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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汉鼎:回忆洪谦教授

更新时间:2010-03-27 00:15:04
作者: 洪汉鼎  

  当时中国出了一本维特根斯坦的专著,尽管作者花了不少心血写了这部著作,但由于当时的条件以及作者自然科学的视野,很多观点是不正确的,我曾为此写了一篇书评发表在1983年的《读书》杂志上。洪先生对那本书也很不满。我这里还保存了一封洪先生当年写给我的信,时间是1987年10月16日:

  “某一位中国Wittgenstein研究者,去年曾应一位华裔加拿大范克样先生之请(他们研究Wittgenstein的)去Kirchberg,不过他的论文有些地方曾受到范的批评,有人对我这样(说)的。还有数月前,有一位当时参加会的教授对我说:他的(那位中国人)对Wittgenstein的了解和解释,从他来看,大多数当时与会的人都不懂其所以然。我没有见到他的论文,难于判断,不过,我从他的Wittgenstein一书来看,这是完全可能的,有人说:他还自以为是中国研究Wittgenstein的专家,实在可笑!

  数年来,我国学风不好,不看书,不研究,即大发议论,夸夸其谈,实在不好。我们研究现代西方的东西还很幼稚,应当虚心方好,你的意见如何?顺问你好! 洪谦,1987,10,16”。

  这封信指的人,我们可以不去管他,他也是我们哲学界一位很努力钻研西方当代哲学的学者,在那个时代能写出这样一部书,而且是我国第一部研究维特根斯坦的学术专著,应该说已很不错了。只是受到当时左倾思想和哲学观点的限制,对维特根斯坦未能全面把握。我想洪先生的批评也是指理解方面的缺陷而说的。不过在此信中,洪老师指出的当时学界情况,却值得我们大为重视的。“数年来,我国学风不好,不看书,不研究,即大发议论,夸夸其谈,实在不好”。我相信洪先生这种看法已不是一天的了,可能有好多年中国哲学研究的状况都使洪先生担忧。尽管洪先生是指当时的情况,但比较起来,现在的情况又何尝不是这样呢!

  洪先生晚年最怕别人认为他思想落伍了,有次我从德国回国去看望他,他对我说,“汉鼎,我思想没有落伍,我一直在看国外哲学杂志,关注分析哲学的最新发展”。他在80年代就经常参加国际分析哲学会议,并为会议准备了发表论文,1980年国际维特根斯坦第五届讨论会,他发表了一篇题为“维特根斯坦与石里克”的文章,此文后来我翻译在洪先生的《逻辑经验主义论文集》里。他晚年有一篇论Konstatierungen的英文文章,发表在国外一家杂志上,后来他让我翻译成中文发表。此时似乎洪谦先生写作很勤,他有一新思想就立即写出来,一当发表后就寄给我一份。我这里有1988年8月4日洪谦教授写给我的一封信:“洪汉鼎同志,寄去自然辩证法通信一本,内有我的一段东西,不知你收到没有?”

  洪谦先生晚年生活似乎不好,在80年代后期,由于改革开放,中国面貌发生很大改变,年轻人的工资提升了,但老一辈的工资仍保持原样,因此相对于物价的飞速上涨,洪教授的生活水平似乎在下降。有一次我去他家,他不在,洪夫人在织毛衣,我问洪先生那里去了,洪夫人说他刚出去转转,我问他是否又到中关村那家蛋糕店买布丁面包,洪夫人立即回复我一句:“他现在哪里吃得起,他只能在外面看看!”,洪夫人当时说这话的口气我至今还记得。还有一事,有一天,我同学张家桢打电话给我,说他在东四隆福寺的中国书店看到洪先生家的书,上面还有别人送给洪先生的签名,他怀疑是否洪先生家被偷。我立即打电话给洪先生问,洪先生只是简单地说他的书太多,卖了一部分,再未说别的,但我知道这同他家当时经济状况不好有关。我这里还有一封洪先生亲笔给我的信:“有件事托你:如果你(有)办法,能否代我买一条牡丹烟,我将照英磅还给你货款,谢谢你,顺问你好”(写于1988年8月)。

  我曾将洪先生当时的窘况告诉了香港的周柏桥,希望他想办法请洪先生赴香港讲学,可以得到一些外汇。时巧当时香港中文大学有个学术研讨会,讨论他的思想,我们都鼓励他去,他自己也很兴奋要去,可是正在办理护照过程中他去逝。

  洪先生仙逝的时间是1992年2月27日,这次死对他来说来得太突然,本来想再到香港一游,可是老天不作愿,我们后学非常痛心,他没有任何交待就远离我们了。按照家属的意见,遗体告别是在医院里举行的。我手边还保留了一份当时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所写的讣告:“国际著名哲学家,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前所长洪谦教授,因病医治无效,于1992年2月27日晨10时20分在北京逝世,终年82岁,遵照先生的遗嘱,丧事从简,不举行追悼会和遗体告别仪式。

  洪谦先生生于1909年,安徽歙县人,早年曾从学于国学大师梁启超,并经梁公推荐,安徽同乡会资助,赴德国留学,后转赴奥地利,在维也纳大学学习数学,物理学和哲学。1934年以科学哲学为主科在维也纳学派创始人石里克教授指导下,完成了题为《现代物理学中的因果问题》的博士论文,获哲学博士学位,并成为维也纳学派的唯一的东方国家的成员。30年代末回国,先后在清华大学,西南联大,武汉大学任教。1945-1947年赴英国,在牛津大学新学院担任研究员,从事研究和教学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历任武汉大学哲学系主任,燕京大学哲学系主任,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主任,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所长,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校学术委员会委员,校学位委员会委员,西方哲学专业博士生导师;社会兼职有:现代外国哲学学会名誉理事长,《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编辑委员会委员兼现代西方哲学部分主编,《世界哲学年鉴》名誉顾问,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兼任研究员和学术委员会委员,中英暑期哲学学院名誉院长;国外学术职衔和名誉学位有:牛津大学哲学会会员,牛津大学王后学院客座研究员,牛津大学三一学院客座研究员,日本东京大学客座教授,维也纳大学荣誉哲学博士。

  洪谦先生毕生致力于于西方哲学的教学和研究,无论对西方古典哲学还是对现代哲学都有精湛的研究和很高的造诣。他是休谟和康德哲学的专家,他主编的《西方古典哲学名著选辑》多卷本迄今仍是我国学者学习和研究西方哲学史必读的一套最完整的参考书。在现代西方哲学,特别是分析哲学的研究方面,洪先生在国内学术界享有崇高的声望,被中青年学者尊为一代宗师;在国际学术界负有盛誉,1984年维也纳大学马特尔院长在纪念洪谦博士学位50周年并授予他荣誉博士学位的庆祝会上盛赞他“在哲学上,尤其在维也纳学派哲学上,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在40年代发表的《维也纳学派哲学》一书无疑是我国最早系统而准确地介绍逻辑实证主义的一部权威著作。60年代以来,他陆续主编了《西方现代资产阶级哲学论著选辑,(近年经过重编扩大为两卷本《现代西方哲学论著选辑》),《逻辑经验主义》(上,下卷),并组织翻译了马赫的名著《感觉的分析》,均以选材精到和译文信实得到学术界很高的评价。他的一些论文发表在国外权威性的哲学刊物和丛书上,这是他的著作的极重要的部分,尚待译成中文。洪先生晚年曾多次出国,去英国,奥地利和日本讲学和参加学术会议,为国际文化交流做出了贡献。

  洪谦先生治学极其严谨,极其勤奋,直至病重住院前犹殚精竭思,笔耕不已,留下了大量的手稿,他的逝世是我国哲学界的一大损失,他的未竟的学术工作将由我们来继承,他的杰出的学术业绩将永远为人们所怀念。

  安息吧,洪谦先生。”

  一月后,也就是3月27日,我去看望洪师母,洪师母对我讲了如下几点:1.洪先生死前曾有遗嘱:“我能遗留给你们的只是书籍,我很珍贵它们,请你们好好保存,虽然你们没有人会读”;2.对夫人,他也说过:“我对不起你”,洪夫人说,这是50年来第一次对我讲的,可见发自内心深处;3.洪先生一生不问政治,专治学。洪先生回国如同“隐居”,基本上他没有写文章。4.改革开放后,听说国外可出书,他很想再活几年,让他的书能出版。5.不过遗憾的是,他没有手稿,只有构思,他写文章是一次写成,不打草稿。

  (作者工作单位:北京市社会科学院,责任编辑:李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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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世界哲学》2009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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