这种情况,洪先生也不同意。1987年,我写了一篇论文,论维特根斯坦与逻辑经验主义的差别,该文在北大学报发表后,我曾寄给洪谦老师,结果洪老师回了一信:“接到你的信附有大作,非常高兴。你文中的看法,对于证实理论无论从Wittgenstein的Tractatus和Wien Kreis来说,都是不同的,即各有各的对Verification Prinsip的看法,不能同一而论。至于对Wittgenstein的(证实)意义理论的经验主义的解释,更是荒谬不过了,我同意你的解释和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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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世界哲学》2009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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